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讀康嗣群1938年日記
近代以來，文人的日記越來越受到重視，刊布流傳的也越來越多，以此為題材撰文論說的更不在少數。當然，這些論文論述的對象一般都是已經整理髮表的日記，如《魯迅日記》、《郁達夫日記》、《胡適日記》、《吳宓日記》和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孫寶暄《忘山廬日記》等。這些日記的主人地位高、名氣響，日記篇幅一般都比較大，涉及的人物、事件也都較為廣泛，其研究價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說，已刊日記正在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存在的問題只是研究力度的深和淺，研究範圍的廣和窄的話，那麼，目前由於種種原因還「藏在深閨」、尚未廣為人知的未刊日記，對它們的關注和研究顯然基本還是空白。造成這種遺憾的原因很多，首先，正因為「藏在深閨」，知道其存世的人自然不會多，幾無人曉的情況也完全有可能存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此自然完全談不上研究了。其次，和已刊日記相比，未刊日記主人的知名度往往不高，學界不知其為何人的情況並不少見，故庫藏多年也從無人問津，寂寞已成常態。第三，日記的可讀性一般不高，閱讀人群比較狹窄，它的價值更多的是作為一種研究文獻而存在，刊行的經濟效益不明顯，甚至有可能虧本，出版社難以產生興趣。第四，未刊日記都是稿本或抄本，每人寫字風格不一，字跡一般都比較潦草，有的還十分難辨，要找到合格的識辨專家實屬不易；何況，有的未刊日記篇幅浩大，真要投入整理，謀求出版，耗時耗工，出版社難以承擔。上述幾條是未刊日記長期無法整理出版的主要原因。其實，大量尚未整理出版的未刊日記中蘊藏著大量富礦，理應受到人們重視。
這裡，我們且以康嗣群的日記（稿本，上海圖書館收藏）為例略作闡述。目前所見的這部康嗣群日記雖然只是個殘本，僅有1938年1月1日至同年11月8日的部分，但也彌足珍貴，堪值一讀。康家祖籍陝西城固，後遷往四川，康嗣群父親康心如是四川美豐銀行創辦人，在金融界頗有影響。康嗣群（1910-1969）家境優裕，曾就讀於復旦和北大，無明顯政治傾向，愛好文藝，交遊廣泛，辦過刊物，也發表過文學作品，在知識分子陣營中很有代表性。康嗣群算不上名人，在朋友圈中也不是核心人物，這使他的寫作少了矯飾和故作姿態的必要，其日記中強烈的感情抒發就是明證。
1937年上海淪為「孤島」後，康家控制的美豐銀行收束在滬業務，康嗣群作為康家長子奉父命留滬，主持上海分行業務。當時，康嗣群愛妻子俊與其三個兒子宏道、宏逵、宏錦均隨康父撤往重慶，一些親朋好友也紛紛南下離開上海。康嗣群形單影孤，思妻念子，心情不佳，情緒低落，陪伴他的只有很少的幾個朋友，其中來往較多。關係密切的也僅有靳以、巴金兩位。在康嗣群的這本日記中，除銀行的業務來往外，兩人名字出現得頗為頻繁。巴金和康嗣群時常在一起吃飯、聊天，並將自己的代表作《家》和《春》的精裝本贈送給他，這樣的待遇在朋友圈中並不多。康嗣群幾年前就曾閱讀過《家》等巴金的不少作品，並曾對靳以說過自己的感受：「與靳以談及巴金，余謂彼所寫人物類多輪廓模糊，渠亦承認。」（1938年1月18日）此次再讀巴金的《家》，因閱歷和心情不同，感受自然有異。康嗣群在日記中坦率記下了自己的讀後感，不啻為今日之微博書評：
「閱巴金《家》數十頁。本書著力於寫覺新，此次讀時頗留意之，除夕一席話，聲淚俱下，我亦酸鼻，較數年前在渝讀時，印象全變矣！」（1938年4月27日）
「閱《家》數十頁。此書系統無疑應屬《紅樓夢》，惟其中已加入『被侮辱與被損害』之成份矣。」（1938年4月28日）
「閱《家》數十頁。述鳴鳳死，頗為凄切。憶方敘曾雲此段令其感動，覺慧似已走出新階段，然余認為巴金君於此只能稱之同路人也」（1938年4月29日）
「昨夜閱《家》畢，頗感動。今日開始閱《春》。」（1938年4月30日）
「下午閱《春》為余頁。此書為《家》之續編，又為『激流』之第二部。已將《家》中之高覺慧撇開，以高淑英為主人翁。以所閱過者論，似不及《家》之緊湊，且寫法亦不如《家》為佳。因擬寫高家之崩潰，於是招若干大事件以湊成之，不如《家》動人。整個意見當俟讀畢始能言之。」（1938年5月2日）
