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蓉鏡抄本《元朝秘史》考述
摘要：《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學文獻，原文為畏兀體蒙古文；現存文本為明初四夷館漢文本，明洪武年間成書以來，傳世各版本可分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兩個版本系統。自清代以來，十五卷本流傳最為廣泛，有十數種之多。其中張蓉鏡抄本雖見於清人著錄，然一百餘年來未見其蹤，更未有專文論及。湖北省博物館藏有此張蓉鏡抄本，與其他各本相較，顯出其獨特之文獻版本價值，可作為校勘《元朝秘史》的主要參校本之一，其相關研究尚待深入。
關鍵詞：元朝秘史 十五卷本 張蓉鏡 蒙古文獻 元朝
《元朝秘史》又名《元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學文獻，記載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先世的譜系與業績，及元太宗窩闊台統治時期的歷史，生動地描繪了十二至十三世紀蒙古社會的人文風貌，是研究古代蒙古史最為基本的史料之一。《元朝秘史》原文為畏兀體蒙古文，早已散佚不存；現存文本為明初四夷館的漢文本，其正文是以漢字讀音標寫蒙古語，正文右側逐詞標註漢譯，即旁譯，每隔一段內容後有漢文總譯，全文共分為282節。其形式之所以如此特殊，一般認為是明初統治者出於培養蒙漢翻譯人員的需要。《明太祖實錄》記載當時翰林院曾編寫《華夷譯語》，編寫方式是「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以諧其聲」，《元朝秘史》成書之背景應與之類似。
一、《元朝秘史》版本簡述
《元朝秘史》一書流傳至今之諸多版本，可分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兩個系統。兩種版本內容相同，所不同者惟分卷有別。十二卷為最初之劃分，由正文十卷與續集二卷構成，十五卷乃後出。《元朝秘史》成書後，洪武年間已有刻本，即十二卷本；後為《永樂大典》抄入，並由十二卷改為十五卷。洪武刻本全秩今已佚，僅在1933年於故宮發現殘頁四十一張。
清嘉慶十年(1805)顧廣圻「慫恿」藏書家張敦仁(字古餘)從張祥雲處「覆景」一部「通體完善」的「景元槧舊鈔本」，並進行校勘，後成之本一般稱為「顧校本」或「顧氏監抄本」。此本為十二卷本，其底本即洪武刻本。今洪武刻本、張祥雲藏本倶已失傳，而十五卷本均出自《永樂大典》，故顧校本便成為現存最佳之抄本。顧校本後為清宗室盛昱所得，文廷式、李文田曾據盛昱藏本各抄錄一部。清光緒戊申(1908)，葉德輝據文廷式抄本校刻出版，即「觀古堂本」或稱「葉德輝本」。盛昱身後，藏書四散，顧校本轉為涵芬樓所有。傅增湘《鈔本〈元朝秘史〉跋》詳記此事云：「此書舊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歲，意園藏籍星散，余偶見之正文齋譚篤生許，因告菊生前輩，為涵芬樓收之，而余為之諧價焉。」1936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顧校本，並以發現於故宮的明刻殘葉41張替換了顧校本中相應的部分，收入《四部叢刊》三編中。因此，《四部叢刊》三編本成為學界普遍使用的本子。十二卷本《元朝秘史》自清代以來一直是研究者的主要文本依據，其影響雖甚大，流傳卻不及十五卷本廣泛。
