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邊境上的難民潮：在神聖化與妖魔化之外，如何呈現難民？
近年來歐洲的難民危機，掀起了巨大的輿論風波。剛剛過去的1月18日，在英國舉行的英法首腦會議上，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簽署了關於英法邊界安全、移民的新條約。英法邊境在一紙條約之外，是怎樣的景象？國境線上的難民除了作為官方口徑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外，又正在經歷著怎樣的生死困局？本文作者以在英法邊境的難民營做義工的經歷，試圖把我們帶入到歐洲難民潮的具體困境之中。
面對關於難民的文字報道、流離失所者的影像呈現，或是文藝作品的再創作時，即便是大洋彼岸的我們，也心有戚戚。在對難民的呈現上，總難逃脫「妖魔化」和「理想化」的兩種範式。第一種傾向於把難民塑造成強姦犯、穿戴黑袍的婦女、歐洲正常秩序的擾亂者，他們作為「社會問題」出現，在全球範圍內掀發了伊斯蘭恐懼症。而後一種全然相反，以人道主義敘事把難民塑造成「無辜」、「無助」的生命，暗示著難民是均質化的群體，其危險性在於把觀看者和被觀看者置於「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等級制上。在這兩種呈現之外，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加萊是法國最北的城市，和英國隔海相望，英法海底隧道和加萊港所在地，是難民從法國進入英國的必經之地。「叢林」是難民聚集形成的營地，已經有20年的歷史，但隨著難民危機的爆發和加深人數激增，成為全球最著名的難民營之一。2016年被法國政府強力拆除。
本月，加萊的八個難民援助組織以微弱的聲音敦促特蕾莎·梅和馬克龍堅持對人權法的承諾，因為數千難民的邊境生活正在變得越來越危險。在這兩位首腦進行一次舉足輕重的碰面之前，NGO們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我們寫信要求，任何有關法英邊界的新協議都要考慮到目前居住在加萊的流離失所者的人權。」在曾經的「叢林」難民營和現在的「新叢林」，人權早已變成一個空洞的詞。今天當我們談論難民時，我們又在談論什麼？
我坐在法國的電影院里看了2017年的匈牙利電影《木星之衛》，一個被警察射殺的敘利亞霍姆斯難民變成了一個有特異功能的靈異存在，可以自由飄蕩在城市上空……這樣的電影獲得讚譽真是令人震驚，可說是集體無意識中恐懼的投射，字面意思上對難民的妖魔化。更可笑的是，難民最後以一種耶穌的方式拯救了發難民財的男主匈牙利醫生，導演完全不顧及穆斯林的信仰現實，隨心所欲地提供了一個救世主的框架，可以理解為他想以「神聖化」破除刻板印象。問題是，就不能「人化」嗎（humanization）？
《木星之衛》劇照，會飛的難民。圖片來自網路
如片中描繪的，難民是一種令人恐懼又厭惡的存在，最後卻擁有驚人的拯救的力量，但這種拯救並非通過向他者的開放而完成，它不過解決了白人男主一個困擾多年的心結，在拯救的最後，對他者沒有達成任何真正的理解，霍姆斯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符號存在，這是最荒謬的地方，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徹底體現。
現實中也存在種種的認識偏差。
巴黎女孩M已經來加萊做了一個月的義工，她來之前周圍的人都說，「叢林」不是已經被清除了嗎，不是已經沒有問題了嗎。難民常常不是「人」，而是有待解決的問題，有時公眾和警察共享著「清除」的思路。M說，加萊真實的情形是，NGO不斷給難民救濟物資、警察不斷把物資搶走的過程，令人絕望。拆除「叢林」一年後，法國政府就地安置的計劃並未成功，大量離開難民重又迴流，加上本來就沒有離開的在林地徘徊的難民，和剛剛逃離本國地獄的新到難民，加萊和敦刻爾克現有幾千無家可歸者。
