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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潘光:「絲綢之路」與中俄文化交流

原標題:【一帶一路】潘光:「絲綢之路」與中俄文化交流


作者繫上海社科院上合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上合組織國際司法交流合作培訓基地首席專家、 上海世界史學會會長


在「上海五國」——上海合作組織進程啟動之前,中國與俄羅斯(蘇聯)的文化交流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連,但又不限於「絲綢之路」的地域範疇。

自2017年6月接任上海合作組織輪值國以來,中國積極推動上合組織各領域的合作進一步發展, 主辦上合組織峰會是2018年中國最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之一。目前,關於上合組織經濟合作和安全反恐合作的著述甚多,但人們對上合組織人文合作的歷史和現狀卻知之不多。本文擬重點探討上合組織進程的歷史文化底蘊及上合組織人文合作取得的成績。


上海合作組織進程的歷史文化底蘊紮根於中華文化、俄羅斯文化和中亞各民族文化之間上千年的交流和融合之中,而貫穿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在其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中國與俄羅斯(蘇聯)幅員遼闊,兩國的文化交往更超越了「絲綢之路」的地域範疇,但也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連。以如此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為基礎, 上海合作組織的人文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果。


「絲綢之路」——中、俄、中亞文明交匯的橋樑


據史家研究,早在距今約3000年前的中國西周時代,在中國和希臘之間遼闊的草原、半沙漠和山區地帶,就散居著許多游牧部落。希臘人稱他們為斯基泰人(Scythians,一譯西徐亞人),中國人則將分布在河西走廊西端和天山南北的部落稱為塞人部落。正是這些生活在亞歐大陸腹地的游牧部落建立了穿越中亞地區的最古老的貿易聯繫。英國著名的東西方關係史研究權威G.F.赫德遜在其名著《歐洲與中國》中具體描述了由塞人等草原民族充當中介的從歐洲到亞洲的商路,它從亞速海啟程,經頓河、伏爾加河、烏拉爾河,穿過中亞大沙漠,到達高峻險要的阿爾泰山。公元前6或7世紀,一位古希臘商人亞里斯特亞士(Aristeas)曾隨斯基泰人到達天山山脈,他的見聞錄《阿里馬斯比亞》不但記述了在中亞草原間往來的塞人部落,還提到在戈壁沙漠那一邊,「有一片富饒的土地,人民定居務農,海水永不結冰」。 這可能是歐洲人對亞洲東部最早的朦朧記錄。爾後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等人也對歐亞草原的各民族作了詳細描述,一直談到天山附近的伊賽頓人。 當時色彩艷麗的中國絲綢已進入希臘諸城邦,成為上層顯貴的奢侈品。古希臘知道東方有一個生產絲的國家,以「賽里斯」(Seres)稱呼它,便是根據漢語「絲」的譯音而取。

公元前334-323年亞歷山大大帝率軍東征,橫掃亞洲西部和中部,幾乎叩到了中國的西大門,用劍與血開創了古代東西方文明交融和商貿大發展的新時期。如果說亞歷山大帝國的出現曾在客觀上有利於保障古代亞歐交往通道西半段的暢通,那麼隨後東方漢帝國的昌盛則有助於這一通道東半段的開通,從而為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開闢創造了條件。漢朝的中國是亞洲東部最大的王權國家,其控制力達到天山腳下,中亞不少游牧民族紛紛向漢朝稱臣納貢。公元前138和前119年,漢武帝派遣其侍從官張騫兩度出使西域,實地勘察了東西交通要道的東半段,開始了內地與西域、印度、中亞和西亞的直接交往。


由此,加之此前業已存在的中西亞與歐洲的聯繫通道,一條貫穿亞歐大陸東西的交通線便逐漸形成。由於漢王朝國力強盛,穿過該地域的商路安全暢通,以中國絲綢為主要商品的東西方貿易開始有了一條比較固定的陸上路線,即從中國渭水流域起,通過河西走廊由崑崙山脈的北麓或天山南麓向西穿越蔥嶺(帕米爾),經中亞再沿西亞的幼發拉底河到地中海東岸的安條克城,最後通向羅馬。這就是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


