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贈的潛在規則
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由於拉斯克公眾服務獎的設立，使以上這些努力更見成效。這個獎項的對象是「鼓勵政府立法並支持醫學研究，或幫助實現重要的公共保健計劃的個人」。在以後的20多年裡，許多在改進醫療保健政策方面起了主導作用的重要政府官員受到了褒獎，其中包括國會中頗有權勢的成員克勞德·佩珀（Claude Pepper）、利斯特·希爾（Lister Hill）和前衛生、教育、福利部部長埃利奧特·理查森（Eillot Richardson），以及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等。對所有未來的捐贈者來說，拉斯克的事迹有著多重的意義。它展示了私人贈款的基金會可以利用各種手段去實現其目的的巨大潛能；它證明了一個基金會即使只有相對有限的資源，但如果捐贈者有相當的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仍然可以排山倒海。(沃爾徳馬·尼爾森）
能夠成為巴克曼慈善捐贈的領受者，已被認為是在科學界卓有成就的一個標誌。由於巴克曼本人就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他自己就能對捐贈對象作出準確的判斷取捨。巴克曼很明確界定他的捐贈主要集中於一個特殊的方面，這就是政府和一般公眾都不太會支持的那類長期性、基礎性研究。在不少個案中，他也要求受贈者籌措相應的資金。只要有可能，他都力爭用這種方法使他的捐贈發揮槓桿作用。(沃爾徳馬·尼爾森）
安嫩伯格發揮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他支持創建了一整套為電子媒體培訓人才、科學研究和創製新節目的機構，是他把公益事業引入了現代傳播領域。安嫩伯格最主要的慈善創意，都源自於自己的興趣或念頭，來自「沃爾特的靈機一動」——這是他的合夥者們對他給公司出的那些賺錢的好主意所用的贊語。他善於發揮有才幹的顧問的作用。(沃爾徳馬·尼爾森）
這四位可能是今天美國最富有的個人，在積累個人財富的能力上旗鼓相當，但在捐贈的傾向和手法上卻大相徑庭。
他們是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被《財富》雜誌列為美國的第一號富人；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Bill Gates）；俄亥俄州一家服裝連鎖企業的擁有者萊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國際金融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沃爾徳馬·尼爾森）
相比之下，韋克斯納已經有了非同一般的表現。當他的財富一開始積累，他的慈善活動也就開始了，現已成為美國最大、最有成效，也最活躍的捐贈者之一。然而，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與索羅斯的成就相提並論。索羅斯在公益事業中的創造性、勇氣和奉獻精神，使他成為這個領域裡一位具有歷史意義的人物。(沃爾徳馬·尼爾森）
從廣泛的國家角度來看，巴菲特這種小氣的做法向美國的富人階層（他們都很佩服巴菲特先生的投資本領）傳遞了某種信息。這讓那些最有錢的人認為，在自己精力還旺盛的時候，根本不需要急於優先考慮興辦什麼公益事業。在慈善事業中，這樣的「帶頭」作用是我們不希望見到的。(沃爾徳馬·尼爾森）