「法國北部，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的人權正在法國領土上受到系統性的侵犯。我們還感嘆，在加萊兒童和青少年遭受性暴力、剝削和人口販運的風險正在增加，而且在邊界發生了許多本可避免的死亡事件。」那封信沉痛地寫道。
特殊的歷史和政策凝聚起了加萊的特殊狀態。首先，加萊只是一個「臨時狀態」，是不是生活的生活，是到達英國前的自我放逐。其次，「叢林」難民營有警察暴力和內部失控造成的混亂狀態，拆除後再生，愈加隔絕。不止一個義工跟我說過，去年曾是一場噩夢，在那之後NGO讓自己的義工和難民的接觸愈加謹慎，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隔絕。這個北部一隅的地方就是法國難民危機張力最大的地方，不是驅趕後的「問題已解決」，而是問題在加重。在我到來的第一天，出現了難民情緒失控持刀威脅義工的情況。因而組織者對當天參與派發的志願者說：如果有人今天不想去，可以不去，能夠理解。
而我到來後僅僅一周多，身邊就發生了三起傷亡事件，有難民暴死在路上，其中包括一個15歲的阿富汗兒童，不斷加強的邊境控制使得越境的危險越來越高。2017年12月30日晚上，新年在即，我們在對一個阿富汗青年的悼念中度過。
因為和難民結成了親人般的友誼，接連的死亡事件讓義工難以承受，我連續幾天看著她們在晚上收工回家後長時間呆坐在沙發上說不出話，對這些從巴黎來的法學專業的學生來說，精英的律師道路展開在眼前，但如M選擇花一年時間呆在加萊。2018年的第一天，她在臉書上發了一張難民物資派發地的照片，寫道：new year，some old shits。
NGO運作
我所前往服務的英國NGO叫Help Refugee，每月花在難民身上的錢大約是兩萬英鎊，這些錢來自一些富有的捐助者，他們定期把錢匯給幫助難民的賬戶。與此同時，政府收了納稅人的錢卻不做事。目前英國三年內向法國提供8000萬英鎊用於邊境控制，大家都憤慨地說「如果一半拿出來給難民提供住宿該多好！」
更誇張的是，本月英法首腦會議上，英國承諾進一步增加4450萬英鎊給加萊建更多的圍欄、閉路電視和紅外探測設備。NGO在一篇網路評論上寫道：「這筆額外的錢可能聽起來很慷慨，但實際上這再次表明英國方面在處理加萊局勢上的推卸責任。」
加萊市長Natacha Bouchart本月有一次出格言論，她尷尬地抹黑人道主義援助的努力，試圖為城市問題尋找替罪羊，聲稱「NGO們正在利用這個地區流離失所者的困境」。Bouchart使用一套過度簡化加萊難民危機局勢的敘事，表明了地方當局對這個問題的態度：忽視對難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並對系統性警察暴行視而不見，同時又在指責別人。NGO們在此長期工作的真正原因，正是由於地方當局不作為，迫使非政府機構承擔國家保護弱勢群體的責任。也許是這位市長在總統親自到來之前試圖推卸責任吧。
接著馬克龍到訪加萊了，他在訪問時也暗示，在加萊工作的義工組織鼓勵難民留在加萊外面，而不是要求避難，鼓勵人們非法越界。NGO表示，這同樣是對義工工作的極大誤解。在這次訪問中，馬克龍只邀請了政府方面的難民幫助組織，而幾個NGO抵制了這次會面，同時英國組織沒有被邀請。