「昨夜閱《春》畢。全書似急於結束，以余意見頗不及《家》。」（1938年5月8日）
康嗣群和靳以（章方敘）的關係更非同一般，當時他們合租一屋，一起看電影、逛舞場、交流讀書心得，晚餐之後的談心更是經常之事，往往遲至子夜方才各自就寢。靳以是新文學陣營的堅定分子，加上年少氣盛，對舊文學作品難免不屑；而康嗣群則新舊兼收，性格沖淡，很少先入之見，故涉及具體作品，兩人往往會有分歧，甚至不免爭論。如對張恨水的《春明外史》他們看法就不一：「靳以日來亦閱《春明外史》，隨時加以攻擊，余以為頗有文人相輕習氣。張恨水固未必佳，然以新文學論，尚有水準在其下者也。余年來對各事均取持中之論，不願作過份語，其亦受周作人先生影響乎？」（1938年2月21日）但這並不影響他們的感情。1938年2月，靳以準備離滬南下，康嗣群知道後黯然神傷，在日記中寫道：「晚歸來與方敘談，渠約已決定於下月中旬啟程赴蜀，今後寂寞當可想像矣。相聚日久，一旦言別，凄然之情，亦不覺自已也。夜擬作事又不成，心仍亂。」（1938年2月22日）靳以離滬後，康嗣群聞廣州遭敵機轟炸，憂心如焚：「晚報載廣州又遭轟炸，死傷逾五千，余實為巴金、靳以擔憂。」（1938年6月5日）6月底，靳以有事短暫回滬，康嗣群聞訊喜出望外：「得方敘電話，驚喜之至，約稍停會晤。」（1938年6月29日）這樣的友誼是純潔真摯的，也是令人羨慕的。
康嗣群在上海的「孤島」環境中心情非常苦悶，他排解寂寞的主要方式，除了觀看電影就是大量閱讀各種中外書籍。1938年，胡愈之等組織復社，彙集魯迅的各種著譯，歷經艱險出版了第一版的《魯迅全集》，具體時間是這年的6月到8月。康嗣群在第一時間就購買了此套全集，閱讀後記下自己的感想：「晚閱《魯迅全集》中《小說舊聞鈔》，頗有意趣，先輩治學之勤苦，亦於此可見。」（1938年8月26日）更值得注意的是康嗣群對斯諾《西行漫記》的關注和閱後的心態變化。1936年6月至10月，美國記者斯諾在宋慶齡等人安排下前往陝甘寧邊區進行實地考察，拜訪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主要領導人，並對邊區的軍民生活和民情民俗做了大量調查。當年10月底，斯諾回到北平，經過幾個月的埋頭寫作，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了他考察陝甘寧邊區的英文著作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書甫一問世便震動了整個世界，僅僅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7次，銷售超過10萬冊。1938年7月，經過斯諾的修訂增補，紐約蘭登出版社印行了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的美國修訂版。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翻譯，以復社名義出版的第一個中文版在「孤島」上海問世，為了便於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發行，書名改為《西行漫記》，內容也相應作了部分改動。這幾個版本當時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很大轟動，先後出現了大量翻印本，國民黨政府曾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此書，收繳的各類版本有十幾種之多。康嗣群精通英文，並訂閱有North-China Herald（《字林西報》）、Millard′s Review（《密勒氏評論報》）、Life（《生活》）等不少英文報刊，很早就關注到了斯諾的這本著作。1938年1月24日，他幾乎是第一時間就購買到了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的翻印本，立刻先睹為快，並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觀感。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康嗣群對當時割據一方的共產黨充滿好奇卻並不了解，出自外國記者之手的這本實地考察，可謂是一把打開神奇之門的鑰匙，一下子揭開了他們心中的很多謎團。康嗣群看此書看得很仔細，從其日記可知，從1月24日買書首日，一直到2月16日，連續二十餘天，斯諾的這本書都在他的手邊，抽空便閱讀幾頁。開始他讀的是英文版，以後靳以買來了中文版，他又讀了一遍，並在翻閱之後，居然看出了後者對前者有修改並有錯訛改動之處，可見他對書的內容已非常熟悉，一眼便能洞悉兩者的區別。考慮到這本日記的珍貴性和史料價值，我們不妨把康嗣群閱讀《西行漫記》的相關記載節錄於下，便於大家鑒賞和研究：