儘管這條通道途徑許多浩瀚無際的沙漠,然而沙漠里的天然綠洲卻為過往行旅提供休憩、棲身之地,故被稱作「綠洲之路」。至於「絲綢之路」這一術語,最早出現於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 除了「綠洲之路」,也有學者將前面提到的由塞人等游牧部落自先秦時代就已開闢的商路稱為「草原之路」。近來還有學者提出,在張騫通西域以前還存在一條「南方絲綢之路 」從今成都出發,經雲南出橫斷山,經緬甸抵印度,而後向西北入中亞、中東,抵地中海沿岸。


無論怎樣定義「絲綢之路」的走向,中亞地區都是「絲綢之路」的中段和主幹,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絲綢之路」對中亞地區的影響,不僅在於貿易對中亞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更重要的是與貿易緊密相連的文化交流使多種文明在中亞交匯、融合。


從古至今,古埃及文化、古波斯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古羅馬文化、古希臘文化、漢儒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斯拉夫文化、阿拉伯文化、伊斯蘭文化、猶太文化、俄羅斯東正教文化、蘇聯文化、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新中國文化等等都通過「絲綢之路」對中亞產生過或還在產生著影響。因此,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中亞在歷史上是各種文明交匯、碰撞的舞台和橋樑。這裡不打算寫一部中亞文明交往史,僅對此做一些案例研究。

案例之一,中亞「胡」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近代以前,「胡」對生活在中原地帶的漢人而言有多種含義。可以指「北方的游牧人」,即「北胡」;也可指蔥嶺東西兩側地區(今新疆及烏姆河—錫爾河流域)的民族,即「西胡」。 從趙武靈王引進胡服騎射以增強軍隊戰力開始,胡文化在中國內地逐漸開始傳播,至東漢繁榮,於唐代鼎盛。 其包括「胡服、胡飯、胡床、胡騎、胡笛、胡舞、胡音、胡樂、胡姬」等等,涉及衣、食、住、行、樂等方方面面。《本草綱目》中提到,由張騫從西域引入中原的植物有:紅藍華、胡麻、蠶豆、苜蓿、胡瓜(即黃瓜)、安石榴、葡萄等。其中苜蓿的原產地為伊朗,傳入中原很可能是通過大宛國(今費爾干納草原區域)。安石榴的原產國也在伊朗。


案例之二,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和摩尼教從中亞傳入中國。大月氏國於公元1世紀稱雄中亞,其國王篤信佛教且大力支持佛教傳播。據載,漢明帝時代從大月氏國來的迦葉摩騰、竺法蘭等人在洛陽白馬寺譯出《四十二章經》,將佛教傳入中國,此後不斷有中亞地區的高僧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國佈道。中國唐朝時,阿拉伯勢力進入中亞。到10世紀末,伊斯蘭教在中亞迅速傳播。元朝時,蒙古人推行宗教寬容政策,伊斯蘭教便逐漸進入中國,在中國西北地區流行、普及。初入中國的基督教派是「聶斯脫利教」,即景教。該教派在美索不達米亞較為活躍,後傳至中亞地區,再逐漸進入中國西北邊區。當時中國境內的景教徒,不少來自中亞。到唐太宗時,景教甚至得到了官方承認。來自中東、中亞的猶太人於7至8世紀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國,起先定居長安,後移居開封,人數最多時超過5000。大約在武則天時代之前,中亞的粟特人將摩尼教傳入中國。摩尼教進入中國後迅速漢化,與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相結合,逐漸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消融。


案例之三,中華文明也對中亞產生了重要影響,並通過中亞傳播到西方世界。其中最有名的當屬以絲綢為代表的紡織、服裝文化,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繅絲術。玄奘高僧在《大唐西域記》中就生動地描繪了中國內地的蠶桑技術是如何傳入中亞地區的。「絲綢之路」即以此命名,這裡不再詳述。同樣,對人類文明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的造紙術和印刷術都是從中國通過「絲綢之路」進入中亞,再傳播到西亞、北非、歐洲的,而中國的儒家文化和道教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對中亞和西方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當然,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發達和全球交通網路的拓展,以駱駝和馬匹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絲綢之路」的作用逐漸衰退。到了今天,在當年的「絲綢之路」上往來的已是汽車和火車。但是,「絲綢之路」這一名詞仍然被廣泛使用,如人們把貫通亞歐的大鐵路稱為鋼鐵「絲綢之路」,把從中亞通往中國的油氣管道稱為能源「絲綢之路」,等等。2013年,中國提出了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又賦予絲綢之路與時俱進的全新內涵。更為重要的是,「絲綢之路」已成為不同文明溝通、對話、交流的象徵。