我所服務的Help Refugee，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裡已經從一小群朋友發展成為難民幫助方面受國際尊重的非政府組織，2016年被《外交政策》評為百大思想者。他們於2015年8月抵達加萊，開始募捐。當時有幾個當地的法國NGO正在努力為居住在非正式營地的三千名難民提供服務，卻沒人協調英國義工的參與和捐助。Help Refugee與法國當地組織L"Auberge des Migrants合作，租下一個倉庫，學習如何分類物資，並在加萊「叢林」難民營建立起分配系統。一夜之間，成為法國北部最大的援助行動。
倉庫外一角。 本文照片均為李丹 攝
到這的義工主要有兩個大的工種，一個是在廚房做飯，一個是在倉庫整理捐助物資。廚房每天做兩千多個難民的飯，算得上是生命線，因為政府不管。這裡極其有序和正規，並非文蒂米利亞野生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狀態，每個部分都有人負責，廚房的每一道工序結束後立刻有人指導開始下一道，比如一種蔬菜切完之後，人們嫻熟地擦洗檯子，換下一種蔬菜，不會出現我經歷過的、一項幹完不知道下面幹嗎、玩著一顆洋蔥一邊嘮嗑的歡樂情景。人們也因此少了家人般的關係，在廚房中更像工作夥伴。在場的有很多英國奶奶，笑容甜美，頭髮全白，還在堅持幹活。義工中英法幾乎各佔一半，英法兩國共管邊境的局面下，法國邊境延伸到多佛，英國邊境延伸到加萊。
我在倉庫整理衣服時發現，這裡有嚴謹的規則：不接受暴露的女性衣物，男性衣服上不得出現槍、死亡、戰爭、以色列，因為難民群體大部分是穆斯林，不得出現煙酒和毒品。
與難民的接觸也是正規而審慎的，只有接受過一個「培訓」的人才能進入「田野」。培訓時，負責人告訴新人：不要用手機拍難民，他們看到智能手機就緊張，因為害怕自己的臉被另外的國家認出；不要主動問個人問題，每個人都經過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旅程，可能正處在創傷後的心理障礙中；不要區別對待不同種族的難民，有人能講流利的英語和法語，等於擁有某種文化資本，不要只跟這樣的人聊天；即使有難民扔掉食物，也不要驚慌，有的人一路經受迫害，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可能覺得被下毒；不要落單，大家一起行動。
我的派發日
與法意邊境主要聚集著蘇丹難民不同，這裡三個國家的難民數量最多：阿富汗、衣索比亞和厄利垂亞。當然都是青壯年，也有個別上了年紀的人，英國義工H注意到其中一個總是笑嘻嘻的，「看到他我就很難過，總是不忍心問他是哪個國家的。」至於女性，基本是不可能出現在「叢林」的，志願者長期觀察下來，也只發現四五個有男伴的女性。
H是個細膩謹慎的人，他每次出去派發總盡量避免跟這個難民聊得多跟那個聊得少的情況，照顧到每個人的感受，也試圖記住每個人的名字，但長長的名字和陌生的發音對他還是有點困難，「有個難民說自己叫No Chance（「沒戲」），因為「no chance to remember my name（記住我的名字沒戲）」。
對於新來的義工，NGO保證如果其停留一周以上，就安排一次派發機會，派發機會意味著和難民的直接接觸。在此之前是完全隔絕的，不像曾經的「叢林」。由於義工人數眾多，去現場派發居然成了「搶手活」，需要等待排班，很久才能輪到一次，不像在文蒂米利亞想去可以天天去。而NGO的規範是，嚴禁義工在工作安排之外私自去接觸難民。
因此我一直在等待機會，收到負責人發來今天派我去的信息時我樂壞了，卻沒想到那是最艱難的一天的開始。走前室友專門跟我說Bon courage（祝你好運），我心想至於么，到了地方才知道要經歷什麼。那天氣溫極低，狂風暴雨，我們的任務是在這麼極端惡劣的天氣下給難民派發一些禦寒的圍巾、帽子、手套、塑料雨衣。我負責維持秩序，需要一直站在雨中。我走前在防水羽絨服里套了羽絨背心，還借來難民物資倉庫的防水褲穿上，還是覺得一刻都沒法站在戶外，分分鐘被風吹走，防水外套也沒那麼防水，衣服開始變濕。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第一次見到了「叢林」的難民們。我在雨里站了三個小時，全身凍僵，心臟開始不舒服，發現肩上的肌肉也可以抽筋。其他義工也如此忍耐，她們沒說一句怨言。而難民們更慘，塑料雨衣完全沒用，被狂風吹得一塌糊塗，他們在等待派發的時候也站在雨中，這一帶的工業區沒有任何遮蔽物，倉庫門關著，沒有屋檐，我們只把其中的一個孩子帶到我們的卡車駕駛室，讓他坐了三個小時。
