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既成，人間學問即第一典要
聽過很多頗似高明的說辭，其大意是說，古聖人之悟天道也，全然是自心對自性的一種深度之體貼，一旦融匯貫通，則是書籍者，盡皆可廢也；而學問書籍云云，實屬第二義諦。故而推出一理，吾等於學問之道，不可久久迷頓其間，所謂文明典籍，亦是可讀焉，可不讀焉，實無關大礙。
我以為，這裡藏著一種愚妄，——無他，文明既成，學問即是第一典要。因彼種話語，對天縱之才如慧能等聖智慧者，自是理據確鑿，無庸生疑；然中人及中人以下者，豈可愚痴狂妄，亦做斯言而量測自己。甚至，許多天才天分絕高者，彼此之間，亦是不敢輕易自許或他許。
譬如，最近讀到牟宗三先生便如是批評早慧的梁漱溟先生：
「他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時年紀並不高，全是自己憑空想出來的。但也因如此，其中所造的新名詞都是無根的，所說的文化類型也太簡單，如說西方是前進的，印度是後退的，中國是適中的，這樣講都是一些影子罷了。所以思考力強，性情真，志氣高，也有相當的智慧，可惜無學以實之，結果盡成空華，白白的浪費了一個人才。這種人間大憾，平常人是看不出來亦感受不到的，就連他自己也不自覺。他的這部書實並無多大價值，他本人亦不予以肯定。他最後是相信佛教，而不再做儒者，在中國這樣的亂世，生命人格想要卓然有所樹立是很難的。」
其實，文明一旦生成，古人之講學，必是有了大軌模、大法度在，這也是孔夫子述而不作、以學致知進而成賢成聖之恢弘道途，他說道：「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故他所憂者有四，「學之不講」其一。而學問者，實文明世界可假借得渡人世的河流之共法也。
在《論語》當中，論學問之重要性的內容著實不少，其開篇之首章，即是「學而第一」，寓意頗深。又譬如，孔子有弟子如子路者，有美質良才而少學問陶鎔之功，若無學問之陶鎔砥礪，則唯恐其良才未盡其良、妙曲未盡其妙。況且，秉性裡邊有一件好處，往往有一件遮蔽，如古人云，「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必好學窮理，而後之所行為無蔽。不然，則雖才質之美，制行之高，亦將有所遮蔽，而無以成其德矣。」 故而他曾正言告之子路：
「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明人張居正在此節之解釋，頗為透闢，云：「如仁主於愛，本美德也，而所以用其愛者，有理存焉。若但知愛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愛所蔽，將至於可陷可罔，而人亦俱喪矣，豈不流而為愚乎？智主於知，亦美德也，而所以通其智者，有理存焉。若但知多智之為美，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心為智所蔽，將至於窮高極遠，而無所歸著矣，豈不流而為盪乎？……」
我們再回到牟宗三先生的文章，他對胡適、馮友蘭、梁漱溟、熊十力等前輩學人——加以不做絲毫逢迎的評點之後，復深加反省道：
「我思考的結果發現癥結是在於他們生命中都缺乏某種東西，那種東西就是孔子所說的『學而時習之』的那個『學』。生命中的真性情、真智慧、真志氣都要靠『學養』來充實才可以支撐得起來，而那一輩老先生正好都缺乏足夠的學養。人在社會中要關心時代，關心天下家國大事。但人是有限的存在，關心的事那麼多那麼大，所以若光靠天生一點氣質所凝結的才情華釆，而無學問知識以充實之，長養之，怎能應付得來？尤其在此風雨飄搖的時代，『學養』之足不足遂成為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學養』，實在的說，也就是對問題要做『客觀的了解』，要有正確的知識，不誤解，也不籠統。」
他即使對恩重如山的熊十力先生，也是不出曲筆，直言不諱：
「我只是要強調『學』的重要，無『學』以實之，終究是浪費了生命，辜負了時代，這大體也是整個時代的毛病。即如我老師熊先生念茲在茲，想接著現有的新唯識論寫出『量論』部份，也寫不出來。本來依熊先生的計劃，新唯識論應有兩部，上部『境論』，講形上學，下部『量論』，講知識論。但『量論』一直寫不出來，其實就是因為學力不夠。因為熊先生的所得就只有一點，只那一點，一兩句話也就夠了。」
張居正在解釋這一章時，尤其提醒了人間之學問，實有大補於聖功之未逮也，故前人有言：「人惟足己而不學，見理之不明，遂使美者化而為惡，而況其生質之不美者乎？於此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
文明既成，學問即是人間第一典要，這是歡天喜地的大好事，何苦愚妄而自絕之？學問之道，正如「春服之既成」，人人可以親近，可藉此「浴乎沂，風乎舞雩」，進而「詠而歸」，何其喜樂之事，可供渡此人世的河流。
作者：聞 中
聞中老師： 哲學博士，中印古典思想研習者。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浙江大學全球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員，浙江省圖書館「文瀾講壇」客座教授，浙江省「老子研究會」副會長，「蘇磨瑜伽」高研班導師等。出版論著有：《梵.吠檀多.瑜伽》，譯著《印度生死書》、《行動瑜伽》、《千島語錄》，編著《道德真經集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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