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世界》比《瘋狂的石頭》高明多了，它讓我想起了托爾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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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們肆意把石頭砸進地里，不讓花草樹木生長，儘管他們除盡剛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燒得煙霧騰騰，儘管他們濫伐樹木，驅逐鳥獸，在城市裡，春天畢竟還是春天。陽光和煦，青草又到處生長，不僅在林蔭道上，而且在石板縫裡。凡是青草沒有鋤盡的地方，都一片翠綠，生意盎然。」

1899年，偉大的列夫·托爾斯泰在《復活》的開頭如是寫道。

2018年，這段文字以字幕的形式出現在導演劉健的電影作品《大世界》的片頭。只不過，這部電影已經發行到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入圍2017年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並已於去年年底斬獲金馬獎最佳動畫片獎。也就是說，實際上「大世界」範圍內已經有很多觀眾看過了這部電影，而且並不止75分鐘版。

其實劉健並不是「橫空出世」的，早在2010年，他的動畫片《刺痛我》就已經刺痛到了很多人。當然，肯定沒有刺痛到更多的人，不然怎麼會至今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呢？

當然可以選擇「不被刺痛到」鍵。本來嘛，在「我堅持我不被刺痛到的權利」之外，在消費主義意識滲透到每一根神經末梢的當下，在網紅和資本聯手做局的「大世界」，很多人都是沒有痛感的吧。

這部被認為「畫風清奇」的動畫片，的確為我們提供了很多從視覺方向上進行闡釋的可能性。畫風的波普屬性，電影敘事手法上昆丁·塔倫蒂諾顯然的影響，故事和蓋·里奇《兩桿大煙槍》的相似度（這也是為什麼有人將《瘋狂的石頭》與之對比的原因），人設接近科恩兄弟的《老無所依》，動畫上與押井守以及今敏的類似……

當然這些都沒錯。只要他不是「橫空出世」，就肯定會受到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但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卻想起來列夫·托爾斯泰另外一個不太為人熟知的故事《假息票》，這個故事曾被法國電影大師羅貝爾·布列松改編成電影《錢》，講的是一張假鈔在不同階層人的手裡流轉，人人都想把這張假鈔甩手給別人，最終釀成慘劇的故事。也許，只有布列松有本事把這個故事講得那麼克制，卻又令人不寒而慄。其實，《大世界》的核心，正與托爾斯泰的這個故事高度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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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繼續看《復活》的開頭。「一片翠綠，生意盎然」之後，花草樹木，鳥雀昆蟲，連同孩子，「全都歡歡喜喜，生氣蓬勃。唯獨人，唯獨成年人，卻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他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不是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為造福眾生所創造的人間的美，那種使萬物趨向和平、協調、互愛的美；他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是他們自己發明的統治別人的種種手段。」

這就有點意思了，《大世界》的海報宣傳語正是「歡迎來到成人世界」。

「成人」，大致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動物性的，是指生理的發育成熟；另一個則有更高的要求了，諸如德才兼備、有社會責任感、心理成熟等等。

就姑且認為是前一種吧，反正電影那種上世紀90年代錄像廳風格的海報帶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表情在招徠你。

成人，在這裡面看到了什麼？

明明日常極為熟悉，卻要回想一下才能恍然大悟的各種圖像。有段時間我們的文藝美學稱之為現實主義，但又並不全是。好啦，假如您一直過著郭敬明小說里的，或《戀與製作人》里的那種生活，可直接忽略掉，本來么，區區100萬，對於過這種日子的人來說也太沒想像力了；但更大多數人，假如不是那麼健忘，就會覺得各種面熟，有電線杆子上貼的各種包治百病、貴婦求子、信貸詐騙小廣告，有快捷酒店門縫塞進來的小卡片，破敗的霓虹燈，各種羅馬、塞納河充斥的樓盤，永遠在拆在蓋的工地，飛舞著蒼蠅的館子；更有你熟悉的二姐、殺馬特的表弟、油膩的表叔、沉溺網遊的外甥，以及沉浸與狂喜的精神狀態。當然，作為藝術作品，它有所創作，比如爬過鐵路軌道的醜陋蜥蜴，但總體來說，每一幀畫面都日常到粗暴。

