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邊疆封閉如何導致大清衰亡？

自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開始，滿洲和後來的大清就是一個為了戰爭而組織起來的集團，這和奧斯曼、莫卧兒等一干同時期的內亞帝國並無不同。此後清帝國不斷擴張，自1750年代消滅準噶爾汗國內亞邊疆定型後，似乎產生了當年腓特烈.特納對19世紀末美國邊疆封閉空永久性傷害美利堅民族活力的擔憂，而這些在19世紀成為了現實。

在之前清帝國的擴張中，從來都是暴力與懷柔並用，九白之貢和多倫會盟等沿襲了中國自古以來教化游牧民、將之置於朝貢體系下其應有位置的傳統。而妥協與融合，可能比暴力鎮壓並未頻繁，如同奧朗則布時代大量頑強抵抗的德干城市都是談妥了頭像條件後轉而歸順。之前的準噶爾戰爭還促使大清不斷進行體制改革，如軍機處使得清帝最終收割最高權力，官員種種允許商人隨軍經商、提高生產力等措施鍛煉了帝國體制的活力，大量貴金屬流入甘肅前線、乃至以後新疆本身出現鑄幣廠，都不是為威權國家靈活性與續命能力的現實例子。然而到18世紀末，大清面臨著人地矛盾、體制江化、軍隊腐敗等諸多問題，西人自海上來、太平天國更是把傳統的漢人反抗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清帝國18世紀發展出的一整套機制無法適應新時代的發展，最終導致了其衰亡。

（17世紀末的內亞生存競爭與國家構建浪潮，看看如今哪幾個還在？）

消滅準噶爾汗國後，大清改革自身體質的最大動力消失了，衙門開始日漸低效。大清作為近代早期幅員遼闊、跨越廣大地域的農業帝國，貧瘠的西北之前是靠著準噶爾戰爭中國家的強勢介入和經濟起色。那裡舊有的各種矛盾潛滋暗長，直到19世紀中晚期稱為帝國差點收不回來的另一叛亂重災區。

在18世紀準噶爾戰爭中，清帝國設立軍機處以發號施令、任用耶穌會繪製近代地圖、引進和組織當時最先進火器及相關單位、與帝俄等勢力展開靈活的外交，呈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國家構建」之局面。布魯爾（JohnBrewer）指出，英國在18世紀的崛起恰恰也是因為頻繁的戰爭帶動財政管理體制、諸如國債之類的發展。阿德爾（KenAlder）則認為18世紀法國的歐陸征戰使得以沃邦為代表的軍事工程標準化應運而出，背後則是整個法蘭西國家作為當時歐洲中央集權的典型；維納爾（WernerSombart）進一步指出，戰爭本來就與資本主義更發展不可分割。正如現在很多回顧近代早期全球和歐洲歷史的著作總結道，西歐當時的脫穎而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在國家構建浪潮中倖存和崛起的軍事-財政複合型國家之生機活力。

清代文人早就看出了大清征服內亞，乃是徹底終結了中國歷史上2000年來牧民之威脅。也無怪乎準噶爾戰爭結束後40多年馬嘎爾尼與乾隆談笑風生時，對方有底氣自豪地說出「天朝無所不有……」之類的話。

清帝國在18世紀西北前線所積累起來的很多經驗，到了19世紀被不適宜地用到東南沿海，最終為忽視這個世界之大、且變化之快而付出了慘痛代價。因為帝國的內亞本位主義和上個世紀對內亞的過度用心，直到鴉片戰爭，大清不把英國當做威脅，而是頗為類似於上訪鬧事想要分的一點糖的刁民，於是有了【南京條約】中大方地畫出香港之類滿洲人眼中的化外之地和北京茶樓其後俄「莫談國事」。事實上鴉片戰爭中以楊芳為代表的大量將領與官員，本身就有過之前西北的經驗甚至功績赫赫。但是用於西北和內亞的大戰略，在一個【海權論】即將誕生的新時代顯得無地自容。然而東南山海分割的地形不同於內亞一馬平川的草原和隔壁，英國人也絕非傳統的倭寇海賊或海上版本的游牧民。

從1760-1834年間，以各種貿易限制與可能懲罰為特徵的廣州體系（CantonSystem），正式幾乎完全照搬了朝廷之前對西北經濟的強力控制。十三行商人每年售出價值七百萬美元的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貨物，為清帝和各級官員帶來了海量的意料外收入（皇帝每年得到85萬兩白銀！一兩在清朝摺合300-600人民幣不等），也使得粵海關成為了一個公開的權力尋租競技場。靠傷雞取卵的廣州一口通商貿易使得大清上至皇帝、下到相關官員都可以有穩定的外快，於是誰也不會有動力改革之，直到英國人的炮艦將其徹底摧毀。

大清仍然用羈縻西北內亞民族那一套，政商不分，沿用著監視邊界、與商人合作和限制「蠻夷」在廣州定居的一整套手段，背景是始終如一地將準噶爾和英國人都是為見利忘義、急需帝國懷柔的蠻子。

內亞人和英國人當然會利用地方政府的靈活性為自己謀求最大化的利益，比如準噶爾甚至暹羅等親善國家往朝貢使團中塞入遠高於基本法欽定的隨行人員。但如果他們太過，帝國政府則會直接關閉貿易機會。然東南不同於西北，後者落後之甚，當然需要帝國政府在經濟上強勢干預。長江以南，以宗族勢力為代表的民間自發秩序發達（不少西方學者認為這位近代以來南方乃至南洋的經濟發達奠定了基礎），廣州本人更是一座有著2000年歷史的海運大港，兩者結合造就了清代廣東的繁榮，朝廷的過度管制只能起到外行指導內行的反作用力。南方沿海博弈之複雜，乃至於十三行與東印度公司更像利益共同體，一同對付兩國私商，而帝國政府遠不能向關注幾條出塞道路那樣的西北戰事那樣牢牢控制住。然大清的內亞本性限制了其在海洋世界的想像力，正如莫卧兒不知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紛紛在馬拉巴爾海岸和印度東海岸建立商站乃是次大陸殖民的濫觴。最終的結局是，上海和孟買在商業乃至文化意義上取代了北京和德里，換言之，海路大港取代了原本靠近內亞草原和農牧交界地帶的傳統帝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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