中國領導人指出:「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兩千多年的交往歷史證明,只要堅持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這是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正因為此,上合組織從其前身「上海五國」進程啟動之時便強調要從文明對話的角度弘揚「絲綢之路」精神構建新的「絲綢之路」,將「絲綢之路」這一歷史留下的寶貴財產視為各項合作發展的文化底蘊和文明基礎。

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連而又超越「絲綢之路」的中俄(蘇)文化交流


在「上海五國」——上海合作組織進程啟動之前中國與俄羅斯(蘇聯)的文化交流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連,但又不限於「絲綢之路」的地域範疇,其歷史大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3世紀初至16世紀。1236年,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入侵羅斯,一直遠征至東歐,建立了橫跨歐亞的「金帳汗國」,統治著羅斯和西伯利亞西部的廣大地域。不久後,蒙古大汗忽必烈稱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的元朝。這樣,中俄便都處於蒙古人統治之下,使中俄文化在蒙古帝國範圍內開始交流。第二階段從16世紀至20世紀初。這一時期俄羅斯建立起統一的專制國家,中俄之間開始了正式的官方交往。俄羅斯文化也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向近代文化的過渡,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中俄兩大文化圈遙相呼應,雙方之間的交流貫穿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等各個領域。第三階段從蘇聯建國至蘇聯解體。由於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壯大,中國先進分子尋求救國真理的重點從關注歐美列強轉向學習蘇俄。新中國建立後,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極大地促進了中蘇兩大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此後雖有若干次曲折,但中俄之間的文化親近感已深入兩國民眾心中。


大多數學者認為中俄人民之間的交往始於蒙古統治時期。在《元史》中記載,當時有相當數量的俄羅斯士兵來華並駐守元大都(今北京)。 幾乎在這同時,也有眾多漢族工匠、藝人和書吏隨蒙古大軍來到了俄羅斯。 據記載,當時隨他們傳入俄羅斯的中國茶葉、器物和服飾均受到上層人士的喜愛。 然而,直到1567年, 中國封建王朝與俄羅斯帝國之間才有了正式交往。當年哥薩克首領雅雷舍夫到訪北京,回去後向伊凡雷帝報告了在中國的見聞。1618年(明朝萬曆年間),托木斯克的哥薩克伊凡·裴特林於當年5月9日出發,途經大青山、呼和浩特、張家口,抵達北京。他在次年春季返回托木斯克,後至莫斯科向沙皇呈交了萬曆皇帝的國書和一幅中國地圖。及至清初,沙皇於1654年派遣以費奧多爾·巴伊科夫為首的使團來華於順治十三年(1656年)抵達北京。四年後,沙皇又派遣使臣伊凡·別爾菲利耶夫到達北京。兩次訪問都帶回順治皇帝的文書。康熙在位期間,俄國使臣頻繁來華。康熙十四年(1675年),尼古拉·米列斯庫率團來華,受康熙四次接見。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伊茲邁羅夫受命來華,受到康熙六次接見。同時,中國官員也多次訪問俄羅斯。當時中俄使臣來往頻繁的主要原因是俄國哥薩克不斷向東擴張,嚴重威脅中國邊陲的安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兩國通過談判簽訂了第一個官方條約《尼布楚條約》,劃定了疆界並確定了相關通商事務。此後,雙方統治者都意識到了解對方的重要性,開始積極推動兩國的文化交往,努力學習對方的語言和研究對方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使臣內閣侍讀圖理琛出使俄國,三年後回國。他撰寫了《異域錄》一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旅俄遊記,記載了俄國山川地理和風土人情,內容豐富,後編入《四庫全書》,對中國人了解俄羅斯發揮了重要作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該條約為雙方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在此前後,俄政府日益重視培養對華交流的人才,派留學生前往中國學習,並積極支持對中國進行全面研究。 同時,清政府也設立了俄羅斯館和俄文館,接受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和留學生來華學習漢、滿文,並培養中國的俄語人才。19世紀中葉,已有中國人自費前往俄國留學。到1896年,清政府向俄國送出了第一批「官派」留學生,此後赴俄的官費和自費留學生日益增加。通過互相學習對方語言,了解對方國情,俄羅斯的「漢學」(或「中國學」)研究和中國的俄羅斯研究開始起步。從18世紀中期開始,俄國學者便開始翻譯中國文學名著和哲學、歷史典籍,如《趙氏孤兒》等。俄羅斯各地建立了一批「漢學」(「中國學」)研究機構,研究範圍涵蓋哲學、歷史、宗教、民族、文學、民間風俗、中醫、考古、工藝美術、音樂等方方面面,出現了一批「漢學」專家,推出了一批專著。如著名漢學家尼·雅·比丘林在1840-1848年間就連續推出了三本關於中國的專著:《中國,及其居民、風俗、習慣和教育》《中華帝國祥志》《中國民情與風尚》,在俄國產生了巨大影響。 蘇聯當代學者甚至稱那個時代的俄羅斯漢學研究為「比丘林時代」。 作為比丘林的好友,普希金在《奧涅金》手稿中採用了孔子的論述,顯然受到了這些著作的影響。列夫·托爾斯泰則對中國的「道」文化進行了研究,並將其引入俄羅斯精神之域。