1938年正月廿四日 古歷十二月廿三日 上海 晴 午陰 夜雨
購翻印之Edgar 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價四元，為作者在紅軍中觀察之記載。閱數十頁，語多傷及當政者，十年剿共政策，今日思之，當容有錯誤也。
1938年正月廿六日 古歷十二月廿五日 上海 晴 寒
終日閱Edgar 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記載尚屬確實。
1938年正月廿八日 古歷十二月廿七日 上海 晨晴 午陰 晚雨雪
讀Red Star over China ，毛澤東在Snow之筆下，至為稱讚，其成功實自有原因在。
1938年二月初四日 古歷正月初五日 上海 陰雨終日
下午讀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中毛澤東自傳一章，頗有興趣，其中於數圍剿之記載，與前所聞於南京者，頗多出入，自亦立場不同之關係也。
1938年二月初七日 古歷正月初八日 上海 晴
晚早歸，閱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諸十頁。
1938年二月初八日 古歷正月初九日 上海 晴
閱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少許。此人記長征諸役，令人神往，天下固無不勞而獲者也。
1938年二月初九日 古歷正月初十日 上海 晴
下午續讀Snow之Red Star over China ， 紅軍之軍事人材之多，實令人驚詫。軍隊加以政治訓練，實為人民所需要之軍隊，國人當於此警惕，明其原因，慎而處置，改善之也。
1938年二月十三日 古歷正月十四日 上海 雨
閱Red Star over China 中關於徐海東部分，頗為有趣。
1938年二月十五日 古歷正月十六日 上海 雨
下午閱Red Star over China 記紅軍諸章，頗為令人快愉。
1938年二月十六日 古歷正月十七日 上海 晴
飯後歸來仍無事，閱Red Star over China ，晚間得閱方敘購來之中文譯本，為復社譯，名《西行漫記》，中關於朱德一章已全部改寫，參錯甚多。
這些忠實的記載，正代表了國統區中很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從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隱約懷有某種期許的心路歷程，也是國民黨失去民心的時間長鏈中的重要一環。康嗣群由此對紅軍產生了濃厚興趣，凡有相關記載，都會找來閱讀並記上自己的感受，如：「得八月八日life，內有中國紅軍照片，極為動人。」（1938年9月6日）康嗣群的感受，在當時知識分子中並非孤例。就在他閱讀《西行漫記》的1938年，這座城市的另一端，另一個有著代表意義的知識分子邵洵美也在閱讀毛澤東的書。當時邵洵美躲在霞飛路他美國女友項美麗的家中協助楊剛翻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在閱讀此書後為之深深折服，在自己主編的雜誌上發文讚歎：「這本《論持久戰》的小冊子，洋洋數萬言，討論的範圍不能說不廣，研究的技術不能說不精，含蓄的意識不能說不高，但是寫得『淺近』，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賞。萬人傳誦，中外稱頌，絕不是偶然事也。」（ 「編者」《論持久戰》，刊1938年10月1日《自由譚》第1卷第2期）這其實正是那一代知識分子人心向背的一種悄然體現，國民黨統治的高樓大廈就是這樣因地基鬆動而導致一層一層倒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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