西方危機的根源：制度、國家建構和世界體系
人民網訊 近年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面臨失敗，美歐國家普遍出現政治危機，自由主義和多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西方內部開始遭到批判和拋棄。西方當前的問題是周期性的振蕩、演進中的挫折還是根本性的失敗？是政治制度的衰朽還是國家建構乃至文明模式的失敗？似乎難以給出確定的答案。范勇鵬兩年前撰文思考這個問題時，還只是謹慎地將討論局限在政治制度本身，未敢做出大膽的斷言。但隨著西方危機的發展和擴散，以及人們反思的深入，現在似乎可以做一較為宏觀評估。本文的大體判斷是，當前西方危機首先表現為根本性的制度危機，但它折射出了西方國家建構模式、西方文化觀念和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全面失敗風險。
西方制度的「世襲性」危機
西方制度的根本問題就是不平等的上升和社會流動的停滯。政治歸根到底是要解決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問題。基於人性、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問題，也就是政治問題，除了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之外是無解的。無論多麼美好的政治，其起源都有著「第一桶血」。人類迄今為止所有的政治制度的本質都是將暴力競爭轉化為某種不需要暴力的競爭。在前現代社會，大多數文明都通過血緣繼承原則來維護這第一桶血所建立的暫時性分配方案，這大體上與各種貴族宗法制度相匹配，秦以前的中國和近代以前的歐洲都是這種情況。但貴族制度最大的問題是人的血統的不平等以及貴族世系間的永恆戰爭。如何走出地方性血統政治就成了人類早期文明的普遍追求。
中國較早走出血緣政治的，基於先秦諸子百家塑造的平等觀念、春秋戰國時期郡縣制的產生、秦代開創的統一格局、漢代建構的大一統觀念，中國不可逆轉地走出了貴族政治時代。這條道路的制度保障就是從舉薦到科舉逐漸成熟起來的一套選擇統治者的方法。通過科舉取士這種客觀性選拔統治集團成員的方式，本質上就是把需要流血來爭奪的權力資源，轉化為不需要流血來爭奪的知識資源。不管這套制度在後期如何的衰敗腐朽，從制度智慧來看，它是前現代人類政治制度的最高峰，保障了中華文明基本的平等性。新中國就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通過人民和人民的先鋒隊直接掌權，讓人民掌握知識和對人民進行教育等方式，建立了本質上更平等的人民制度。
在走出血統政治方面，其他文明也有不同的嘗試，比如中世紀歐洲天主教會和阿拉伯世界的諸帝國都在某種程度上嘗試了超越貴族政治、具有一定公共性的制度，部分克服了封建制度的弊端。但是它們均未能建立起完全替代血緣貴族的穩定製度模式，歐洲尤其如此，直到近代初期，仍處在王朝和貴族戰爭的泥潭中難以自拔。
西方文明基本走出血緣政治，最終靠的是資本主義。「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解決了千年中世紀未能解決的血統不平等問題，用「財產的不平等代替了基於出身不同的不平等」。這是巨大的歷史進步，奠定了西方現代國家崛起的基礎。其制度保障就是把需要流血來爭奪的權力資源，轉化為不需要流血來爭奪的財富資源。具體的制度形式始於義大利諸共和國，其特徵是商業與金融財富集團掌握政權，以代議制機構進行決策，委託行政首腦進行直接管理。 這套制度經過荷蘭的發展，到英國「光榮革命」形成了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想制度，再經過美國的發展和推廣，形成了今天西方制度的底色。
與古代中國靠知識來替代權力資源相比，近代西方用財富來替代權力資源的制度有利有弊。利的方面，西方制度有利於增長、創新、活力和科技發展。近代歷史上西方國家打敗傳統中國，主要就是由於這些因素。弊的方面：首先，知識的分配與傳播，邊際成本較小；與之相比，財富的分配更接近一種零和博弈，容易導致衝突性的政治文化。因而，以知識為權力資源更容易產生權力的擴散和平等的上升，而以財富為權力的資源更容易產生壟斷。其次，知識的繼承性弱，財富則更易於繼承。這就決定了知識的博弈對於每一代人都可以從頭開始，而財富的博弈則具有世襲性。第三，知識的獲得對健康、智力和人格等有基本的要求，更有利於保障統治者的基本治國能力。財富的獲得則有可能完全是由於機會和運氣，無法保障基於財富選擇的統治者符合基本的要求。這也是為何西方制度一定要採取代議制和責任政府（或獨立的行政機關）的原因之一。這些利弊決定了西方制度必然會產生自由急劇擴大、平等嚴重受限的局面，也就是說，西方現代制度並沒有能夠完全打破世襲政治，只是有限地突破了封建制，身上仍然烙著中世紀的紋章。
