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擁有從來都是僥倖,無常才是人生常態
上世紀四十年代,國民黨將領白崇禧為逃避日軍,帶著全家從桂林老家搬來了重慶。
儘管遠離故鄉,但一家人在重慶的宅子里,依舊熱鬧的很,這家有十個孩子,九個都繞著他們的母親馬佩璋,念叨著在外指揮作戰的父親何日歸來。
只有一個孩子,終日窩在花園山坡上的小房子里。
孩子已經7歲了,但他無法參與客廳里的家庭小會,也無法和兄弟姐妹們在院落里追跑。
因為得了肺癆,他不得不被隔離在這個偏僻的角落靜養。
他就是在家排行老九的白先勇。
世界被分為了兩頭,一頭是熱騰騰的生活,一頭是不會言語的四面白牆。
在獨居的百無聊賴里,白先勇只能不斷地回想之前在老家的快樂時光,花橋橋頭有好幾家桂林米粉;
和全家在象鼻山坐船,在灕江里游泳,從象鼻口穿來穿去;還有一個叫唐小義的船家賣的田雞粥,味道最鮮美——這些是他對繁華的初識。
後來這一切都在顛沛流離的逃難生活里被瓦解了,世間之事,越歡愉越脆弱,能讓美經久不衰的只有想像,這個道理,白先勇很小就體會出來了。
白先勇變得越來越孤僻了,幸好家中那個叫「老央」的老伙夫酷愛說書,白先勇就常常搬個板凳去廚房裡聽老央講故事。
從瓦崗寨的英雄世界到秦叔寶的威武,那些故事裡總有人氣,對文學和戲劇的敏感在白先勇的內心裡慢慢滋長。
也正因如此,白先勇對於人世間的苦痛有了越加清晰的感知,雖然父母竭盡所能地四處為他求醫,但他始終失去了一個孩子該有的天真爛漫的童年。
他在那個角落裡窩了四年,終於治好了病,卻跟著全家又踏上了開往香港的輪船,後又定居台灣,一別大陸39年。
再想起一碗米粉,一次灕江泛舟,一碗田雞粥,都彷彿是夢境一般,他的故鄉情結越結越深。
白先勇成長於官宦之家,父親曾是「中華民國國防部長」,是國共共同尊敬的「抗日英豪」,母親是名紳富賈之女,是能帶領全家穿越槍林彈雨的勇敢女性。
他的童年除了桂林山水,更多的是終日逃難,到了台灣因父親不再掌權而家道中落,但對於白先勇來說,這下才算真正安定了。
他的童年,名門望族眼前過,那些身世厚重的歷史人物,也不過只是隔壁的長輩,他親歷了戰火紛飛的年代,看到他們如何一步步走向壯烈,走向殘酷,走向遺忘。
他是註定要書寫時代的人,他說,「我寫作,是因為我想用文字來表現人類心中一種無言的痛楚。」
在台灣,成長為文藝青年的白先勇辦雜誌,發表小說。20世紀60年代,因《寂寞的十七歲》,白先勇一舉成名。
《寂寞的十七歲》里所刻畫的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寂寞和悲哀,籠罩在陰鬱的霧霾中,有著少年細膩又懵懂的憂愁,這份憂愁總有一天會變得很輕盈,被更大的命題褪色。
這個沉重的命題便是死亡——1962年12月4日,白先勇的母親馬佩璋因高血壓逝世,終年59歲。
從那天起,他與母親的距離不再是一個花園矮小的山坡,人的死亡比時代的幻滅更冰冷,逃的過天無寧日,卻逃不過生死局限。
母親入土那一天,他說,「我覺得埋葬的不僅是母親的遺體,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幾十天後,白先勇決定起身前往美國,離開的那一天,台北陰雨連綿,多日垂淚面容憔悴的父親白崇禧,來到松山機場送別兒子。
那日素來剛毅堅強的父親又一次老淚縱橫,征戰沙場大半生,父親很少有時間能陪伴白先勇,他內心充滿了不舍,戰爭年代他是英勇無畏的將軍,走出歷史,他是一個脆弱柔軟的父親。
那日松山機場感慨悲痛的父子二人,沒有想過,這一別,再無重逢之日。
四年後,沒有等到白先勇歸來,父親就去世了,這對白先勇無疑是又一次重擊。
操持一整個大家庭的母親已經離去,而那個率領百萬雄師的父親也倒下了,他聽說父親晚年凄涼,常常悵然若失,似在尋尋覓覓,像迷航的扁舟,沒有了岸頭可靠。
從此後,白先勇的孤僻角落,也沒有了思量的方向,世界剝奪了他心頭最後一點縈繞的牽掛,他感到命運的決絕。
「我走到湖邊,天上飄著雪,上下蒼茫。我立在堤岸上,心裡突然起了一陣奇異的感動,那種感覺,似悲似喜,是一種天地悠悠之念,二十五歲的那個自己,變成一團模糊,逐漸消隱,我感到脫胎換骨,驟然間,心裡增添了許多歲月。」
1971年,白先勇出版了自己的小說集《台北人》,這本小說集里刻畫的已全然不是《寂寞的十七歲》里的人物樣貌,他們來自台北都市不同的階層,有商人,幫傭,軍人……
他們的故鄉是大陸不同的省級和都市,他們在新的土地紮根,追憶,偷生,是時局變遷生出了「亞細亞的孤兒」,每一個都背負著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
白先勇提筆寫《台北人》時才二十五六歲,這樣年輕,卻筆下滄桑,寫出了六七十歲人的心境。
這本書被選入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7位,是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
旅美學者夏志清教授曾這樣說:
「旅美作家中,最有毅力,潛心自己藝術進步,想為當今文壇留下幾篇值得給後世朗誦的作品的,有兩位:於梨華和白先勇。後者更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五,六人而已。」
將人物貫穿於時代洪流中,從邊緣觸碰到時代中央,是白先勇最擅長做的事情。
也許因為那份由孤獨感而來的敏感,讓他總能捕捉到人性的細枝末節。
除了《台北人》,他的《紐約客》是他在留美期間對疏離感的細膩註解,是人的命運和文化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的思考。