錢大昕曾有一部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顧廣圻云：「《元朝秘史》，載《永樂大典》中，錢竹汀少詹家所有，即從之出，凡首尾十五卷。」學界普遍認為此後世傳十五卷本均自錢本錄出，但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著錄的卻並非此本，原因尚不明。道光二十一年(1841)，張穆曾從《永樂大典》抄出《元朝秘史》十五卷，後刊印收入《連筠簃叢書》，此本只有總譯部分，非《元朝秘史》一書之全貌。錢大昕所藏十五卷本後被鮑廷博抄錄一部，輾轉為韓泰華所有，同治十一年(1872)為俄國主教帕拉基購得。伯希和旅蘇時曾將此本攝影，並於1933年贈予當時的國立北平圖書館，此即為學界普遍使用之鮑廷博抄本(即「俄本」)。
除此本之外，十五卷本尚有陸心源舊藏本、孫星衍舊藏本、瞿鏞舊藏本、翁同書舊藏本、馬玉堂舊藏本、王宗炎舊藏本等十數種，其中有一些見於著錄而久不知所蹤。截至目前，學術界使用的《元朝秘史》版本主要有三種，即顧廣圻校本、鮑廷博抄本及葉德輝刻本。
二、張蓉鏡抄本《元朝秘史》概況
清人張蓉鏡曾抄有一部十五卷本《元朝秘史》，見於清人書目記載。陳樹杓《帶經堂書目》著錄云：「《元秘史》，十五卷，張蓉鏡鈔本。」周星詒《傳忠堂書目》著錄為：「《元秘史》，十五卷，四冊，不著撰人，張蓉鏡鈔本，蒙古語未刪。」帶經堂為陳樹杓之祖陳征芝[嘉慶七年(1802)進士，清代著名藏書家]藏書樓，所藏至八萬卷，明抄本甚多，且皆為明以後久佚或世所罕見者。
陳樹杓亦嗜藏書，且精於鑒別版本，周星詒之書大半得自其家。陳、周二人所藏應為一個本子，具有遞藏關係。從陳征芝的生平來看，此抄本之時間應不晚於道光年間。近來筆者於湖北省博物館舊藏古籍中獲見一部《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仔細目驗此本，為陳樹杓與周星詒曾著錄之張蓉鏡抄本(以下簡稱張本)無疑。
張蓉鏡(1803-？)，清藏書家，字伯元，號芙川，小名長恩，江蘇常熟人。張蓉鏡與其祖張燮、父張定球一家三代皆嗜書，建有小琅嬛福地、味經書屋、雙芙閣藏書，為常熟書香世家。張蓉鏡妻姚畹真，亦嗜書，二人鑒別精審，校書不倦，一如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堪稱藏書史上的一段佳話。
湖北省博物館藏張本全四冊，書衣有柯逢時手書題籤「元朝秘史十五卷四冊」，通高28.6厘米，廣21.7厘米，半頁十行，行三十字，無格，白口，版心題有卷數，一頁兩面，頁碼標於版心下端，卷自為頁。惟裝訂時，誤將卷二第二頁訂入卷一第二十至二十一頁之間。卷前有錢大昕《跋元秘史》，跋首頁鈐有「虞山張蓉鏡芙川信印」、「琴川張氏小琅嬛清閟精鈔秘帙」、「柯逢時印」三印，每卷卷端均鈐有張蓉鏡藏書印一至四枚不等，有「成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諸」、「小琅嬛福地繕鈔珍藏」、「琴川張氏小琅嬛福地繕鈔秘冊記」、「蓉鏡私印」、「琴川張氏小琅嬛福地藏書」、「張伯元別字芙川」、「並蒂芙蓉小榭」、「蓉鏡收藏」、「小琅嬛清閟張氏收藏」、「小琅嬛福地」、「小琅嬛閣繕鈔」、「芙川」、「蓉鏡」等。各冊卷次分別為：
第一冊：錢大昕跋文，第一、二、三卷；
第二冊：第四、五、六、七卷；
第三冊：第八、九、十卷；
第四冊：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卷。
各卷頁數如次：
張本每卷之頁數全同於孫星衍藏本與瞿鏞藏本，而與王宗炎藏本小異。
張本首卷標題下無「忙中豁侖鈕察脫察安」兩行字，與顧廣圻跋中所言錢大昕藏十五卷本合。鮑廷博抄本與陸心源抄本所有之各種題記、附文及黃丕烈致鮑廷博短簡在此抄中俱無。另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亦無短線標明。行段亦間有小異。