西方制度對人的平等性的提升決定了其在走出中世紀之後能夠得到一次大的發展，但上述弊端意味著它給人的平等只提供了非常狹窄的進步空間，歷史的發展很快就會撐破西方制度所能承受的上限，19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就是對這一上限的挑戰。隨著平等訴求越發強烈，資本主義制度過渡到社會主義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已經有充分論述，無須贅言。但是資本主義主動被動地用自己的獨特方式阻礙了這一過程的發生：首先，用殖民主義獲取額外利潤和轉嫁危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內部矛盾；其次，用民族主義動員社會，通過戰爭轉移了國內衝突；最後，用帝國主義實現資本的全球流動，使資本不再完全受制於國內社會。這些方式都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並且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爆發。但是，世界大戰的一個意外後果是摧毀了資本存量和長期積累的經濟不平等，而戰後恢復期的高速增長又降低了不平等加劇的速度。 於是產生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繁榮、平等和進步的假象。
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的邏輯還存在，西方制度就一定會不斷複製上述毀滅過程。自蘇聯解體之後，失去了外部競爭者的西方制度就回到了這個邏輯過程，資本恢復專橫、社會急劇分化、貧富差距擴大、權力分配固化，最終使一度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制度回歸到准封建式的世襲制度。因而，今天西方的制度問題絕不是細枝末節的具體困難，而是一個歷史性宿命。一些敏銳的思想家觀察到了這一問題，比如，皮凱蒂就尖銳地指出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世襲制」特徵，福山雖然不願意承認，但也不得不討論美國制度的「再世襲化」風險，楊光斌則直接稱美國制度為「封建制」。
西方危機，卻不僅僅是西方的，中國雖然有兩千年官僚政治傳統和近70年社會主義傳統，但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力量的上升，必然會帶來同樣的問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這樣一支代表人民性、公共性的力量，或是這支力量沒有能夠堅持自己的價值理想，那麼中國有可能陷入和西方一樣的危機。中國模式能否走出不同於西方模式的成功道路，關鍵就在這裡。
共同體建構危機和文化矛盾
正如亨廷頓所說，政治制度只是「文明表面轉瞬即逝的權宜手段」，西方的制度危機是比較表面的現象，更深一層的是共同體危機，也就是國家建構危機，以及隨之產生的文化矛盾。
前面提到人類文明早期階段對走出地方性血統政治的普遍需求，這一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驅動著人類各種政治共同體的發展方向：即從地方性的小共同體走向超地方的統一共同體。統一不僅僅可以帶來和平、安全和普遍政治秩序，也可為內部統一市場、大規模社會分工、基礎設施建設和高級文化的生產創造條件，現代資本主義還顯示了統一帶來的技術和產業創新的規模效應。比較中國的秦制、美國憲政和歐洲一體化，如果剝離掉「權利」話語的面紗，其實可以發現它們共享著許多類似目標。因而可以說，統一是人類政治發展首要的「普世價值」。多數古代文明都發生了從城邦時代向統一大帝國時代的過渡，但是統一的程度各不相同，並且除中國之外，其他文明都不同程度地發生了倒退，部分地退回到地方性血緣政治階段之中。歐洲文明是倒退最嚴重的，在阿拉伯世界多次形成大帝國之後，歐洲仍然未能走出中世紀。
啟蒙運動以來，歐洲才在借鑒學習阿拉伯文化和中國文明輝煌制度成就的基礎上，恢復了緩慢的共同體建構過程，與社會相分離的公共性權力在羅馬帝國崩潰一千多年之後終於再一次在歐洲大陸上開始生長。今天歐洲各國都是這一過程的產物。以法國的路易十四為典型代表，歐洲終於出現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這在當時是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共同體形式。然而，對於歐洲既是大幸也是不幸的是，共同體建構過程尚未完成，英國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自此，資本主義和共同體建構就成了西方文明內部既相輔相成又相互制約的一對邏輯。
按照共同體建構的邏輯，西方應該不斷追求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一體化」（這也是歐洲基督教政治哲學的理想和各種永久和平論和世界帝國論者的理想），或者說某種版本的「大一統」狀態。而按照資本主義的邏輯，資本擴張早期需要國家的護持和重商主義政策，所以會加速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但是到資本擴張後期，資本的流動性和國家的地方性之間的矛盾就會突出，資本成為阻礙共同體建構向更高層次發展的因素。
