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不是消遣 是粉身碎骨——所以他成為了大師
在藝術的前進之路上，我們看到的大多是滿天神佛、皇室貴胄，再不濟也是掏得起贊助的中產階級，而真正構成大眾主體的農民卻少有人關注，彷彿他們沒有喜怒哀樂、沒有悲歡離合一般。這種情況即便是到了19世紀依舊難有改變，法國美術界，被稱為僅僅以數百個有錢的藝術愛好者與畫家的繪畫作品就象徵了法國是「快樂自由的國度」。
直至米勒出現。
米勒 《拾穗者》局部
米勒出生於1814年，諾曼底瑟堡附近的一個小山村中。他的父親是一位農民，叔父是一位神父，全然一副貧寒的農民景象。但這並不能代表什麼，相較而言，金錢與權勢之外方才是真摯的情感。他自幼面對廣袤的原野和鄉村濃厚的民風氣息，即便是在他成名後，他也時常回憶起這裡雞鴨的吵鬧聲、磨坊的機器聲和教堂的鐘聲，農作間的遊戲、伴隨著孩子成長的鬼故事，那勞作而純真的年代令他永難忘懷。而鄉間耕作的回憶，也成為他未來描繪的圖景。他從小便與家人集體參加農作，在田間除草、播種、犁地，各種各樣的農活他都很在行，這些經驗成為他未來創作最真實的素材。
米勒 《晚鐘》1857–59（局部）
可是貧寒的家庭如何能讓米勒走上藝術之路？作為家中的長子，繁重的農活，殘酷的生存壓力令他難以離開家庭，從小便在耕作間隙畫畫的他已展現出繪畫的天賦，這也被他父親所發覺。直到米勒20歲那年，父親才送他去一位農民藝術家那裡學習，隨後他的父親去世，米勒為了照顧家業差點放棄學業。但他的祖母的一席話，令法國多了一位大藝術家，她告誡他「必須接受上帝的旨意」繼續學習。而後，他前往柯羅弟子的畫室學習，並爭取到被資助的機會前往巴黎。
23歲的米勒，帶著對家庭深深的歉意，來到了19世紀奢華靡靡的藝術之都巴黎，開始了農夫與大都市的第一次接觸。
米勒 《捉鳥的夜晚》 1874
但對於米勒而言，都市絕對不是一個能稱之為舒適的選擇。在身體與心理的雙重壓抑下，他加入了德拉盧什的畫室，孤身一人在巴黎闖蕩。面對著僅有的機會、熱愛的事業，他學習十分刻苦，在大量臨摹古代畫家的習作後，離開畫室還在堅持去圖書館研習達芬奇、丟勒、普桑等人的作品。1841年11月，他第一次結婚，但新娘很快就病逝了。1845年，他終於碰到了一生的伴侶卡特琳娜，並與之結婚。在此後的歲月里，無論貧寒與病痛，她始終堅定地支持米勒。
在米勒倍感痛苦的停留在巴黎之際，1848年波及歐洲的革命浪潮改變了他的命運。這場革命令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勞動人民，卻也使得米勒有生以來第一次向公眾展出了農民題材的作品《簸谷者》，以此畫被政府收購，從而獲得500法郎，稍解燃眉之急。在此之前，他的全家常常是三餐難繼，麵包店拒絕再售給他麵包，甚至有商人到法院控訴討債。乃至1853年時，他的口袋只剩下兩個法郎，他在信中反覆說道：「怎麼辦呢？沒有錢付房租，而重要的是讓小孩吃飽。」畫《晚鐘》的1859年冬天，他寫道：「我們只剩下兩三天的柴，而妻子下個月就要分娩，我已一貧如洗，走投無路。」
米勒《收穫馬鈴薯》1855
而疾病也沒有放過這個坎坷的人，1848年因精神錯亂卧床一個月，身無分文。1959年他幾乎瞎了眼，吐了血。一天當他身上再沒有半文錢時，朋友帶來了政府發給的生活救濟金，當時米勒呆坐在破屋中說到「謝謝,你來的剛好,我們已經有兩天沒有吃過任何東西,幸好孩子們還有今天的食物,不然一定會挨餓"。而後叫起妻子：「天氣好冷，我出去買些木柴。」便無下文。顯然如他所說，在他看來貧窮與苦難不過是藝術家自我增強表現力的元素。
米勒自畫小時候的家
隨著革命失敗，他對政治的厭惡達到了極點，彼時的巴黎充斥著戰爭的悲慘與恐怖統治，黑死病肆虐，依靠著《簸谷者》出售的五百法郎，他決定離開巴黎，前往當時法國畫家聚集的巴比松村定居。1848年前他還曾畫過時人熱衷的裸體、宗教題材以求謀生。但在離開巴黎後，他開始堅定自己農民畫家的道路。
米勒《簸谷者》