我們剛到時，有警車遠遠停著。走前被叮囑，如果警察過來包抄搶東西的話立刻報告負責人，不用立刻用手機拍攝警察，因為已經有足夠多的警察暴力的視頻了，保證自己的安全第一，保證和其他義工在彼此的視野中。後來所幸警察離開了。
我冷得心臟疼時覺得眼前的大雨屏障變得有些不真實了，這時一個來自巴基斯坦白沙瓦的難民給我唱起了一首關於中巴友誼的歌。他在風中大聲對我喊著：「你知道世界十大城市嗎？紐約上海卡拉奇加爾各答！」他又接著喊：「問你個問題！中國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近視眼是不是？」我無語地回答：「可能是。」但他讓我開心起來。很多阿富汗人和非洲人的英語差到無法講述身世，只能和他們彼此微笑。一個非洲小哥不停地說中國是big power，也有人吐槽中國的不好，感覺這些難民對中國人的認知都超過了對在場這些歐洲人的認知。時間進行到兩個多小時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快掛了，這時領隊從隔壁派發晚飯的車上給每人拿來一杯塑料軟杯裝的熱南瓜湯，喝下去頓時覺得魂回來了。
事後知道這次時間算短的，如果不是天氣這麼差可能要進行五個小時。今晚有一個住宿點將開門，讓難民這晚可以不用睡在風雨里，組織者是一個和政府合作的NGO，但住宿點只能容納兩百人，遠遠不夠。也有難民不信任，覺得是「警察的地方」，不敢去住。更驚人的是，一個難民孩子說，今晚要去越境，可能性更大，因為人們都去住宿點睡覺了，嘗試的人少可能性更大。這是怎樣的人生。回去的路上，車行駛在夜色中，我覺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了。
事實上住進這個住宿點並不要求登記指紋。巴黎的住宿點France terre d』asile，住進去的條件是登記指紋，然後可能就被「都柏林」了，「都柏林」是義工們的簡稱，指的是根據《都柏林規則》遣返回抵法前被錄取指紋的首個歐洲入境國，巴黎女孩B對此非常憤怒。加萊這方面情形稍好，只有在當地尋求庇護者會採集指紋。
我們的組織還派發避孕套。後來一個義工告訴我：「難民要來不是為了性，而是為了越境時尿在裡面，警察就不會有他們的DNA。」讓我無比震驚。
警察暴力
根據一份人權機構去年十月的報告，加萊警方對難民的暴力已經加劇到「過度和威脅生命」的水平，在「叢林」被夷為平地一年後，孤身未成年人的整體情況正顯著惡化。在被調查者中，十分之九表示覺得不安全，相同比例的人表示曾經遭遇過警方暴力事件，而去年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訪者這樣表示。
有兒童說警察凌晨4點突襲，使用催淚瓦斯或胡椒噴霧，他們的睡袋被噴洒，導致無法使用。一名來自阿富汗的16歲男孩說：「警察對著我的臉催淚瓦斯。他們收走我的毯子，有時收走我的鞋子，用棍棒打我們，我們逃跑。「許多人說，因為他們的鞋子被沒收，不得不赤腳走在潮濕和寒冷的地上。另外一名來自阿富汗的青少年說，警方打斷了他的腿。
我來的那天，有幾個難民渾身濕透，原來是被警察逼進了河中。B說：「可能就是一次羞辱，不跳河就逮捕你。」
黑人難民夜晚在我們的倉庫對面生起火來，一邊取暖一邊放著音樂。露天而睡的他們不一定都有睡袋和毯子，「我們不斷派發這些給他們，警察不斷搶走，就是這樣一個絕望的過程，鬥爭從未停止」。12月的加萊總是風雨交加，寒氣入骨，我在有暖氣的房間睡在睡袋中尚且經常凍醒，不敢想像他們睡在戶外的夜晚。
