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兆報館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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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時兆報館小史
來源：《出版與印刷》2017年第4期P49-52
作者：周禎偉
DOI:10.19619/j.issn.1007-1938.2017.04.011
摘要、關鍵詞
摘要：時兆報館（The Signs of the Times Publishing House）為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在上海所建的印刷機構，為該會文字佈道事業之中心。時兆報館的館址幾經變遷，從蓽路藍縷到逐漸壯大，這個過程與安息日會在華的傳教活動休戚與共，時兆報館出版的《時兆月報》（Signs of the Times Magazine）有較大的發行量與影響力，抗戰時期曾是大後方銷售量最高的刊物。抗戰勝利後，上海時兆報館自有的印刷廠為全國最大的印刷機構，這為上海印刷學校的建立奠定了物質上的基礎。
關鍵詞：時兆報館；《時兆月報》；上海印刷學校；安息日會
時兆報館（「時兆」，即末世時基督復臨的徵兆。對「時兆」的系統性理論闡述主要見於《時兆月報》，《時兆月報》既名為「時兆」，旨在透析一切大小時事，尋求末世和復臨的徵兆）是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 Day Adventists）於20世紀上半葉在上海設立的印刷機構，它的設立與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在華的傳教活動息息相關。根據該會信仰，除組織教會宣傳耶穌的救恩、勸人悔改、破除迷信等觀念外，該會還辦理了醫療、教育以及印刷機構來傳播、灌輸人生服務的知識及保健原理。據1951年基督教復臨安息日會在華「會務概要」中所言，該會在全國各地設立的醫療機關衛生療養院有12家，教育機關三育研究社（三育研究社主要是培養傳道人員，三育是指靈智體並重，智仁勇兼備，三育研究社於1949年停辦。江浙三育研究社即位於當時的寧國路458號，毗鄰位於寧國路515號的時兆報館及寧國路526號的安息日會中華總會）有14家，設立在上海的時兆報館是該會在華唯一的印刷所，為該會文字佈道事業的中心。
一、創辦之初，困難重重
回首時兆報館在華的發展史，可以發現從蓽路藍縷到逐漸壯大，時兆報館在華的地址也幾經變遷。伴隨著復臨安息日會的入華，報館最早在香港起步，但當時無正式組織，至光緒十七年（1891年），復臨安息日會傳入廣東、湖南等省，報館亦印刷了宣傳品，但仍無正式印刷所，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報館始於河南上蔡縣開辦印刷所。
報館創辦人亦是首任主編美國人米勒耳（H.W.Miller），米勒耳為醫學博士，1925年在上海虹橋創辦上海衛生療養院並任院長。米勒耳在華最為傳奇的故事是1933年在上海衛生療養院成功為張學良戒除毒癮。他曾在《時兆月報》創刊卅年之際，撰寫了《三十年前的回憶》一文，講述了報館初創時，在設備極其簡陋、印刷技術落後的條件下，創辦第一份報刊的困苦與艱辛。據米勒耳所言，當時遇到的困難很多，最大的困難是沒有印刷工人或是略微懂得印刷術的人。他之前根本不懂印刷，中文也不熟練，卻要承擔編輯、印刷、銷售所有的責任，可謂困難極大。不過出於對事業的信仰，他在上蔡縣租了一間小房（見圖1），將美國一家公司贈送的一部小型手搖印刷機放置其中，再從傳教人員有限的薪水中省出一些錢，購買了些鉛字，就此開始了工作。他還雇了一名泥水匠為印刷機造了個架子，請了木匠將幾塊干透了的棺材板製成3000個格子來裝鉛字，並找了一根煙囪管子，整理妥帖後用作墨盤，即便如此，仍缺墨輥等設備，只能從家裡的器皿中、醫局的用具中東拼西湊充做印刷器材。