定居後，他認為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名農夫，而時常勞作在田埂間。勞作之餘，他又以藝術家的眼光審視周圍的人們，對農民生活的點點滴滴都充滿了深沉的愛。他會在原野中長時間的沉思、觀察，而後順手把他們都概括為速寫，成為素材帶回畫室創作。比如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拾穗者》，畫面中的三位婦女如同三座莊嚴的紀念碑，以往洛可可藝術那些蜂腰細腿、打扮入時的女性相比，這顯然才是人類最本真的美感——勤勞、謙卑、忠誠、善良，這是任何裝飾華麗的外表都無法裝點出來的。米勒的美學，就是這在這些所謂精英群體看來粗陋卑微的農婦身上，找到最純凈無暇的美，因而被評論家稱為平民的「命運女神」。「我生來粗魯,不善於奉承,無法接受巴黎創作的客廳藝術,我生為農夫,死了也是農夫,一生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從來不想離開半步。"
生活上的窘迫，直至1860年與一位畫商簽訂三年購畫合約方有所緩解，在不用為經濟上的事情煩惱後，這段短暫的時間他的作品大都以平和的反應生活常態的內容為主，如《餵食》、《提桶的婦女》等，而《倚鋤的人》成為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他將勞動中最艱辛、最為痛苦的形態直接推向觀眾面前，使得觀者感同身受，彷彿同在被烈日炙烤而為了生存又不能屈服自然一般。
米勒《烤麵包的女人》
這也更像是他的自畫像,他的作品在當時的法國畫壇備受爭議，當米勒用真實的近乎殘酷的畫面，將巴黎人從粉飾太平的理想化田園牧歌中拖離出來時，爭議自然而然的產生了。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願意描繪這些粗魯骯髒的鄉下生活。米勒也回應了這些評論和非議，當他目睹農民窮途末路、汗流浹背卻依然無法維持生計時，他心裡自然而然產生了十分單純的憐憫和思考。
米勒 《倚鋤的人》
「有的人說我否定了田園的魅惑,其實我已在那裡發現了比魅惑更為壯麗的無限美"耶穌曾經一邊看著小花一邊說:我告訴你們,就連充滿了榮華的所羅門王,他的王袍上也裝飾有一朵這種小花"我在田園裡看見蒲公英的反光;在遙遠的地平線的那一方,看見光耀閃爍的雲間的太陽,還有在全是岩石的土地上,從早晨就發出工人喘氣的聲音"批評我的人也許都有教養而又風趣,然而我卻不能同意他們的看法,因為我這一生除了鄉村田野,沒有看見過別的,所以我只能盡量說出我在田野工作時所見到的經驗。」
米勒 《餵食》1872年
在米勒另一幅代表作《晚鐘》里，秋陽剛剛落下，遠處的教堂剛剛發出晚禱的鐘聲，遼闊的田野一望無際，正是餘暉散盡、暮色蒼茫之時，田野里那一對辛勤勞作的農民夫婦正準備踏上歸途，緩慢悅耳的鐘聲穿過空氣，越過大地來到了這對夫婦耳中，他們立刻放下工作、放下賴以生存的鋤頭、籃子，男的脫下帽子，女的低手合十，虔誠祈禱。他們彷彿是歐洲千百年農民的代言人，無論光景如何、無論皇帝誰做，始終心平氣和、順天安命。
米勒的《播種者》與梵高的《播種者》
羅曼·羅蘭在所著的《米勒傳》指出：「米勒，這位將全部精神灌注於永恆的意義勝過剎那的古典大師，從來就沒有一位畫家像他這般，將萬物所歸的大地給予如此雄壯又偉大的感覺與表現」
隨著米勒的不斷創作，越來越多的法國知識分子開始被他的作品所吸引，但是秉持著官方話語權的學院派沙龍一次次拒絕他的作品。直至1867年巴黎博覽會上方才獲得第一次承認，他的晚年生活依舊十分拮据，物質匱乏。有時幾副作品僅僅為了換一雙小孩子的鞋。諷刺的是，他死後，法國政府為了購回《晚鐘》一畫，花了近80多萬法郎。
米勒 《羊圈》
天才與苦難彷彿是一對雙子星，永遠相伴相生。1875年12月22日，畫家在巴比松逝世。
與他同時代，還有一位天才在現實中沉淪，他強烈的崇拜著米勒，這位同樣來自社會底層的藝術家與米勒有著相同的出身，相同的追求。他便是文森特·梵高。而米勒的這句話亦是梵高最好的形容詞，他寫道:「藝術並不是消遣,而是鬥爭,是把人碾得粉身碎骨，我不是哲學家,我不逃避痛苦,不要有約束的禁慾與戒除的信條,痛苦是藝術家表現力的強壯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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