倉庫對面難民的烤火點。
冬天的加萊非常陰冷。
我去的第二天，H下午去「叢林」派發衣服，忽然間警察出現，從「叢林」的後面抄進去開始拿難民們的東西。「這樣讓難民怎麼信任義工呢？他們還以為義工是和警察一起工作的。」有義工上前，用手機拍下警察的作為，想用來起訴，法學專業的B說：「但在法國這是很難的。」
還有一天，大本營倉庫來了一隊警察，大家非常恐慌，結果警察說看到有些難民赤裸，問能不能給些衣服。義工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警察這樣的做法還算ok，一派憤怒地說，難民沒有衣服不正是警察追逐搶奪導致的嗎。
義工
他們平均年齡24歲，年輕白人居多，從這個群體可以一窺歐洲左翼青年的面貌。
我到的第一個晚上，B和M兩個巴黎女孩就跟我一起吐槽巴黎存在的社會不公，她們作為白人必然享有更多的教育機會，「都會上大學，只是哪個大學的問題，也容易找到工作，如果你有一個阿拉伯的名字，可就不那麼容易了。」M十五歲時被喜歡去中東旅遊的媽媽帶著去過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和阿勒頗，「從沒想過這些地方會完全被毀了」。她在「叢林」甚至有一個「官方男友」，這是一個集體的玩笑，一個可愛開朗的阿富汗男孩只要見到她就過來做依偎狀，大家都喜歡和這個男孩玩鬧。
還聊美國在中東的惡行，B說和一個伊拉克難民中的女性知識分子聊過，對方曾是一個老師，懷念薩達姆時代，當時女性有更多權力，M覺得敘利亞也是如此；還聊這裡的政治光譜，B認為中國的左右還是冷戰話語，而蘇聯解體「歷史終結」之後，這套話語對歐洲已經不再重要，「這裡的自由主義不像中國有那麼強烈的人權意味，主要指經濟自由和剝削，所以現在歐洲人權狀況很糟糕」。
B最後感嘆說：「很久沒聊這些沉重的事情了，不是每個晚上下班回來都聊的。」
B常常在info bus上工作，作為法律顧問向難民提供有用的信息，也會帶去wifi和充電設備給難民使用。有天工作結束時，B回來癱在沙發上，陷在難過的情緒里走不出來。「腦子裡都是聊過的難民的臉，今天兩個小時的相處幾乎忘了彼此的不同和不平等，可關上車門、他們走開的一刻，強烈意識到要彼此回到不同的生活。」她說這些年做難民工作一直有這樣的感覺，她一直在自己巴黎的家中host難民，時間長的有三個月之久。「我試圖說服自己不感到罪惡，因為這不是我的錯，我也做不了更多，也許能做更多？要麼我去殺了馬克龍？即使這麼幹了也會有人取代他！」英國小哥H爭道：「收起你那些革命的想法吧！」H帶著自己的人生困惑、開著房車來到這裡，生活了一個月，依然困惑：是該回英國幫助境內的合法移民還是這些難民？B原來加入的是梅郎雄的左翼政黨，後因不贊同而退黨，逐漸向無政府主義轉移。
長期義工們在此也的確形成了某種特別的生活形態。一次工作結束回營地的路上，我們坐在卡車斗里，因這裡不允許坐人所以把燈熄滅，大家在疲憊間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一個女孩說起2016年2月開始和一個男孩談戀愛，2016年10月「叢林」被清除後的第二周分手了，各自還留在這裡當義工。這對女孩並不容易，但他們還是朋友。智利攝影師感嘆：「久了的確挺孤單的，但總覺得在這裡談戀愛有點奇怪。」
長期志願者都住在一處野營地里，這裡的生活有些艱苦和單調。
負責人之一Alex在這裡已經生活了兩年，來這裡前六個月的生活靠的是自己之前的積蓄，後來有了免費的食物和住宿，但也並沒有一紙合同和各項保障。問及未來的個人打算，他說可能會回英國找工作，但方向是繼續幫助尋求庇護的人。