如果比爾·蓋茨能夠抗拒不被他的財富所寵壞，不忘卻那些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在公益事業中也能發揮他在商業中顯示出來的創造性；如果他不要拖得太久才開始——他可能成為21世紀美國新的偉大慈善家之一。(沃爾徳馬·尼爾森）
韋克斯納不只是捐錢，還幫助籌款。他在一些公益事業的董事會任職，幫助非營利機構制定策略。譬如，他幫助哥倫布市的聯合基金會推行一項有創意的計劃，使近年來對這一機構的捐贈額增長了4倍。(沃爾徳馬·尼爾森）
當你考慮贈予時，你永遠不知道你的責任何時到期。我喜歡感到自己總是在履行對個人和對社會的義務。我願只帶著10分錢死去，只要我還活著的時候能看到辦成一些好事。(韋克斯納)
在過去的20年中，索羅斯變得極其富有，而且進行了大規模的、創造性的慈善活動。在此期間，他通過公益事業辦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把一度封閉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門戶打開，讓外部世界的新思潮和新科技自由湧入。(沃爾徳馬·尼爾森）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他在東歐的巨額捐贈以及這些國家在變革中的混亂局面，索羅斯與這些國家的政府首腦及其他政治要人的接觸已越來越多。事實證明，他已經自覺不自覺地插手正當的公益事業以外的事務——如積極支持在巴爾幹建立一個新的「馬其頓」之類。如果他過於剛愎自用，使自己的公益事業截至目前的光輝紀錄暗淡下來，那將是一大悲劇。(沃爾徳馬·尼爾森）
索羅斯則更多地像一個洛克菲勒式的捐贈者——大膽、有企業家的膽略，而且目標是全球性的。在捐贈的數量、目標的宏偉、項目的大膽和創意等方面，他已可以同以往最偉大的捐贈者並肩而立。他熱情地致力於實現一個理想：把歐洲建成一個開放的、民主的社會，「不受任何國家或特定的意識形態的控制。那裡，沒有人能壟斷真理，少數社群和他們的意見同樣受到尊重」。他也致力於促進歐洲的一體化。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他表現出了善於選擇和利用歷史時機的智慧。他在西歐和東歐都已經提供了一系列驚人的巨額捐贈。(沃爾徳馬·尼爾森）
在歐洲的政治經濟一體化與民主模式的決策過程中，他(索羅斯)積极參与的一些經濟的，甚至政治性的活動已成為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商業方面，他能夠把握時機以大動作來「左右市場」。他能夠並已經使得歐洲貨幣重新估價，與中央銀行的政策對抗，對歐洲共同體（後發展為歐盟）的統一或分裂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他很清楚這一切，曾經坦率地說過：由於他的公益事業和金融活動的相互影響，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投資機會，但同時也使他受到制約，並加重了責任。(沃爾徳馬·尼爾森）
現在，人們已普遍承認，在以往所有的全國性社會運動中，婦女總是和男人並肩戰鬥的，如廢除農奴制、衛生保健和醫院改革、監獄改革、公共教育、兒童和窮人的社會福利計劃、禁酒、婦女選舉權，以及其他許多方面。從蘇珊·安東尼（Susan Anthony）、哈麗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簡·亞當斯（Jane Addams）和克拉拉·巴頓（Clara Barton），到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等，她們形成了一整列傑出的婦女領袖，為國家的立法、體制和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沃爾徳馬·尼爾森）