鮑廷博抄本有三大舛誤，為多數十五卷本所共有，即第194節的錯簡(自第194節正文第三行即8—12b之最後一行開始錯簡，將見於二十二行塔陽中罕說的話移至古出魯克中罕名下)，第237節的脫簡(第236節後脫漏了第237節，緊接著就是第238節)，第272、273兩節的錯簡(將巫師施法術並與窩闊台對話之事割而為二，移至14—11a的最後一行，在第272、273兩節之中出現錯簡)。張本在第194節未出現錯簡，與顧校本一致，而後兩處舛誤則與鮑廷博抄本一致。此種情況與孫星衍藏本、瞿鏞藏本、王宗炎藏本相同，表明這四種本子極有可能源自同一個祖本，即第194節沒有錯簡的一個本子，抑或互相存在過錄關係，尚待進一步研究。
孫星衍藏本卷四末有題記云：「嘉慶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刻本補寫訖。」鮑廷博藏本卷七末亦有題記云：「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訖，通介叟記。」卷九末的題記為：「嘉慶乙丑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七十八叟識。」陸心源藏本卷五末有題記云：「嘉慶甲子十二月十一日從刻本補寫。」卷六末有題記云：「嘉慶乙丑正月初三日從刻本補寫訖，七十八叟記。」卷七末有題記云：「嘉慶乙丑元宵從刻本補寫訖，通介叟記。」題記應均出自鮑廷博，但筆跡不同，其所謂「刻本」即其所藏十二卷殘刻本，後為黃丕烈購得。據此數條類似題記，此三本應存在密切聯繫，而孫星衍藏本不僅第194節未出現錯簡，且其題記時間早於陸心源藏本與鮑廷博藏本，版本價值應當更大。張本與孫星衍藏本版本特徵更近，其版本價值較之陸心源藏本與鮑廷博藏本也應該更佳。
三、張蓉鏡抄本《元朝秘史》校勘特點
以烏蘭校勘四部叢刊三編本與張本比勘，僅就第一卷言(張本第一卷全卷及第二卷部分內容有硃筆點校)，亦頗能見其異同。
第一，張本多用俗字，或用異寫，有與四部叢刊三編本不同者，如第一節卷一頁一上第五行(卷、頁、行悉遵四部叢刊三編本)「沐舌漣訥」，張本作「沐舌連訥」；第五十三節卷一頁三十三下第三行「哈赤(讎)」，張本作「哈赤(仇)」第六十四節卷一頁四十四下第四行「中合塔舌剌溫勒周 (點著)」，張本作「中合塔舌剌溫勒周(點著)」等。
第二，張本存在明顯筆誤之處，如第六節卷一頁四上第三行「阿亦速中渾」，訛作「阿亦遠中渾」；第六節卷一頁四下第一行「兀者舌列(看)」，訛作「兀者舌列(著)」；第九節卷一頁六上第二行「卯兀剌勒都周(煩惱著)」，訛作「卯兀剌勒都周(頭惱著)」第十七節卷一頁十上第五行「額舌列(丈夫)」，訛作「額舌列(大夫)」；第二十六節卷一頁十六下第三行「赤那因(狼的)」，訛作「赤那因(狠的)」第三十七節卷一頁二十二下第一行「阿勒斤赤(頭哨)」，訛作「阿勒斤赤(積哨)」；第四十四節卷一頁二十六上第四行「阿魯阿(住來)」，訛作「阿魯阿(往來)」；第五十節卷一頁三十一上第五行「恢突兒(時)」，訛作「恢突兒(曉)」；第五十六節卷一頁三十六下第四行「捏客周(追趕著)」，訛作「捏客周(這捍著)」；第六十一節卷一頁四十二上第四行「扯克徹兒」，訛作「扯克撒兒」；第六十六節卷一頁四十六上第五行「雪你(夜)」，訛作「雪你(花)」等，粗略統計達一百二十五處之多，而多為本校即能發現之誤，然硃筆點校者卻幾乎未予是正，良可怪哉。