四十不惑,他寫了《孽子》,記錄了台北一個同性戀群落的歡樂和悲傷,震驚文壇,在扉頁上,他淡淡寫下:
「寫給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裡, 獨自彷徨街頭, 無所依歸的孩子們。」
對人性的解讀越通透,最後就越會呈現出悲憫,這個世界有無數我們看不見的角落,等著滲透進光,這其中,也包括他的角落。
能捧出中文文學上第一部同性戀著作,只因為那是他最真情流露的宣言。
(2003年電視劇版)
關於他的戀情,在《樹猶如此》中,我們能看到他「以血淚、以人間最純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
他用這篇散文,紀念他的同性戀人,一生摯友王國祥。他們17歲時相識於台灣,從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38年。
他們一個喜文,一個好理,台北求學時儘力考去一個學校,兜兜轉轉,相聚分離有時,卻始終堅定攜手同行。
在美國,他們在不同的城市,卻一定會在假期里相伴挑選花木,一起做園藝,像天底下所有的普通戀人一樣,享受著璀璨星空,悠悠白雲。
白先勇說,他和王國祥的感情里,「包括朋友、愛人、兒時默契的夥伴等多重含義。」
但人生大限一到,無人能破。王國祥舊病複發,白先勇全力以赴,美國,台灣,大陸,只要有一絲機會,白先勇都尋方而去,這期間糾結痛楚,嘗盡世間無奈。
「而我自己亦盡了所有得力量,去回護他的病體,卻眼看著他的生命亦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
全力以赴,卻仍一敗塗地。」
1992年8月17日,白先勇牽著王國祥的手,陪他走完人生最後一刻。
「春日負喧,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義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鍊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比天裂更大而難補的,是「情天」,這篇《樹猶如此》是王國祥去世六年後白先勇才敢起筆回憶的往事。
從此之後,白先勇很少再創作,開始了「一個人的文藝複習」。
白先勇說,「年輕時候經歷了那麼多事情,是奼紫嫣紅的人生。到年齡大了慢慢對人生有更深的體悟,才看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他用更多的時間去給《紅樓夢》註解,去推廣崑曲,製作青春版《牡丹亭》,他說「我心靈上的故鄉,還是想回到傳統文化。所以我推廣崑曲,推廣《紅樓夢》,這些真的是我的故鄉。」
英國有莎士比亞,而中國應該有湯顯祖,曹雪芹。
「我喜歡茶花,茶花美,很高貴。茶花凋謝,不是枯萎的跌落,它是很決絕的,一整個掉下來,非常決絕的……《紅樓夢》講的就是這個,告訴你人生道理。我不認為它是很悲觀的,有時候可能是一種解脫,是了悟。」
他與紅樓結緣在被隔離的小房間,從十歲讀到八十歲,他認為紅樓是天下第一書,紅樓他讀了一輩子,也教了一輩子,退休後受台大邀請,重新開課,一講就是三學期。
雖然年事已高,但他講的聲情並茂,他認為,如果這樣能讓年輕人更靠近一點我們自己的文化瑰寶,那就很好。
而《牡丹亭》也是他心中「美」和「情」的象徵,他痴愛著中國的傳統文化,這條線從他離開祖國大陸一直拉著他,讓他從沒有離開過這片文化土地。
他的父親曾為守護領土而意氣風發,他也找到了他的領地,便是為守住我們的文化精髓,多講一節課,多去一個城市,多排一場青春版《牡丹亭》。很多個瞬間,你能看見他眼裡的光,那是對星火燎原的期望。
他說,「我對中國文化的焦慮、憂心、熱愛,一直在燃燒,一直沒停過。」
余秋雨說過,從1958年開始創作以來,「我們看到了一個文學的白先勇,一個教師的白先勇,一個崑曲的白先勇,一個電影的白先勇」,「而他在每一個領域,都做到了極致。」
在許知遠的《十三邀》里,白先勇回到故鄉桂林,吃上一碗家鄉米粉。
他感嘆於那滷水的香味,那一刻,他彷彿不再是《文學雜誌》社裡撓頭躊躇的少年;
不再是台北街頭沉默青年,不再是異國迷茫的異鄉人;
甚至不再是誰的孩子,愛人和朋友,而僅僅是一個被故鄉召回的遊子,摸到了靈魂深處的餘溫,奼紫嫣紅開遍。
匠心薦書
《台北人》
作者:白先勇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為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的《台北人》,是一部深具複雜性的短篇小說集,由十四個一流的短篇小說構成,串聯成一體,則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說之幅面變廣,使我們看到社會之「眾生相」,更重要的,由於主題命意之一再重複,與互相陪襯輔佐,使我們能更進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義,並使我們得以一窺隱藏在作品內的作者之人生觀與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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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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