這兩種邏輯在現實中碰撞的結果就是，源自英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國家間的競爭和戰爭迅速在歐洲傳播開來，加速了歐洲民族國家建構，同時也導致了民族國家結構的早熟和固化，使之不可能在更高層次上複製共同體建構模式，歐洲由此進入「列強模式」（美國是一個例外，在極特殊的條件下得以初步實現統一共同體的建構）。此後資本跳出民族國家宿主，開始世界性擴張，資本的流動性和國家的地方性之間的張力自此就成了西方文明揮之不去的夢魘。西歐殖民帝國的擴張和宗主國的空心化、東歐傳統帝國的崩潰和大量「無根人口」的流散、歐洲列強在世界上的優勢地位和相互之間的安全威脅等，這些矛盾本質上都是資本流動性和國家地方性的矛盾所致，最後只有靠戰爭和革命才能打破這個矛盾。
兩次世界大戰就是矛盾的總爆發，美國這個特殊力量的存在才使之沒有演變成西方文明本身的崩潰。二戰後，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都獲得重生，表面上看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但是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克服內在的矛盾。共同體建構的邏輯和資本主義的邏輯主要以文化矛盾的方式繼續存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種矛盾之中：
一是群體與個人的矛盾。任何共同體的存續，都要以某種集體意識為基礎。西方在中世紀主要是靠基督教，近代以來靠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而資本主義要求以個人主義為基礎，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法治、權利、契約、程序——都是個體本位的。這些核心價值長期以來壓制了犧牲、美德、傳統等價值觀，埋下了國家解體的可能性。
此外，由於來自內部階級鬥爭的威脅和外部共產主義的競爭，西方國家不得不吸收了許多社會主義因素，比如普選權、勞動權利、社會保障、婦女權利和少數民族權利等。但是在吸收這些因素的時候，必然要摘除掉社會主義價值中的集體主義本位，將這些權利與個人主義相嫁接。這個過程中就埋下了無法自恰的矛盾：無論是西歐的福利國家還是美國的「新政自由主義」，都是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賦權運動（entitlement），所以雖然表面上呈現出「進步主義」「偉大社會」或「福利社會」的光環，內部卻在醞釀著社會原子化和解體化的風險，加劇了共同體與個人的矛盾。這一矛盾在今天的歐美都已開始爆發，選舉制度更將這種矛盾鎖死，非革命性變革幾無改良的可能。
二是集權與分權的矛盾。共同體建構邏輯必然要求集權，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產生，歐洲國家建構會在集權的路徑上演進。但是資本要求國家處於一種有限狀態，以便於資本收放自如地俘獲和控制國家，以及在必要的時候擺脫國家。所以資本主義邏輯導致了個人權利和地方權利對國家權力的制約，這就是所謂「憲政」的本質含義。這兩種邏輯之間的衝突不僅使美國、德國等形成了州權制約中央集權的聯邦制，而且使已經走上集權之路的歐洲國家也發生了倒退，在二戰後大多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地方分權化過程（近來西班牙地方獨立問題僅是暴露出來的少數結果之一），更甚之，在根本上阻礙了歐洲一體化的進展。
三是排斥、歸化與多元的矛盾。按照共同體建構邏輯，國家需要促進人口的均質化。有兩種可能方法可以達到這一目的：一是排斥，即將異質人口清除出共同體，實現內部的凈化（二戰前的歐洲主要走的是這條路）；二是歸化，即將不同的人變成一樣的人（二戰前的美國主要採取這種方式）。而資本的邏輯主要將人口視作勞動力，不關注其文化屬性。例如，在美國歷史上，國會多次通過移民法案來緩解國內工人運動的威脅；而在今天的歐洲，面對移民問題，親資本的力量一直是持歡迎立場的主力。
二戰後，美歐各國都進入了一個以賦權為特徵的進步時期，平等權利與個人主義的結合（也即部分社會主義價值和資本主義核心價值的結合）產生了「文化多元主義」。自70年代大行其道的各種多元主義是個十分複雜的現象，但總體上符合資本的邏輯而不利於共同體的邏輯。80年代以來，多元主義不斷導致西方社會內部的「文化戰爭」，到今天已經演變成無法彌合的社會分裂。
這三種矛盾合力的結果就是西方文明普遍出現了共同體離散的風險。如果西方文明能夠迅速走出這場危機，它也要花相當長的時間重新集聚統一的動能，推動共同體建構的邏輯繼續發展。如果西方不能走出這場危機，那麼它在未來世界政治中將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