第三，張本有脫簡，如第二節卷一頁二上第一行「撒里中合察兀(名)」，脫旁譯「名」；第七節卷一頁四下第五行「斡克帖埃(與)」，脫旁譯「與」；第八節卷一頁五上第五行「阿主兀(有來)」，脫旁譯「有來」；第九節卷一頁六上第三行「孛勒周」，脫「勒」；第十三節卷一頁八下第二行「客額主兀」，脫「額」；第十七節卷一頁十上第五行「阿闌中豁阿(婦人名)」，脫旁譯「婦人名」；第二十三節卷一頁十四下第五行「阿都兀孫」，脫「兀」；第三十二節卷一頁二十上第三行「斡額迭(逆水)」，脫旁譯「逆水」；第四十節卷一頁二十三下第一行「途兒(行)」，脫旁譯「行」；第四十六節卷一頁二十八下第五行總譯「名阿答兒乞歹」，脫「乞」；第五十三節卷一頁三十四上第二、三行總譯「我的十個兒子」，脫「兒子」；第五十八節卷一頁四十第二行「乞散(報)」，脫旁譯「報」；第六十二節卷一四十二下第四行「客額主兀(就有來)」，脫旁譯「來」；第六十六節卷一頁四十六下第三行「脫舌列克先(生了的)」，脫旁譯「的」；六十八節卷一頁四十八下第四行「中晃中豁塔歹」，脫「中晃中豁」等，所脫內容大抵屬旁譯部分。
第四，除上述差異之外，尚有許多根本性的異文(烏蘭校勘本已出校之處不複列出)，如第二節卷一頁二上第二行「中合兒出」，張本作「合兒出」；第三節卷一頁二下第四行「脫舌羅中豁勒」，張本作「脫羅豁」；第三節卷一頁二下第五行「中豁牙兒」，張本作「豁牙兒」；第六節卷一頁四下第一行「兀者舌列」，張本作「兀者列」；第九節卷一頁六上第二行「中合札舌里顏」，張本作「合札舌里顏」；第十一節卷一頁七下第二行「中豁亦納」，張本作「豁亦納」；第十四節卷一頁九上「帖舌列」，張本作「帖列」；第十八節卷一頁十一上第二行「中忽兒班」，張本作「忽兒班」；第十九節卷一頁十一下第三行「不中合禿撒勒只」，張本作「不中合禿撒勒吉」；第二十節卷一頁十二下第二行「中豁牙兒可兀惕」，張本作「豁牙兒可兀勒」；第二十六節卷一頁十六下第五行「帖舌列桓」，張本作「帖列桓」；第三十一節卷一頁十九第三行「斡亦舌剌」，張本作「斡亦舌列」；第四十八節卷一頁三十上第三行「撏薛出列」，張本作「撏薛赤列」；第五十四節卷一頁三十四上第四行「釋鴇兀闌」、「迓步恢突兒」，張本作「釋鴇兀舌闌」「迓步恢突舌兒」；第五十四節卷一頁三十四下第一行「阿亦速中忽宜」，張本作「阿亦速中忽泥」；第五十五節卷一頁三十五下第一行「古兒恢」，張本作「古舌兒中灰」；第五十六節卷一頁三十八上第四行「訶額侖(名)」，張本作「訶額侖(婦人名)」；第六十節卷一四十一下第二行「朵羅安」，張本作「朵舌羅安」；第六十三節卷一頁四十三下第二行「古兀捏」，張本作「古溫捏」等。
相較而言，張本與孫星衍藏本、瞿鏞藏本、王宗炎藏本、翁同書藏本在文字上契合度更高，而尤與瞿鏞藏本契合度最高。瞿鏞(1794-1846)，字子雍，為有清一代著名藏書家，其父瞿紹基喜購書藏書，「鏞承先志，搜羅不懈，積十餘萬卷」。其所築鐵琴銅劍樓，為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瞿氏藏書多精抄本，是為其一大特色。《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九記載有《元秘史》十五卷抄本，但未交待此本何時從何處得來，從著錄時間看，應不晚於道光年間，這個時間與張本的時間大致相同。虞山派藏書家藏書多秉持流通致用的原則，瞿氏作為其中的代表，其藏書不自珍秘，常年對外開放，如有所需，甚至代抄代校，使書籍得其所用。瞿鏞與張蓉鏡同為常熟人，且生活年代相近，二者書籍是否曾經互通有無，囿於所見，尚難論斷，但張本與瞿鏞藏本之關係甚為密切，當可作定論。
張本字跡端整，字距勻稱，保存完好，品相甚佳。因有柯逢時題籤及鈐印，知曾為柯逢時舊藏。柯逢時之藏書部分來自蔣鳳藻和周星詒，而周星詒藏書之精者盡歸蔣鳳藻。據此推斷，是抄本應該曾經張蓉鏡、陳征芝、陳樹杓、周星詒、蔣鳳藻、柯逢時諸名家收藏，可謂遞藏有序。
（本文原刊於《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為方便閱讀，已省去所有注釋；如需引用，請以原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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