相對而言,中國的俄羅斯文化研究起步比較晚,到20世紀初才開始形成勢頭,其直接的動因便是俄國的革命高潮和蘇聯的建立。1905年後俄國革命高潮迭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五四」運動爆發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引進、宣傳並推廣俄蘇文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李大釗歡呼:「俄國革命之成功,即俄國青年之勝利!亦即俄國社會的詩人靈魂之勝利也!」 瞿秋白宣稱:「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是民族解放運動、殖民地反帝起義和反帝戰爭的中心。」 魯迅將俄羅斯文化稱為「偉大肥沃的『黑土』」,從中孕育出了「變革」、「戰鬥」和「成功」。 從上世紀20年代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翻譯了大量馬列主義的文章、書籍。據不完全統計,從1921年中共成立至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結束,中國國內翻譯出版了列寧著作30多部。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蘇區和國統區又翻譯出版了列寧著作40餘部。 抗戰時期,延安的馬列學院組織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在此期間,許多翻譯成中文的俄蘇文學作品激勵著中國人民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民族鬥志。「到莫斯科去」,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和左翼知識分子嚮往的目標。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與外交上的「一邊倒」政策相適應,和蘇聯的文化交流一度成為中國對外文化交往的重點。在上世紀50年代,無論是蘇聯的政治理論和文學作品,還是蘇聯的音樂、美術、舞蹈、戲劇、電影等,中國均加以引進和吸收,以致中國文化中的蘇聯元素處處可見,有學者認為當時形成了「唯俄國文化是從的大勢」。 大批中國留學生去蘇聯學習和大批蘇聯專家來華幫助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促進了中蘇之間的文化交流。雖然這一時期中國的蘇聯—俄羅斯文化熱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但也因其大範圍的推廣而具有普及性和群眾性,如當時出現在中國出版界的「俄羅斯作品翻譯熱」、在文學界的「蘇維埃英雄情結」、在中國老百姓中的「蘇聯歌曲熱」等等。同時,與以前漢學—中國學研究局限於學者圈內不同,當時蘇聯也出現了中國文化熱,並對一般民眾產生了影響。此後,關係雖然歷經波折,但兩國文化交流曾取得的這些豐碩成果始終深深紮根於人民心中,因為「文化就像一個綿延不斷的河流……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正因為有著如此深厚的淵源,蘇聯解體後中國與俄羅斯及前蘇聯國家的文化交流能夠迅速恢復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上海五國」—上海合作組織進程文化底蘊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合組織人文合作的顯著成果