組織一大，會生髮出越來越多的規則制度，更完備的同時無疑也更官僚，這究竟是好是壞？每個義工將更像螺絲釘，缺點是無法對整個圖景進行審視，我不禁想問：是不是在場每個做著低技術含量工作的人都對局面有著批判性思考呢？尤其是那些短期義工。無論如何，大家的勞動精神讓我佩服，畢竟不是每個有政治立場的知識分子都能這樣腳踏實地地勞動。冬天這裡的勞動條件絕對算得上艱苦，在廚房和倉庫不動立刻就會凍僵，沒有任何取暖設備，大家只能靠不停喝熱水。
NGO每天給義工提供一頓簡單的午餐。
蘇格蘭小妹妹。
也有很多加萊本地人閑時就來幫工，裡面甚至還有在印度餐館打工的印度人。短期義工里，遇到在倫敦政經學人類學的新加坡女孩。來自香港倫敦長大的男孩。一個蘇格蘭小妹妹，長得像油畫里的小天使，每天只對我靦腆一笑，很少說話，只埋頭幹活，幾乎就沒見她休息過，簡直老黃牛。她學護理，正在gap year，一年來在各地的NGO做了五次義工，還學過一年的阿拉伯語。她這次和媽媽同來，媽媽在愛丁堡一家動物權利保護組織工作，平時每周花一天幫助難民，這次利用聖誕假期在這裡幫忙。聖誕那天，有人把一條假的動物皮毛圍巾布置在了聖誕樹上，頗有雪的效果，這位媽媽難以置信地跟我說：「怎麼會有人捐這種愚蠢的東西給難民！」
聖誕樹。
平時倉庫是不管晚飯的，聖誕那天我們舉行了一個低調的晚宴，沒有酒精。有人發表了年度致辭，有人熱淚盈眶。那天難民們格外感恩，因為全市歇業回家團聚還有義工留在這裡。那天給難民的晚飯額外加了雞腿，據說非常美味。大家升起一團火，義工和難民一起跳了舞。
聖誕夜倉庫里的義工們。
媒體和呈現
另一個負責人Chris告訴我，NGO和主流媒體的關係是複雜的。BBC之前來拍了紀錄片，卻令人憤怒，他們只表現警察好的方面，把義工表現為無用的理想主義者，幾乎沒有採訪幾個難民。我說《衛報》和《獨立報》的立場還行，我一直看他們的報道。他說的確《衛報》和《獨立報》算是較好地再現了問題，但仍然存在某些局限性，所以他們希望以義工的視角敘述，在網上發表第一人稱的文章。如今他不願接受媒體採訪。當年還是一個新人的時候，他不知道可以拒絕，結果說的話被斷章取義，留下糟糕的回憶。現在難民救助NGO處理媒體關係的困境還在於：既希望被傳播、讓公眾理解義工的工作，又需要低調、來保護自己。
公眾的誤解無處不在。巴黎女孩M總是想喚起她身邊的人對加萊問題的重視，她覺得照片比文字能更直觀地達到效果，可是必須極端小心。一天她在「叢林」看到滿地的狼藉和煙頭，心想拍下來一定是很震撼的照片，但她不想拍，更不想別人覺得她只是來做記錄的。M說起最討厭的影像類型，還包括那種典型的白人女性義工來到非洲摟兩個小孩拍照。
比起權力不對等的再現，也許更好的方式是把相機交給難民。
新年之後，倉庫里出現了一個小型展覽。NGO的媒體工作負責人、來自智利的攝影師Futuro Berg的計劃名為《當我們不在的時候》，指的是記者和義工不在的時候，收集、列印、展出了難民兩三個月的時間裡用一次性相機拍的照片，居然大量佳作。在這個攝影計劃執行的過程中，有的相機被警察搶走了，有的相機隨著難民不穩定的生活狀態不知流落何處。
展覽上的照片。
「去妖魔化」和「理想化」經常暗示著難民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但其實每個難民都是一個個體，有自己獨特的人格和故事。而且去妖魔化不該是人道主義式的把難民塑造成理想化的人，而應該是把他們重新「人化」（humanization），讓他們呈現為複雜的主體。怎樣在對難民的呈現中既不妖魔化，也不理想化，這非常重要。
Futuro想問，在那些嚴格的派發制度之外發生了什麼？夜裡當義工們睡在安全溫暖的室內時難民在發生什麼？他們究竟睡在哪？是否只吃義工派發的食物？一天怎樣度過？這些都是義工們想知道的問題，而這一計劃能更接近真相。而且這麼做可以保護難民，避免媒體們不經同意就把他們的臉發布出去給他們帶來的危險。
這就是Futuro（右）的辦公室。
