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在大屠殺中救了25萬中國人的納粹黨員，卻拒絕指證日本戰犯！
今天要講的這個人是被稱為中國辛德勒的約翰拉貝，令人驚訝的是他還是納粹黨員。
拉貝早年曾在非洲生活數年
1908年來到中國，1911年至1938年間受雇於西門子康采恩的中國子公司—西門子中國公司，開始在中國瀋陽、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經商，在中國時間前後長達30年。
南京大屠殺時納粹德國是日本的盟國，拉貝以其特殊的身份目擊了日軍在中國南京製造的南京大屠殺，並將其記錄為著名的《拉貝日記》。並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醫生、商人等共同建立了3.88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人們希望他作為一個德國人並首先是一個納粹黨成員可以對日本軍隊施加影響。但收效甚微。安全區為大約25萬中國難民提供了暫時棲身避難的場所。在拉貝自家的花園中亦庇護了600名左右的難民。
《拉貝日記》是這樣記錄的
1937年12月01日「我們很難決定是否繼續展開建立難民區的工作，因為我們還沒有收到日本當局的答覆。如果我們要求留在南京的市民搬進中立區，之後又遭到日本人斷然拒絕，那麼我們將富有很大責任。表決的結果是，大多數委員贊成我們繼續工作下去。」
1937年12月05日「炸彈一枚接一枚地落下。上海的電台報道說：日本人不會承認我們的安全區。他們現在距離南京，只有13公里。」
1937年12月06日 我和現在住在我旁邊的「軍官道德修養協會」的黃上校，進行了一次有意思的交談。黃堅決不贊成成立安全區，他認為這樣一個區會瓦解南京部隊的士氣。他向我解釋說：』我們是因為自己的過錯才輸掉了這場戰爭。
我們應當能守衛地更好一些。我們應當用自己的熱血來保衛祖國，不讓日本人佔領一寸土地。但是我們退卻了。南京應當守衛到最後一個人。如果你們不建立安全區，那些現在搬進區內的人，本來是可以幫助我們士兵的。』這位黃上校明顯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對於這種奇怪的言論我還能說些什麼？ 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為他們沒有錢帶著自己的家人和一點點財產逃走。他們是窮人中最窮的人。難道應該由他們以生命來彌補軍方的過錯嗎？
尊敬的黃先生，您為什麼不命令那些南京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錢的80萬市民留下來？為什麼總是要社會最貧窮的那些人來獻出他們自己的生命？」1937年12月07日「我昨天下午拜訪的黃上校也走了，這是奉了最高統帥的命令！留下來的全是窮苦的人民，和我們決心要和所謂的「安全區」共患難的歐美人。
1938年拉貝被公司召回，抵達德國後立即四處公開演講放映紀錄片揭露日軍暴行，並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希望德國政府出面對日本施加壓力，但此報告當時沒有公開。
一般認為，由於德日為盟國，故德國當局禁止他發表在南京的所見所聞
之後，他甚至因此一度被蓋世太保逮捕。他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照片和 攝的影像資料與此期間也被沒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被先後蘇聯和英國逮捕。在面見了朱可夫元帥並證實他沒有犯錯之後，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國無罪釋放，生活拮据。
宋美齡很快就找到了拉貝一家的下落，希望拉貝能在東京審判中作為南京大屠殺的證人出席，但被拉貝婉言拒絕。
原因可能有兩個
第一回國後 拉貝被蓋世太保逮捕、軟禁、監視，甚至將他列到了黑名單之上，隨時可能被秘密處決。在納粹政府被推翻之後，居然又因自己的納粹黨元老的身份被德、英、蘇逮捕入獄。西門子公司一度辭退他,拉貝一家生活異常艱苦。
第二個應該跟拉貝本人的性格有關，但是實際上他在中國二十幾年都不會講中文，他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對中國人的拯救不是出於民族的利益，而是在戰爭面前人性的表現。
鑒於在南京時的功績，他因而得到南京市民的捐助及國民政府每月金錢和糧食接濟，全家得以度過戰後物質匱乏的難關，包括蘇聯封鎖西柏林的艱難日子。
這種接濟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政府撤離南京為止。拉貝的晚年十分之凄涼，在1950年，也就是抗戰勝利的第五個年頭他就逝世了，當時無人知曉，沒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他的墓碑上也僅只書寫下「一個好人，一個不屈的人，約翰拉貝」。
他逝世後，日記資料由他的家人保存。
「1996年，《拉貝日記》在美籍華人張純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尋訪下得以重見天日，12月13日在美國紐約的南京大屠殺紀念大會上，拉貝外孫賴因哈特女士將2000多頁的日記副本首次向外界公開，立即引起轟動，成為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詳實的史料之一。
2006年10月31日，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芮悟峰 在南京拉貝故居落成儀式上說，「還有誰能比他更好地代表德中兩國之間的友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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