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圖個啥？
《老插話當年—山西知青生活錄》的書，終於問世時，我們這伙老知青們，已經失去了應有的激動，感受到的只是疲倦。
現在人們出書，都是有所圖。有的是為掙錢，書商一本書做好了，能賺幾萬塊。作者寫一本暢銷書，也有上萬的稿費。有的是為名，為了評職稱，一本書弄個副教授，兩本書弄個教授什麼的。而我們編的這本書，卻與名利都無緣。前後忙活了三年，沒掙一分錢。還向老朋友借了一萬元，押給大眾文藝出版社。主編署的是「智清」，取知青的諧音，封面上沒有任何一位的姓名。
其實，我們就是忘不了這一代人走過的路。有人管這叫知青情結。不管叫什麼吧，一種使命感總是在暗中推動著我們。
那還是三年前，東北的知青編了本《北大荒風雲錄》，內蒙的知青編了本《草原啟示錄》，蔣澤新找我說，我們也編一本山西知青生活錄吧。當時有個書商，一看知青的書發行很好，也願意包銷。
要辦事，總得有點啟動資金。華晉裝演公司經理金光澤是老插，從前還在《小說月報》上發過作品，於是蔣澤新和我便一同找到他，以及作家李銳，《山西勞動》雜誌的負責人張立華，當時還在展望圖片社當經理的銀宏等幾位北京老插，聯名發了一封徵稿信。原來想在太原和北京兩地的報紙都登一登，老金也願意掏點廣告費。可誰知北京的報紙有規定，拿不出好幾種證明，掏錢也不給登。可我們手裡還是一張白紙，出版社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書，怎麼肯為我們出證明？蔣澤新只好在《山西日報》上登了一個小小的徵文啟事，並以輾轉傳遞信息這樣很原始的方式去組稿。
稿子組得倒不慢，兩三個月的工夫，就收到了三四十篇，近二十萬字，經過篩選，內容、文筆俱佳的也有十幾萬字。這時，原先說好的那個書商已經破了產。怎麼辦，我們又找到《山西經濟報》和《山西青年》雜誌，他們分別開闢專欄，先後選登了二十來篇，算是先對作者有個交代。同時，我們幾個一商量，書還是要出，並且要拿到北京出。一來北京是全國的文化中心，二來當年的北京知青大部分在北京。於是我們又將稿子拿上，找到剛剛調回北京工作的老知青宋慶光，他在中殘聯工作。中殘聯有個華夏出版社，曾經出過一些有影響的書。老宋與總編一聯繫，滿口答應，原來那總編也當過知青。接著，老宋和《中國文化報》的張寧在北京又組了一些稿子，把書編出來，約30萬字，這已是1992年的夏天。華夏出版社指定趙曉燕當責任編輯，她先看稿，再征訂，又用了幾個月。不知怎麼搞的，征訂回來的數字只有600本。這下子出版社沒了積極性，於是，書稿放在華夏白白拖了半年多。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成都與原先一個村插隊的繆力巧遇。她剛從團中央調到大眾文藝出版社當副總編。說起這本書，她說，拿到大眾文藝出版社來吧，三個月見書。我自然高興，把這個信息告訴蔣澤新和老宋。後來，老宋看書稿放在華夏實在沒戲，於是決定轉到大眾文藝。
繆力雖然也是山西老插，但一涉及具體問題，她首先考慮的還是自己的出版社。她向老宋提出，先給出版社兩萬塊錢啟動資金。這可把老宋難住了。老宋雖然很能幹，編過好幾本書，自己也寫過專著。但他過去是教師，現在是機關幹部，一直沒有完全脫貧。家裡想裝一部電話都得朝別人借錢。他想到了做生意的老朋友高銀秀。高銀秀不是知青，但和許多知青都是朋友，包括我們這伙搞書的發起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下海的文化人，對這本書的文化意義十分理解。他慷慨地答應借給一萬塊錢，並且馬上打到大眾文藝出版社的帳上。於是，我和繆力協商，將啟動資金降到一萬。這樣，書稿才又一次被審閱。責編白愛菊也是山西老插。
原以為這下子可以很快見書了。誰知又拖了一年。先是和該社總編意見不一。我們原計劃把幾篇表現知青命運坎坷，且文字水平較高，催人淚下的文章打頭，他要讓幾篇表現當時戰天鬥地先進事迹的文章打頭。我們又不願意改變初衷。接著是該社內部出現矛盾。最後臨到付印，又發現軟片上錯誤百出，得一一重新植字。這樣，本來三個月能印成的書，竟然印了一年。弄得我們都覺得與作者們不知說什麼好了。
現在書總算出來了。高銀秀借給的一萬塊錢變成了一千八百多本書。我們還得把書賣了，才能還清欠帳。好在這幫老知青，都十分仗義，你一百，他一百，四處推銷。再者書里的文章，有情有意，有血有淚，許多人拿起來都放不下。一些作者說，不是印多了，而是印少了。五千冊的確不多。光北京到山西插隊的知青就五萬呢。這本書記錄的是幾萬人青春的縮影啊！
這一代人，不管是稱作知青、老插、老三屆、還是第三代人，都意味著一種特定的群落，特定的文化性格。對於知青上山下鄉這樣一個產生在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現象到底應該怎樣評價，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得清楚的。而且現在和今後人們的看法也不會完全一致。其整體上的利弊得失也許要經過更長的時間沉澱才能看得更加清楚。但有一點是現在就可能看得很清楚的，即現在這一代人都是中年，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社會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與上一代人相比，這一代人更加傾向於變革，也更能適應變革；與下一代人相比，這一代人則更加堅韌，富於使命感。這與年青時經歷的風霜雨雪，飽嘗的酸甜苦辣與中國底層的農民同甘共苦的生活體驗，都有直接的聯繫。而且，這種文化性格，必將在中國的歷史上打上深深的烙印。
還有不少山西知青的故事，也許更引人注目，比如徜徉在大氣功師中間的柯雲路，打過老井的鄭義，如今住在清河救濟院里的一代知青的詩歌先驅郭路生，拍過《頑主》等電影的米家山，統領著中國武警的劉源，已成為中信公司總工的鄧質方，還有許許多多我們所不認識的朋友，我們也都聯繫過，但由於各種原因，或者他們不想寫；或者是後來未能和我們聯繫上。
有的知青朋友說，應當出續集。從道理上說，自然應當出。在山西插隊的，光北京知青就有五萬人，還有天津知青兩萬多，山西本省知青更不用說了。這本書里涉及的不過是九牛一毛。當年，《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出了多少集？知青回憶錄出個十集八集的還不應該嗎？但我們幾位編者，就是有心義務勞動，也不敢再找朋友借錢了。
你說我們圖的是個啥？
【來源：《編輯之友》1994年第6期 文/丁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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