在一個開明的民主社會裡，私人公益事業最大的作用在於投資開發新的主意構想，使之逐步付諸社會實踐，然後就該交由公共機構接手並繼續下去。(凱特·梅茜·拉德)
現在舉國上下都逐漸認識到家庭觀念的深遠意義和重要性，認識到上一代人撫育下一代的責任，以及忽視或喪失這些將帶給個人與社會的災難性後果。(沃爾徳馬·尼爾森）
新成立的重要基金會中，大約有三分之一在成為有效運轉的慈善機構之前就已面臨困境：或是出現煩惱的內部爭端，或是陷入長期的重大矛盾；有些基金會根本就無法步入正軌。(沃爾徳馬·尼爾森）
戴蒙德夫人和麥吉一直和諧共事（後者是維護公民權利活動的積極分子，曾為反對越南戰爭坐過牢），這兩個意志堅強的人共同組建了一個出色的基金會董事會，制定了富有活力的計劃，重心放在少數民族教育、各種文化項目、艾滋病研究以及保障人權和公民權利等方面，並作出了大量貢獻。(沃爾徳馬·尼爾森）
近幾十年來，由於在美國出現了對於現代藝術——及其價格——的極大興趣，造就了一批相當富有的藝術家。在這些財富的基礎上，已經誕生了兩個重要的基金會：一個是美國現代藝術的重要人物、畫家傑克遜·波洛克的遺孀所創建的波洛克—克拉斯納基金會；一個是1987年由另一位視覺藝術領域的重要人物所創建的安迪·沃霍爾基金會。(沃爾徳馬·尼爾森）
家庭基金會就是由一家之主所創建，而後由他或她的後代及其配偶所控制的基金會。它們形成了美國公益事業巨大的中間王國：美國3.5萬個私人基金會中的大約四分之三，都屬於這種類型。(沃爾徳馬·尼爾森）
從歷史上看，由於稅務法存在的大漏洞，家庭公司和家庭基金會是互相聯結的。捐贈者們可以把家庭公司的所有權轉讓給他們所創建的基金會，享受全面的免稅優惠，而且任命他們自己和家庭其他成員為董事。此後，他們就可以安排讓基金會只從它的公司股份得到少量收入，甚至沒有收入——這樣一來，其公益事業就收益甚少或全無收益。(沃爾徳馬·尼爾森）
如果這個公司創建人——大多數是父親——選擇了接班人，他必須面對失去自己權力（也就是他的身份）的痛苦現實；如果他不只有一個孩子，特別是如果有兩個或更多的兒子，他作出的選擇就可能導致深刻的、無休止的怨恨。此外，如果他已不再需要操心過問自己一生孜孜以求並獲得成就的事業，具體說就是他所創建並領導的公司，那他就得決定自己還能做點什麼。
不管他能否解決好繼承的問題並確保他的公司持續發展，思想靈活的公司創建人多半會建立一個家庭型的基金會——也許作為他的遺產安排的一部分，也許作為他發泄精力的另一個途徑，也許作為他為自己所傾心的事業服務的另一種方式。(沃爾徳馬·尼爾森）
對傳統的家庭基金會來說還有另一個選擇：越來越多的基金會把資產轉入「社區基金會」。事實上，這已成為公益事業中一個重要的全國性發展趨勢，具有非凡的潛力。(沃爾徳馬·尼爾森）
建立一種新型的基金會，由信託銀行和一批負責的公民領袖共同來指導管理。它可以統一掌管許多不同的慈善基金。當捐贈人把贈款交給基金會時，他們應同意如下條件：只要他們提出的慈善目標不是過時或有害的，就會得到尊重；但是基金會的主管們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修正目標，而無需訴諸法庭。(沃爾徳馬·尼爾森）
現在基金可以捐給指定的目的，可以標以捐贈者家庭的名字，以滿足出名和留念的要求。最近，「捐贈者建議基金」讓捐贈者個人和家庭有機會為他們提供的基金的分發充當顧問的角色，因此也能獲得參與贈款分配過程的滿足感。(沃爾徳馬·尼爾森）
為什麼對有些家庭成員來說，把自己所繼承的財產的最終控制權交給社區基金會會讓他如此心痛？一旦作出了這樣的捐贈，為什麼專業人員的插手和一個較大規模的機構對這筆錢的控制常常會使家庭的不睦緩和下來？是不是這些中立、幹練、無威脅性的人們在場，能抑制家庭間的對抗和矛盾爆發？是不是真的不好意思當著陌生人的面爭鬥？又或者，把所繼承的財產的最終控制權交給社區基金會，是不是使權力遊戲和爭奪控制權的內訌變得沒有意義了？不管是什麼力量在起作用，結果激勵著我們。(沃爾徳馬·尼爾森）
