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書法都是學問和才華撐大的！

書畫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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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浮先生讀書照

馬一浮是天生的「讀書種子」。豐子愷在《桐廬負暄》中曾轉引李叔同的話：「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而且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多。」

馬一浮8歲便能讀《楚辭》和《昭明文選》；他的母親何定珠，出生世族，精通詩書，擅長文學，同時治家嚴謹。馬一浮年幼時，一次拿著銅錢玩耍，其母見狀立即制止他，說「兒幼，宜勿弄此，他日成人，須嚴立風骨，勿齷蹉事此。」9歲時，母親指著天井裡盛開的菊花，命賦五律一首，並限麻字韻，馬一浮應聲而就：「我愛陶元亮，東籬採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雲霞。本是仙人種，移來處士家。晨夕秋更潔，不必羨胡麻。」他的母親見得這樣聰慧，小小年紀做出來詩竟似不食人間煙火。就擔心說：「一生少福澤耳！」。

1957年5月，周恩來陪蘇聯元首福羅希洛夫拜訪馬一浮，左一為省長沙文漢，左二周恩來，左三蔣國榜，蔣庄。

60年代馬一浮在杭州西湖公園

第二年他母親去世後，他在孤寂的童年生涯中無日不與書為伴。他父親擔心他在讀書上誤入歧途，就延聘了當地一個很有名氣的舉人叫鄭墨田的來他們家當墅師。但沒有多久鄭墨田就來辭館，說是教不了他了。起初他的父親以為兒子不服墅師管教，後經打聽才知道兒子的學問已超鄭墨田之上。鄭老師感到這樣教下去是誤人子弟，不如讓他們另請高明。無奈之下，馬一浮的父親只好親自來教他。教了一段時間也感到力不從心，自此以後就不再給他請老師。任由他自己自學。

到了戊戌年（1898年），16歲的馬一浮與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同應紹興府學宮院試，同中秀才，馬一浮更是名列榜首，連主考官湯壽潛（民國浙江都督）老先生都愛其奇才，挽人執柯，將愛女湯儀嫁與他為妻。馬一浮婚後與妻子感情甚篤，不料三年後湯儀染病不起。馬一浮悲痛欲絕，誓言不再娶妻。那一年他才20歲。

據胡蘭成在《無所歸止》中所說：「一浮之妻早已去世，雖沒有留下子嗣，但他終未續娶。岳父湯壽潛每月補給生活費與他，使他不必為金錢而煩心，臨終遺言亦還囑託兒子們繼續關照他。一浮住於杭州延亭巷，那裡疏朗幽欄，室內灑如，器皿、茶饌極其精緻，有一老僕隨其炊事」。

蔣庄舊影

文化革命中他在蔣庄歷年的藏書與字畫也被焚燒一空，老先生懇求造反學生：「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回答他的是一記清脆的耳光。此後他被安置到安吉路23號一個陋室里居住，他嘆息道：「斯文掃地！斯文掃地！」，遂於1967年鬱鬱而終。

今日西湖花港馬一浮紀念館

馬一浮早年與馬君武、謝無量在上海合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向民眾介紹西方文學。1903年6月，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英、法、拉丁諸種文字。1904年東渡至日本學習日文，他在赴美期間，廣泛涉獵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叔本華、達爾文、孔德等人的西方哲學、社會學、生物學著作。後轉赴日本，在日期間，他學習日文和德文，並攜德文版《資本論》回國。據目前的資料顯示，馬一浮是將《資本論》原版引入中國的第一人。馬一浮早在二、三，四十年代就與梁漱溟、熊十力是等量齊觀的儒學大家。他對宋明理學的深刻研究和體驗，是所公認的。

1948年與熊十力（前排右三）、葉左文（前排左三）等攝於杭州葛萌山莊復性書院

熊十力甚少稱許別人的，但是他對馬一浮卻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十力語要》卷二《與賀昌群》）。賀麟則評論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當代中國哲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馬一浮先生於詩書窮理有著精闢概括，他認為：「讀書之道，約而言之，有四門：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四種讀書法，實則解決了博與專、義理與細節、簡與繁、中心與邊緣等問題，其總結可謂精闢之至。馬先生對此稍加解釋，「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辯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也」。

馬一浮在杭州花港長廊

他認為讀書之終極目的在於明理踐性、成就聖賢人格。關於讀書之目的，馬一浮以為，讀書當求明理，更貴在養德。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來，始終將「學之為己」為第一要務，「學之為己」的目的在於成就聖賢人格；而非「學之為人」，即以「博學」炫耀於人以換取某種好處為目的。馬一浮以為，學問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養，讀書再多，亦不過一書櫥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強調讀書的最終目的，在於修身、在於提高自身的修為，並提出「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的踐行主張。他一生讀書、做學問的目的是純粹的「格物致知」和終極的人格完善，對於經世致用倒是退而其次的事。