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的失敗
人類歷史上諸文明的穩定與否，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自足能力。自足能力對文明的地理範圍、人口規模、資源能源和生產方式都有一些要求，但是在這些基礎上，政治統一的建立是最不可或缺的。中國是人類文明中自足能力最強的，所以也最為穩定（在現代史上，中國也是迄今唯一一個能夠不通過向外轉嫁矛盾而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西方文明從未長期實現自足狀態。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方面彌補了西方文明自足能力的短板，使其可以在世界範圍內汲取資源，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在更高層次更大範圍上產生了對外部世界的依賴，更加難以自足。因而，不管是單個的西方國家，還是作為整體的現代西方文明，其興衰都繫於其主導的世界體系的成敗。從二戰後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逐漸走上了這個世界體系的霸主地位，歐洲日本等第二梯隊在美國體系下也享受著部分紅利，這是西方現代文明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但現在這一國際體系也出現了解體跡象。
首先，這個體系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形成了矛盾。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國通過美元向世界提供流動性來維持美元霸權，但同時產生的長期巨額失衡要靠進口廉價商品來彌補。這個循環有利於美國的短期利益，從長期角度卻損害了美國的工業能力和階級結構。近年來矛盾爆發，這個體系越來越難以為繼，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呼聲高漲。
其次，美國主導的體系與英國全球帝國有一個重大區別：英帝國是殖民帝國，對殖民地實施直接統治，雖然本質罪惡，但至少為當地提供了基本的秩序和治理結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個有序的體系，甚至英帝國的解體都是在有序情況下發生的；而美國的全球體系是金融帝國，以自由為原則，不關注治理，美國表面上推廣民主、法治、人權等，實質上是推廣自由原則以服務於本國資本的利益，結果就導致了美國資本所至之處，往往發生自由主義之災，國家崩壞，秩序無存。隨著美國硬實力的衰落，整個體系越發陷入無序狀態，反過來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西方文明所建立的所有世界體系，本質上都是剝削性、等級性的，始終面臨著其他文明的反抗，不可能穩定長存。
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在過去能夠穩定存在，既依賴於西方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也藉助於西方的意識形態。當前西方的硬實力在下降，意識形態力量也在衰落，而且速度有可能更快，這就和現有世界體系形成了一種「正反饋」式的互動：西方控制力的軟弱，加劇了當前世界體系的解體；而世界體系的解體，打斷了西方國家長期依賴的全球價值鏈條。
結 論
本文粗略勾勒了西方文明現在所處狀態的歷史圖景。這個圖景非常不完備，比如，沒有考慮到技術創新有可能發生的巨大作用，沒有設想西方通過發動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可能。但是，在假定其他條件不會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前提下，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首先，西方的政治制度出了根本性問題，資本失去約束、經濟不平等加劇、社會階級的固化，整個制度發生了世襲化的倒退。其次，制度危機反映了西方國家建構模式和文化矛盾等深層矛盾，它們的根源是共同體邏輯和資本邏輯的矛盾。該矛盾帶來了比制度危機更危險的結果——共同體的解體。最後，西方現代文明是一種無法自足的文明，依賴於世界體系而存在。現代世界體系的失敗將給西方帶來致命一擊。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范勇鵬 本文轉載自《當代世界》總第434期） (責編：劉茹霞(實習生)、劉潔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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