這一項目的成功，堅定了勞斯夫婦的信心：在華盛頓特區能做到的事，在其他地區也應該能做到。於是，他們在1982年創建了一個企業基金會，並確定了全國性的長遠目標：「給所有低收入的人們以機會，去享有合適的、付得起房租的住房，進而徹底擺脫貧困，融入美國社會主流生活。」(沃爾徳馬·尼爾森）
由於問題複雜，風險很大，全國4000多個基金會（其中還有許多聲稱自己是富有改革精神、勇於承擔風險的），竟沒有任何一家採取過任何實際措施，去涉足囚犯的就業訓練和最終得到僱用的問題。1979年國會通過了一個法案，給了他(布朗)更大的鼓勵：法案規定，允許私人公司在一定的嚴格條件下僱用囚犯，並允許銷售囚犯製造的貨物。(沃爾徳馬·尼爾森）
(布朗）具體的實施方案包括：把工廠遷建在堪薩斯的萊文沃思小鎮，因為這裡有本州的、聯邦的和軍隊的監獄，正適合接受這個新事物。工廠的勞動大軍中，一半是囚犯，一半是市民；這雖然增加了工作的複雜性，但對於創造一個正常的勞動環境是十分必要的。犯人們每天按通常的鐘點上下班，由大轎車接送，監獄看守陪同往返。他們將得到同等的工資，但要扣除80%，用來交納稅款和監獄的住房費用、養家，以及賠償受害者的損失等；餘下的錢，就可以自己存起來或消費掉。工廠對外開放，社區、工會、企業、媒體和其他方面的人都可以前來參觀訪問，親自證實一下這裡一切正常，沒有任何違反承諾的情況。(沃爾徳馬·尼爾森）
1884年，在他的財富和影響如日中天之時，他16歲的獨生子不幸去世。深受打擊的斯坦福參議員和他的妻子，化悲痛制訂了一個計劃：建立一所大學，以兒子的名字命名。1885年，他們率先捐款500萬美元，辦成了這件事。現在，位於帕洛阿爾托的斯坦福大學，已成為同哈佛大學比肩而立、西海岸一所聲望與資產都在最前列的大學了。它的捐贈基金已超過2億美元。(沃爾徳馬·尼爾森）
「我有一個夢想」項目內容在20世紀80年代如野火般在美國許多新的百萬富翁中間傳播開來。從那時起，全國許多城市的男女富豪先後發起、贊助了157個此類項目。其結果，有超過1.2萬名「夢想者」走進了大學。(沃爾徳馬·尼爾森）
創建一個基金會既勞累又擔風險，而贈款反而是簡便又安全的投資。前者要踏進一項冒險的、前途未卜的新事業，而後者只是與一個有案可查、備受尊重的現成機構打交道。(沃爾徳馬·尼爾森）
大多數情況下，大筆的贈款都是一個物物交換的過程。在非營利領域中往往用一種特殊的「幣制」來計算代價：如命名一座建築物、授予一個榮譽學位、推行某一特定的科研或教學課題的協議等。有些大學或醫院會同意以捐贈者的名字設立一個教授席位、一個研究所或者早產兒護理院等。捐贈者獲得的「利益」形式是社會承認、聲譽地位、留名後世。(沃爾徳馬·尼爾森）
對於數量比較多的贈款，有一個龐大的提供「紀念贈品」的超級市場。也像任何市場一樣，每件贈品都有各自的價格標籤。那些默默無聞的地方機構價格較低廉，而聲名顯赫的機構給予捐贈者不同形式的榮譽可能異常昂貴。
在有的教堂捐贈500美元可以把你家庭的名字刻在靠背長椅上；另一些教堂可能開價5000美元。在有的圖書館捐贈5000美元就能命名一間兒童閱覽室；另一些圖書館則要你贊助25萬美元。給一所醫院的早產兒護理室命名，可能要付出5萬至25萬美元不等。
知名大學在這方面的規則更加細緻，標價也更高。如一個常春藤學校為命名一所建築物所開的價格，至少是整個建築造價的一半。捐贈者的名字將一直保存著直到它被拆毀的那一天，取而代之的新樓想必又會冠以某一位新捐贈者的名字。
資助有些項目的贈款是消耗性的——例如「墨菲講座」，在經費沒有花完以前一直冠以捐贈者的名字。換了贊助的人，則講座的命名也會變換，比方由「墨菲講座」變成「漢尼根講座」。如果是命名一項永久性的捐贈基金，它可以永恆不變，博斯基基金將永遠是博斯基基金，不過這個名字只是出現在記錄中或偶爾發表的報告里。(沃爾徳馬·尼爾森）
下面是一家著名的城市博物館未公開的贈品價碼單上的部分項目：