那麼，這些圖像既然如此日常，「成人」們為什麼卻感到新奇，好像看見了不想看見的東西一般？因為在「成人」的意識中，「日常」所對應的是一種二級圖像：一種經過商業資本意識形態過濾的、被精心塗抹上脂粉口紅的「景觀」，在時尚媒體、直播網紅、購物網站的努力下，（你知道他們有多努力嗎？）「成人」們看到的是一種光鮮亮麗，是「小確幸」，是「小美好」，是「詩與遠方」，是「香格里拉」。影片中，洝洝表姐和她殺馬特的摩托長發男友面對一百萬，惡從心頭起，去小旅館行兇，在電梯間他們「有了一百萬之後」的暢想，正是以一首波普風畫面強烈的農業重金屬MV《我夢中的香格里拉》傳遞的。廣場舞、長途汽車中廣受歡迎的「草原風」「雪域高原金曲」奇妙地交織在一起，出品方則是清新脫俗的「忘不了」姐妹整容醫院和「悟空男科醫院」，估計是莆田系的，最後MV在禮花中高潮了。這種三級圖像恐怕更接近「成人」們的精神實質：這短短的幾十分鐘動畫片所泄露的「真實」，只怕比今年大銀幕上所有國產電影加在一起所能反映的都多。

過譽了？只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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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回到列夫·托爾斯泰這裡來。無論怎樣冷嘲熱諷，我們都無法否認，強烈的社會參與感、責任感、使命感，是他超越沙龍式藝術家的偉大之處。即便是寫《假息票》這麼短的一篇作品，他都直接擊中了時代的弊病，「成人」一面驕橫傲慢，一面向資本跪拜獻媚。同樣重要的是，托爾斯泰尊重藝術的邏輯，例如《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過程中，安娜的形象衝破了作家原有的設定，最後竟變成了一個引人同情的、飽滿的人物形象。

這當然不是什麼「文學中心主義」。無論文學還是電影，創作者如果只為做網紅博眼球賺錢，沒有任何底線，最終也只能和網紅的微博或朋友圈一樣，除了垃圾沒有別的東西。

而如今我們談到國產電影，似乎「要求」就得放得很低。甚至，低到了連工業流水線爆米花電影都要叫好的程度。這種語境下，你有什麼資格談「電影藝術」？

《大世界》就好在這裡，雖然它有顯而易見的缺陷。

如果我們把它和《瘋狂的石頭》相比，或許更能看出它高明在什麼地方。這兩部電影有相似故事形態，都和蓋·里奇有關，然而《瘋狂的石頭》著力點在於故事本身的精巧：要在哪些地方埋下笑點，製造怎樣的懸念，人物形象、語言要怎樣設置才會讓觀眾發笑，取悅觀眾、票房盈利、規避「風險」是其首要任務（導演之後的作品尤其明顯）。然而在這個精巧的故事裡，有智商優越感的觀眾一路輕鬆打怪，為別人的「笨」或「蠢」哈哈一笑，如此而已，人物形象竟是漫畫式的，儘管黃渤可以演得非常搞笑，也就是搞笑而已，你無法由這部電影看到社會真正的問題，以及與我們每個人密切相關的痛點。《大世界》作為漫畫，卻擊中了社會弊病，甚至有些文人氣。資本崇拜、權力崇拜、成功學崇拜、瀰漫社會的戾氣、傲慢與驕橫，都烙下了作者批評的印跡。甚至那個長發殺馬特的T恤衫，也是著名的一個快消品牌，也由英文和圖案共同組合了一隻「加利福尼鴨」。「著名當代藝術家、大師」在這裡被消解到無所遁形，只剩下底褲；資本原始積累之罪，例如房地產商、網路運營商、玩弄金融者等等今日「當代英雄」，也在一種不經意中被暴露、諷刺。

然而作者也沒有放過作為「成人」的普通人。最有意思的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理由去作惡。這也就使本片跳出了「金錢傷痛敘事」的膚淺模式。殺手「瘦皮」幹活兒為了供養孩子在外國讀書，小張持刀搶錢為了帶女友去韓國整容，回來好結婚；洝洝是為了自己的「香格里拉」就可以毀掉表妹；「黃眼」似乎有一個更「高尚」的「情懷」，應該上電視，那可是個「民間發明家」啊，給他一筆啟動資金，他能撬動整個地球呢；甚至於弔兒郎當、只會埋怨家裡沒背景的大學生也沒逃過諷刺，在談到「創業」時他們如此接地氣，只想「開飯店」，卻不知道各種罪惡的「校園貸」正等著他們這樣的傻子。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理所應當的，唯獨沒有的，是罪感。

請原諒我再次回到托爾斯泰。在托爾斯泰的故事裡，罪感帶來懺悔，帶來凈化，也帶來拯救。他本人更是無數次自我批判，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客死風雪小站。托爾斯泰的「罪感」，其實正是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社會關懷。

中國文化傳統中，並不乏惻隱、悲憫、自我解剖，然而一些「成人」，如今卻如此樂於、急於被利益綁架，並把自己洗刷得如同白蓮花一般高尚。所以，當影片結尾，小張恢復了意識，產生了懺悔之心時，作者給了他真正的活路。或許這並不意味著「新生」，卻無疑是一個嶄新的、精神上的開始。

文| 黑擇明

本文刊載於20180126《北京青年報》B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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