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報·西南聯大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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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薦語
題記
跑警報·西南聯大中文系
汪曾祺/著
跑警報
1，
西南聯大有一位歷史系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裡算哪裡，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夾，看了看，說：「您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這個故事說明昆明警報之多。我剛到昆明的頭二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三天兩頭有警報。有時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兩次。昆明那時幾乎說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麼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說來准來！
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報」。「跑」和「警報」聯在一起，構成一個語詞，細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為所跑的並不是警報。這不像「跑馬」「跑生意」那樣通順。但是大家就這麼叫了，誰都懂，而且覺得很合適。也有叫「逃警報」或「躲警報」的，都不如「跑警報」準確。「躲」，太消極；「逃」又太狼狽。唯有這個「跑」字於緊張中透出從容，最有風度，也最能表達豐富生動的內容。
2，
跑警報是談戀愛的機會。聯大同學跑警報時，成雙作對的很多。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寶珠梨、花生米……他等的女同學來了，「嗨！」於是欣然並肩走出新校舍的後門。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麼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係更加親近了。女同學樂於有人伺侯，男同學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一點騎士風度。
警報時間有時很長，長達兩三個小時，也很「膩歪」。緊急警報後，日本飛機轟炸已畢，人們就輕鬆下來。不一會，「解除警報」響了：汽笛拉長音，大家就起身拍拍塵土，絡繹不絕地返回市裡。也有時不等解除警報，很多人就往回走：天上起了烏雲，要下雨了。一下雨，日本飛機不會來。在野地里被雨淋濕，可不是事！一有雨，我們有一個同學一定是一馬當先往回奔，就是前面所說那位報告預行警報的姓侯的。他奔回新校舍，到各個宿舍搜羅了很多雨傘，放在新校舍的後門外，見有女同學來，就遞過一把。他怕這些女同學挨淋。這位侯同學長得五大三粗，卻有一副賈寶玉的心腸。大概是上了吳雨僧先生的《紅樓夢》的課，受了影響。侯兄送傘，已成定例。警報下雨，一次不落。名聞全校，貴在有恆。——這些傘，等雨住後他還會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斂回來，再歸還原主的。
3，
跑警報，大都要把一點值錢的東西帶在身邊。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學系的研究生曾經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因此，他跑警報時，特別是解除警報以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聯大師生跑警報時沒有什麼可帶，因為身無長物，一般大都是帶兩本書或一冊論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學的金先生每次跑警報總要提了一隻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麼別的東西，是一個女朋友寫給他的信——情書。他把這些情書視如性命，有時也會拿出一兩封來給別人看。沒有什麼不能看的，因為沒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話，只是一個聰明女人對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滿了英國式的機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氣。這些信實在是可以拿來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現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過這個女人的照片，人長得就像她寫的那些信。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鄭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西南聯大中文系
1，
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華的，有北大的，應該也有南開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開的，我記不起來了，清華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麼不同，我實在看不出來。聯大的系主任是輪流做莊。朱自清先生當過一段系主任。擔任系主任時間較長的，是羅常培先生。學生背後都叫他「羅長官」。羅先生赴美講學，聞一多先生代理過一個時期。在他們「當政」期間，中文系還是那個老樣子，他們都沒有一套「施政綱領」。事實上當時的系主任「為官清簡」，近於無為而治。中文系的學風和別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開放。當時沒有「開放」這個詞，但有這個事實。中文系似乎比別的系更自由。工學院的機械製圖總要按期交卷，並且要嚴格評分的；理學院要做實驗，數據不能馬虎。中文系就沒有這一套。記得我在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課上交了一張規定的馬其頓國的地圖，皮先生閱後，批了兩行字：「閣下之地圖美術價值甚高，科學價值全無。」似乎這樣也可以了。總而言之，中文系的學生更為隨便，中文系體現的「北大」精神更為充分。
如果說西南聯大中文系有一點什麼「派」，那就只能說是「京派」。西南聯大有一本《大一國文》，是各系共同必修。這本書編得很有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選了《論語》，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種超功利的生活態度，接近莊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對聯大學生有相當深廣的潛在影響。還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一般中學生都讀過一點李清照的詞，不知道她能寫這樣感情深摯、揮灑自如的散文。這篇散文對聯大文風是有影響的。語體文部分，魯迅選的是《示眾》。選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橋》，是意料中事。選了丁西林的《一隻馬蜂》，就有點特別。更特別的是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這一本《大一國文》可以說是一本「京派國文」。
2，
聯大教授講課從來無人干涉，想講什麼就講什麼，想怎麼講就怎麼講。劉文典先生講了一年莊子，我只記住開頭一句：「《莊子》嘿，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他講課是東拉西扯，有時扯到和莊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罵人的話，留給我的印象頗深。他說有些搞校勘的人，只會說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應該作什麼？」罵有些註解家，只會說甲如何說，乙如何說：「你怎麼說？」
曾見過幾篇老同學的回憶文章，說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有人問我，「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還有一堂「叫座」的課是羅庸（膺中）先生講杜詩。羅先生上課，不帶片紙。不但杜詩能背寫在黑板上，連仇注都背出來。唐蘭（立庵）先生講課是另一種風格。他是教古文學的，有一年忽然開了一門「詞選」，不知道是沒有人教，還是他自己感興趣。他講「詞選」主要講《花間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詞，極艷）。他講詞的方法是：不講。有時只是用無錫腔調念（實是吟唱）一遍：「『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好！真好！」這首詞就pass了。沈從文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他講創作的精義，只有一句「貼到人物來寫」。聽他的課需要舉一隅而三隅反，否則就會覺得「不知所云」。
------------編輯 黃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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