禮堂座位（每個）$10000
首席策展人辦公室$100000
國際展覽基金$750000
公眾項目基金$2000000
訪問學者基金$750000
電影系列$400000
講座系列$350000
出版基金$1000000
主要樓梯$1500000
衣帽間$250000
載人電梯（每個）$250000
畫廊$1000000
男女洗手間$50000
(沃爾徳馬·尼爾森）
懷特黑德與麻省理工學院達成協議，創建一所新的生物醫學研究所，它不算麻省理工學院組織機構的一部分，但是與它共用師資隊伍、部分董事會成員和某些設施。懷特黑德同意提供2000萬美元為新的研究所蓋一座研究實驗室，並在他有生之年每年資助500萬美元活動經費。他也設立了一筆至少1億美元的基金，作為他去世後持續的支持。(沃爾徳馬·尼爾森）
雙方經過好幾年的協商才最終達成如下的協議，並仔細地以法律文件記載下來：
新的研究所應有自己的董事會，麻省理工學院的代表在其中僅佔少數席位。
研究所的所長由董事會任命，經麻省理工學院核准他可以成為該學院的教授。研究所任命一定數量的教職員，他們也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同樣的職位，並得到與學院待遇相當的工資。任命分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兩種。
由於增加了師資，麻省理工學院應接納額外數量的研究生。
為了幫助麻省理工學院承擔因為設立新研究所而可能出現的未估計開支，懷特黑德將提供750萬美元的特別基金。
首屆董事會的成員是埃德溫·懷特黑德的三個子女和他提名的八人，麻省理工學院提名三人，另有三人由董事會和麻省理工學院聯合提名。
為達成雙方對所有這些細節的共識，在懷特黑德和麻省理工學院之間進行了慎重周密的討論。懷特黑德在高科技商業領域和與科技組織打交道方面都有著豐富的經驗。他想要創造一個高水準的科研機構，用以紀念他本人和家庭，使他的家人參與這一事業，並與大學聯結在一起，而又不完全成為附屬物。對學院而言，它要權衡它與這所半獨立研究機構掛鉤的好處（包括未來可能從研究成果得到的專利收入），以及把自己的名字和聲望賦予一所不能完全控制的機構的風險（包括它的讓步可能對教職工感情及學院特殊地位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些想法都經過周詳細緻的平衡，協議才得以達成。(沃爾徳馬·尼爾森）
里普利使出了白宮的全套禮儀招數：為赫什霍恩一家安排正式酒會和單獨參觀，隨之與文化界名流和權威人士共進午餐，總統還特地離開內閣會議趕在席終前與大家見面。高大的總統像大熊般擁抱了客人，熱情地說：「喬伊，你用不著什麼合同，把你的收藏交給史密森博物院就是了。其他的事我會關照。」赫什霍恩當時就軟化了。後來他說：「一旦總統用胳膊摟住你，你只有俯首聽命。」(沃爾徳馬·尼爾森）
對赫什霍恩來說，這整個事件是一個漫長艱巨的歷程。但由於他很清楚自己最需要什麼（在國家的紀念物上留名），也有心接受史密森博物院的關鍵要求（董事會有處理收藏品的自由），這一座充滿朝氣、不斷發展的博物館才得以建成，並在美國政府的資助下，成為展現當代藝術的高水準藝術機構，永世長存。要得到最佳的結果，事先的算計必須樣樣恰到好處。赫什霍恩不僅運氣好，同時也目標明確、辦事謹慎，他最終所取得的成功，恐怕任何雄心勃勃的捐贈者也未曾夢想過。(沃爾徳馬·尼爾森）
在安嫩伯格贊助的活動中，最能體現他的風格和目標的要算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他在賓夕法尼亞州拉德諾創建的非營利教育機構——安嫩伯格學院了。他為之慷慨地捐出了自己公司將近三分之一的股份，價值在10億美元左右。學校的法人地位給捐贈者帶來稅務上和許多其他方面的優惠，其中之一就是：作為一所由國稅局認定為非營利事業的學校，安嫩伯格學院可以捐款給其他機構，只要它們的目標與它一致，並且幫助管理這個資助的項目。