當印刷器材準備好之後，籌備稿子亦是困難重重。先是到街上招了幾個人來幫忙排字和校對，之後由於鉛字少的緣故，不得不將稿子重新編輯，將沒有的鉛字替換掉或是拿一個鉛字到刻字匠那裡照樣雕刻一個，所有編排校對工作皆在租借的小房間內進行。由於不熟悉印刷的方法，在印刷的過程中事事都須試驗方能成功，譬如木刻字就使他們備感困苦。歷經艱辛，印刷了幾份勸世文後，開始著手印刷第一期的《時兆月報》，當時叫做《福音宣報》。報紙大小與普通書本大小相同，紙張是從漢口用火車和馬車運來。米勒耳和他的同事們先用一把鋒利的刀按報紙的大小將紙張的邊角切齊，然後一頁一頁地進行印製。第一期報紙，除封面以外，共有8頁，稿子內容都是與宗教有關的，於1905年11月出版，共印了500份。報紙印完後，因無分銷書報之人，他們只得自己上街叫賣。
二、轉戰上海，業績激增
1908年3月，報館遷移至上海，更名為時兆報館，《福音宣報》改名為《時兆月報》，與《末世牧聲》並列為兩大基督教刊物。
報館最初設印刷所於有恆路（今餘杭路），之後遷移至寶興路寶興里（今東寶興路）。1911年，因鄰屋不慎失火，致被波及，次年於滬東寧國路購得地基，自建廠屋。在時兆報館自印的《創業卅周年紀念》（見圖2）中關於購買寧國路地基的時間，中英文兩個版本的記載有出入。英文版記載為1909年購得寧國路地基，遂即開始建立新廠，館址位於寧國路華德路（今長陽路）轉交處，地址為寧國路515號（見圖3）。搬至寧國路後，時兆報館的事業蒸蒸日上。1927年，因原有工廠及辦事處不敷應用，添設新式工廠一所。在此期間，《時兆月報》已成為當時國內銷售最多的雜誌之一，訂戶穩步增長。1917年為41000份，1926年增長至60000份，1931年達到了82000份，之後訂戶平均在七八萬份，特刊最多銷售數曾達50萬份，是當時遠東最大的宗教刊物。
至此，《時兆月報》的版面內容已做較大調整，宣揚宗教的內容僅為其中一小部分，另設有「時事釋義」，評釋時事及社會問題；「工商界」，告知國內外工商界消息；「論壇」，刊登倡導道德修養、品格優美的論文；「家庭與青年」，提供父母、教師最好的參考資料；「健康與衛生」，旨在促進人民健康；還設有「農村問題」、「科學消息與世界珍聞」等數個板塊，這些關注世俗生活的欄目，無疑更加貼近日常生活，滿足了各界讀者需要，在客觀上也促進了《時兆月報》的銷售。
至1935年11月，時兆報館創業卅周年之際，又添備新式機器多種。當時報館設有14個部門，分別為經理部、管理部、司庫部、編輯部、校對部、營業部、美術部、發行部、發報部、排字部、製版部、印刷部、裝訂部、雜務部，有職工56人。報館除定期出版《時兆月報》外，另經營4種定期刊物，分別為《牧聲》、《傳道者》、《青年之友》、《安息日學學課》。同時，報館還出版宗教、教育及衛生書籍若干種，市場反響較大，如1916年出版的《延年益壽》就大獲成功，截至1935年11月，累計銷售136000本，並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這是時兆報館出版健康系列雜誌的一個良好開端。之後，1930年出版的《健康要訣》截至1935年11月，累計銷量達到了186769本，為當時時兆報館銷量最高的書籍。
報館業績增長迅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它有一個高效的發行部，使報館的出版物能夠得到廣泛的流通。報館除在上海設總發行所外，在各省設立分發行所31處，均有專員服務，此外另派經理人多名，在全國各處專事推銷報館出版物，並以實際銷售量計算經理人的報酬。據1934年1月23日的《申報》記載，「時兆報館有兜銷員二百餘人，行銷全國，去年營業總數達二十四萬餘元，《時兆月報》訂戶計七萬八千餘份」。此外，時兆報館還在新加坡、日本、英國、印度、菲律賓、暹羅等地設分發行所，行銷海外僑胞寄居之處，頗受歡迎。
三、抗戰期間，堅持出刊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地處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區的時兆報館亦受時局的影響，在滬的編印工作均難以開展，為免工作停頓，編輯部與發行員決定遷移至香港繼續開展出版活動，印刷則委託香港聚珍印務書樓代印。原打算短期滯留，待形勢緩和，即行遷回上海，然而時局不定，這一願望很快就落空了。