基於上述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 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開展的人文合作取得了顯著成果,具有深遠的意義。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後,一直遵循「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精神,充分尊重上合組織各國人民文化的多樣性與差異性,提倡各種文明和平共處、平等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借鑒、共同發展,通過推動組織框架內豐富多彩的人文合作,促進不同國家、民族、宗教人民的心靈溝通,取得了豐碩成果。


上合組織建立了文化、教育、衛生、科技等部長會晤機制,以規劃、設計、組織、實施各類合作項目。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簽署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教育合作協定》《上合組織成員國政府間衛生合作協定》《上海合作組織政府間救災互助協定》《關於加強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國立科研機構科技合作宣言》《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間科技合作協定》《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旅遊合作發展綱要》等文件,為各成員國開展多邊人文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礎,使相關合作不斷深入發展,呈現絢麗多彩的繁榮景象。


上海合作組織建立了自己的上合組織藝術節,通常在上合組織峰會期間演出體現上合各國特色的精彩節目,展示歐亞大陸歷史悠久又豐富多樣的文化與風情。上海合作組織創建了上合組織論壇,促進成員國學術機構和專家學者之間的相互協作,就上合組織面臨的迫切問題開展共同課題研究,為組織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成為上合組織的「第二軌道」智庫。俄羅斯總統普京高度評價論壇的意義,認為「論壇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視,該論壇將把專家、學者的代表聯合在一起,成為一個獨特的非政府專家機制。」


按照上合組織成員國教育合作協定的精神,上合各國積極推動交換留學生和學者、相互學習對方語言,還辦起了上合組織大學,使之成為上合組織各國教育體系多邊協作的創新機構。遵循上合組織成員國政府間衛生合作協定, 上合組織研究開展傳染病防治等方面合作事宜,以提高合作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能力。按照上合組織成員國科技合作協定,上合組織各國努力促進組織框架內多邊科技合作的發展,首先開展水資源、農業發展、納米技術、信息和電信系統,能源和能源儲備等領域的合作研究和開發。


上合組織救災合作穩步發展,制訂了一系列行動方案,就各國救災聯絡機制、信息交流機制、邊境區域救災合作、人員培訓和技術交流等具體事項達成共識。上合組織還積極推動旅遊合作,努力開發「絲綢之路」沿線的豐富旅遊資源,通過對各民族、宗教的歷史、文化遺產及風俗習慣的相互了解來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在當今國際舞台上,人文合作迅速發展,呈現絢麗多彩的態勢,而上合組織的人文合作在其中獨樹一幟,具有不少創新特色。例如,上合組織在國際上最早提出了在網路時代維護信息安全與文化安全的問題,高度重視打擊網路犯罪活動,特別要阻止利用網路宣揚極端主義思潮。


同時,上合各國均注意在民眾中採取預防性措施和進行相應解釋工作以抵制錯誤引導社會輿論的企圖,在大眾傳媒領域建立應對新威脅的有效機制。在2013年9月於比什凱克舉行的上合組織峰會上,成員國領導人重申:「反對將信息通信技術用於危害成員國政治、經濟和公共安全的目的,阻止利用國際互聯網宣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主張制定統一的信息空間國家行為準則。」 在2017年6月的上合組織阿斯塔納峰會上,中國倡議建立上合組織媒體合作機制,並願意主辦上合組織首屆媒體峰會。


又如,上合組織特別重視青少年之間的文化交流,將其視為具有戰略意義的舉措,專門為他們組織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人文交流活動。自2005年以來,中國撥出專項資金,為其他成員國培訓了數千名不同領域的人才,其中大多數是青年。從2014年開始,中國在10年內向上合成員國提供3萬個獎學金名額,並邀請1萬名孔子學院師生赴華研修。 2004年俄羅斯別斯蘭中學遭受恐怖襲擊後,中國邀請受到傷害的俄羅斯學生來華療養。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後,俄羅斯也邀請在地震中失去親人的中國青少年去俄療養。


上海合作組織的人文合作增進了不同文明、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溝通和互信,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功範例。它為上合組織安全合作和經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增強了上合組織可持續發展的動力,不但對歐亞地區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而且對全球的和平與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顯然,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得益於上合組織進程深邃、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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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平台觀點


文章來源:《文匯報》20180126;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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