拉德諾的這所學校其實沒有教師和教室設施，也沒有自己的學生。它是和一些著名的大學（如賓夕法尼亞大學、西北大學、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等）簽訂「工作協議」，創立一個共同領導的安嫩伯格傳播學院。在每個學校中，都成立一個聯合董事會，由大學和拉德諾的安嫩伯格學院各自指定半數的成員。協議通常以10年為期。拉德諾的學校提供經費，大學進行教學。結果，安嫩伯格藉助這些大學的聲望，把按他目標和要求制定的項目承包給大學，同時又參與總體的管控，以分階段撥款的辦法，保持對這些項目相對短期的經濟約束。安嫩伯格捐贈給公共廣播公司的1.5億美元巨款也是通過拉德諾的學校捐出的，也以同樣的聯合董事會管理。因此，我們可以把拉德諾的學校看成是一個非營利聯合體的控制中心，也是一個很特別的公益事業談判成交的工具。(沃爾徳馬·尼爾森）
對於安嫩伯格利用拉德諾的學校來控制接受捐贈的學院的做法歷來眾說紛紜。它使人不要忘記大學對於其地盤遭到入侵是很敏感的，也證實了安嫩伯格的確能劃清一位贊助人的權利和義務與被贊助人之間的微妙界線。(沃爾徳馬·尼爾森）
基金會這樣的機構既不受外界力量——如選民、顧客、股東甚至學生——的有效制約，又沒有能衡量其表現的清晰的客觀標準——如盈虧報表之類。它們擁有自己可靠而永續的資源，自成一體，完全不會接觸到那些迫使大部分機構去努力生產、調節、求存的需要和壓力。(沃爾徳馬·尼爾森）
按照羅森沃爾德的觀點，把資金從當前已知的需求抽出而提供給將來未知的需求，這種想法背後似乎包含著一種假設，即下一代的美國人不願或不能慷慨解囊去解決他們自己時代的問題。他本人則恰恰相反，深信「那些繼承我們的人一點兒都不比我們差，也一樣充滿人性、開明進步、有幹勁、有能力。未來的需要應該放心地交給未來的一代來安排」。(沃爾徳馬·尼爾森）
這個預測為過去幾年中出現的兩項嚴峻的事實所日益證實。第一，美國人口中最富裕的階層的收入增長和財富積累的速度比一般美國人要快得多。第二，按財產和收入計算，富裕的美國人施捨行善的比例遠比美國的一般人或窮人要低。(沃爾徳馬·尼爾森）
選擇你的公益事業的手段或工具要十分慎重。有許多形式供你挑選：你可以直接捐錢給現成的機構——醫院、教會、大學等；你可以把錢捐給社區基金會，數目大小無妨；你也可設立自行運作的基金會或專門提供贈款的基金會。(沃爾徳馬·尼爾森）
不要以為一個家庭基金會可以幫助保持維繫家庭團結，恰恰相反，此類基金會常常引起衝突和競爭。不要企圖強拉大家在一起永遠合作，讓他們自己選擇：是到一定時候把基金會分家，或者在創立基金會時就先確定它的年限，30或40年都可；也可以把它辦成社區基金會之類的「捐贈者監管基金」。總之，不要把基金會當成你過世後控制管理你的家人的工具。(沃爾徳馬·尼爾森）
假使你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或家庭流芳百世，那麼基金會是一個很冒險的選擇。最好通過你對一個現成的、根深蒂固的機構的幫助來使人們追念你，如教會、醫院、博物館、圖書館或研究中心等。資助一間教堂或實驗室、一項獎學金、一幢宿舍、一個特殊的書刊收藏、一間植物園或者一系列音樂會，會比創建一個獨立的基金會更容易成為對社區持續有益的資產。(沃爾徳馬·尼爾森）
感悟：
一，對推動政府政策有貢獻的人士
二，要求受贈者自籌部分資金可撬動槓桿
三，家庭基金會成為移交企業控制權後企業家發揮餘熱的平台
四，社區基金整合家庭基金
五，贈款有物物交換
六，安嫩伯格學院，非營利聯合體的控制中心，聯合董事會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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