在香港展開工作後，遇到了種種難題，首先是印刷材料與書稿均留在上海，編印方面頗為困難。其次，因報館訂戶多數在國內，在香港的郵寄費用比上海要貴四倍以上。儘管如此，報館儘力提早出版，仍完成了《時兆月報》和《末世牧聲》的出版與郵寄。1938年底，由於戰爭已經蔓延到西北、西南、華南的部份地區，郵件經過廣州轉發全國各地的辦法已不可能，面對種種困難，時兆報館在香港仍堅持出版，從未輟刊，並嚴守信譽。為補救與內地交通阻隔的難題，報館自行購備汽車，將書報輸入內地寄發，到內地再將汽車賣掉，以抵充路費。
直至1939年3月，時兆報館方才遷回上海，恢復在滬出版工作。據1939年5月18日載於《申報》的《時兆報館，新廈落成》一文記載：
基督教安息日會所屬之時兆報館，住處楊樹浦華德路寧國路轉角。創辦迄今已三十餘年，為基督教會在華自設之最大印刷機關，出版各種宗教書籍雜誌，深入民間，尤以時兆月報銷售最廣，每期訂戶六萬五千餘份。近年以館址不敷應用，爰於八一三前開始將辦公處及編譯所一部分樓房拆除翻造。滬戰爆發，工作停頓，復於去冬繼續興工建築，月之十四日下午三時，舉行新廈落成典禮，到中西來賓三百餘人……該館職員領導來賓參觀印刷工廠及新廈各部，該館新廈為鋼筋水泥雙層建築，上層為編譯所、美術部、圖書館、參考室、史料陳列所等，下層則為營業部、貨房及發行部。
然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基督教的出版活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1940年以後，由於報紙供應不能保證且紙價昂貴，一般教會印刷業務包括《聖經》的印行都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至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日佔區的教會出版和印刷機構幾乎全部停閉。時兆報館編輯部也於此時隨安息日會中華總會內移至重慶大溪溝繼續出版，在物資缺乏、交通不便的雙重困難中，時兆報館憑藉安息日會的傳教士有著特殊的紙張來源和途徑，搞到了大批紙張，出版了《時兆月報》重慶版，並繼續利用推銷員深入後方各省推銷，達到每月5萬份的高峰，在戰時大後方沒有一種現代刊物能有這樣高的銷數[1]。
四、脫胎換骨，印校初建
1945年抗戰勝利後，因飽受戰爭摧殘，時兆報館在滬印刷設備一時不易恢復，拖至1946年5月，《時兆月報》才正式在滬復刊。至1949年，《時兆月報》的銷量維持在每月7萬份左右。
新中國成立以後，時兆報館最有影響力的刊物《時兆月報》並未取得政府的認可，當時暫作為宗教刊物流通。1951年春，在甘肅、山西、江西和河南都有書報員因銷售《時兆月報》而被拘留的情形。1951年9月，在華安息日會響應國內「三自愛國運動」號召，與美國安息日會割斷經濟與人事聯繫，厲行自力更生。同月，時兆報館停止印刷教會出版物，當月《時兆月報》停刊。11月，時兆報館被政府接管，時為國內最大的印刷機構。
1952年，上海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印刷管理處開始籌建新中國專業的印刷學校，擁有眾多出版印刷機構的上海無疑是不二之選，考慮到辦校要有一定場地條件與印刷設備，經反覆研究，當時由政府接管合併後的新華印刷廠、大東集成印刷廠，代管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及其他系統接管的幾處印刷廠均無法安排辦學場地。無奈之時，安息日會三自革新委員會主動上門要求政府接管時兆報館及其印刷廠，以解決時兆報館近20人的生計問題。經相關人員的實地考察，對報館的場地條件及印刷設備都非常滿意，由此協定，政府留用全部職工，利用時兆報館的館址和印刷器材作為開辦上海印刷學校的基礎。上海印刷學校即為今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前身。
參考文獻
[1]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75.
（作者單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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