馬一浮篆書「兼善堂」紙本橫披 56.5×167.5cm

書法對於馬一浮先生來說是屬於「文人餘事「的小道。除了過去一般讀書人所必需的書寫練習之外，他並沒有將過多精力放在寫字上面。但因為自身學養宏富，不求工而自工。正所謂：」雲無心而出岫「。終成二十世紀書學一大家。馬一浮生一輩子有四次公開鬻書，分別是1932年、1942年、1947年、1950年。在四次鬻書過程中尤以在四川復性書院期間寫得最多。復性書院後期因為人事和時局的滯礙，學生流散。書院轉向以刻經為主。

馬一浮篆書八言聯紙本立軸 163×36cm×2

馬一浮擔心因為戰火佚失的典籍無法傳諸後世，就發願為本民族保存一點」讀書種子「。鬻書時馬一浮曾自訂潤例時聲明有「五不」：一不書祠墓碑誌；二不書壽聯、壽序；三不書訃告、行述、像贊。四不書題籤和時賢作品；五不書市招。另外還有立索不書、無介紹不書等等。馬先生在復性書院時不領書院薪水。生活用度只能靠賣字。故次年作《蠲戲齋鬻字改例啟》，說明去年因要刻書故賣字，今已不刻書了，將以字「易粥」，所以特別修改潤例，周告四方。到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又作《蠲戲齋鬻字後啟》。說賣字賣到明年修繕了祖墳以後就再也不賣了。一九四八年，一年期限已屆。四方求字者依然絡繹不絕，故門人壽景偉等發布了一個《蠲戲老人鬻字展限並新訂潤例》，說再延期一年。過了這年，想求馬先生的字也求不到了。所以求字者莫不踴躍。到一九五年，馬先生仍然要靠鬻字為生。後再出《蠲戲老人鬻字代勞作潤例》，言明：「願以勞力換取同情，用資涓滴。」四次鬻書雖說各出有因，但他在每次鬻書之前都是經過長期準備的，即經過一段時期的臨書來充實自己，可見馬一浮在書法創作上的嚴謹態度。正是經過這種邊臨邊創、以臨促創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馬一浮個人書風的形成而價值取向。

馬一浮 1933年作篆書十言聯紙本鏡心 241×38cm×2

他的書法路徑在於融合、北碑之氣韻骨勢，進而遠接鐘王。他在《戲題鬻書啟詩》中自謂：「恨無勾漏丹砂訣，幸有羲之筆陣圖。」由此詩可知，他自己的書法所成，自視甚高。且獨鍾於王羲之。他不同於當時尊尚北碑的書家之處在於他對古典審美回歸。他的這種審美取向也表現在他的一些題跋當中，例如：「學書須是無一筆無來歷，方能入雅。大抵多識古法，取精用宏，自具變化」。在探究書法歷史沿革變遷時，他十分推崇隸書的作用，強調對篆隸的研習是追古溯源的正道。他說：「元常謂多骨豐筋者聖，唯石門頌足以及之。然但務瘦硬而乏氣韻則失其意，知此者鮮矣」。

行書自作詠物詩八屏紙本鏡心 149×39cm×8

馬一浮書法中成就最高者在於行書，根基是始於《聖教序》，他借鑒朱熹之筆意，參以篆隸、北碑之體勢，結體略呈斜緊，尖筆與方筆並存。書體呈現出一種茂密峻爽，氣韻瀟洒的風格。他早年學書以唐碑入手,尤喜愛歐陽父子,二十歲後遍臨魏晉南北朝書,植根於鐘王諸帖。兼用以唐賢骨法:「取北派之雄傑以充筋骨,而盡變其粗行之面貌,得南宗逸麗溫潤之韻致,而一洗其姿媚粉澤之態。」所以他的行草書碑帖交融,清雅高古。其結體堅緊,取勢側媚而險勁,但筆畫俊邁秀拔自成一格。篆書直接取法李陽冰,隸書則以《石門頌》為宗。在為家族題寫的《會稽馬氏皋亭山先塋記》和為岳丈湯壽潛寫的《墓志銘》,他均用了八分隸書。

馬一浮篆書節錄《莊子·大宗師》紙本鏡心 33.5×131cm

二十世紀書法變革中有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尊碑的就一味貶帖，崇帖的又一味貶碑。兩下都坐下病根而不自知。很多寫碑的書法有生硬造作之氣，寫帖的又柔媚油滑。而真正能達到「遒媚」這個境界的，馬一浮一人而已！他在長期的對古法浸淫當中，在碑與帖之中打通了間隔，達到一種水乳交融的境界。2015年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館、浙江圖書館、浙江美術館聯合主辦的「遊藝證道——馬一浮書法展「，此次展覽共展出馬一浮作品近180件，包括書法、詩(詞)稿、書簡、碑銘、序跋等，其中半數以上的作品為首次展出，裡面不乏稀見之珍品。馬一浮許多傳世墨跡大多寫在紙本上，灑金宣、描金箋、虎皮宣等，當然書札、詩簡一類常見用色花箋、八行箋和各個時期自製的「宛委山堂」箋、「復性書院用箋」、「智林圖書館」箋等，甚至有他寫在煙紙殼上為貓開的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