這些作品打破了很多刻板印象，除了衝突、困難、痛苦、忍受，難民的生活中還有很多陪伴、力量、團結、喜悅、希望和愛。而且沒人是完美的，媒體往往把難民呈現為無辜、無助的生命。這種人道主義敘事存在危險，無辜意味著純潔的、脆弱的、天真的，這樣就給被關懷的人和關懷者之間建立起一種等級制，而其實所謂的「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應該是對等的。Futuro強調：「尋求庇護應該是一項權利，而不是請求；支持難民應該是一項責任，而不是『慈善』。」
死亡
我的室友S是專門負責未成年人工作的，我去的第一晚她就沒有回來。後來其他室友告訴我，那晚一個十五歲的阿富汗男孩被車撞了，她也許是去處理這件事了，M當時就說，覺得這個孩子來自「叢林」。第二天我看到了新聞，一名十五歲的阿富汗兒童在港口環路上被一輛汽車撞死，很多人認識這個孩子。
那一天，在「叢林」發生了一次非常感人的悼念。不同族群的人可能語言不通，但都會用阿拉伯語念古蘭經，他們圍著火共同念誦。也許平時不同國家的人很少講話，但此時有了連結的紐帶。
幾天後的一天早上，B把手機遞給我，那是新的新聞，又一個難民昨晚被撞，他來自伊拉克，肇事司機逃逸。B大聲說：「太噁心了，這裡的司機有的覺得難民的命就不是命。」
同時聽聞的，還有一個阿富汗青年賈巴爾死去的消息，他在A26高速公路上駕駛的一輛卡車中遇難。平時不會有這樣的傷亡高發率，這個可怕的年末。
新年前的倒數第二天夜裡，我們一百多義工在加萊的黎塞留公園前聚集在一起，向賈巴爾致敬，這個30歲的阿富汗人有兩個孩子。B喊我出發時看我在發獃，問我還好嗎。她說彼此要多注意，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上周M的精神狀態就不太好，而B的姐姐完全不能來做這個事，「只要在沙發上看到戰爭的新聞都會流淚」。
悼念現場。
我們故意選擇市中心的公共空間，是試圖喚起市民的注意，但當時街上冷清寒冷，路過者寥寥，這一時空和阿富汗發生的一切似乎非常遙遠。集會很平靜，他的遺像擺在地上，周圍環繞著蠟燭。他的兄弟也流亡加萊，感謝到場的人。NGO的負責人之一Fran?ois發言：「這是兩周來的第二次死亡，這是難以忍受的，邊境控制導致越境的風險越來越大，國家必須作出反應。」
這次悼念讓我真正感覺被死亡震懾，這幾乎真的是一個獻祭。然後他們開始把遺像和電蠟燭裝起來拎走了，一個家樂福塑料袋。回來路上B說，太難過了，我想燒了一切。
回住處的路上，車上放起悲傷的歌，然後是鮑勃迪倫，大夥一起坐在貨車裡駛向郊區。B靠著我讓我覺得很溫暖，即使窗外有凌冽的風刮進來，我坐在安全的車上，將要回到安全的住處，卻忍不住想：參加了這個阿富汗人的一場悼念，其中他扮演了難民的符號，但我和他的生命並未有過真實的遭遇……
次日晚上，馬克龍出現在電視上發表新年賀詞，說著法蘭西復興的漂亮話，裡面不乏狗哨隱語，室友們圍坐對其豎著中指，「他那些話好像什麼都沒說，但偏右的選民卻能接收到自己相信的成分」。
之後，他又放話出來：不會允許棚戶區重新出現在城市，不會允許「叢林」重新出現在加萊。馬克龍的移民政策正在逐漸強硬，抽象的政策加諸這個最北城市中每個有血有肉的生命之上，絕非無關緊要。再多的死亡事件也不能阻止政治的翻雲覆雨。終於，1月18日，在英國舉行的英法首腦會議上，特蕾莎梅和馬克龍簽署了關於邊界安全、移民的新條約。雖然英國將支持法國為難民提供住宿，對孤身未成年人作出新的規定，但強硬手段也隨之而至：採取更多措施防止人們非法過境，採取更多措施阻止尋求庇護者來加萊。如今我在地理上已經遠離了這個風暴的中心，留下義工朋友和難民的肉身承受新的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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