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信任，是怎麼弄丟了的？

原標題：我們的社會信任，是怎麼弄丟了的？

中國社科院曾經發布一份《社會心態藍皮書》，稱中國當前社會的總體信任度進一步下降，已低於60分的「及格線」，人際之間的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這個觀測也符合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的感受。比如在春運時節，如果你到火車站，應該會看到諸如此類的「溫馨提示」：「各位旅客請注意，為了您的旅途安全，請不要和陌生人說話。」這種觸目驚心的信任流失是如何發生的呢？

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中區分了兩種社會，一是低信任社會，即社會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緣關係上、信任半徑到了血緣關係的邊界便嘎然而止的社會；一是高信任社會，即信任建立的基礎超越了血緣，延伸到血緣之外的社會。在低信任社會中，個人除了血緣組織，缺乏有機的聯結，血緣之外便如一盤散沙；高信任社會則能夠通過無數社群、團體為中介，聯結成一個縱橫交錯的信任網路。福山認為，傳統中國屬於低信任社會，家族組織發達，但其他社群組織匱乏。

如果福山的論斷是準確的，那麼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伴隨著傳統宗族趨向於瓦解、鄉村熟人社會被城市陌生人社會代替，社會信任走向崩潰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然而，恰好我最近正在讀宋代的一些筆記，這些筆記呈現出來的宋代社會，恰恰跟福山的論斷完全不一樣，換言之，福山言之鑿鑿的結論，其實並不符合宋人記錄的社會生活。來看看宋人是怎麼說的。

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在北宋京城汴梁（開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誼」，若見外地人為京都人凌欺，「眾必救護之」。遇有官府接手處理民事糾紛，眾商民也「橫身勸救」，甚至有人願出酒食，請官方出面調解，也不怕麻煩。外地商人剛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這時鄰居都會過來幫襯，送上湯茶，指引怎麼做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鄰里之間互相送茶，相問動靜。凡有紅白喜事之家，「人皆盈門」，都是前來幫忙的。批發美酒的大酒店，只要那些酒戶來打過三兩次酒，便敢將價值三五百貫的銀制酒器借與人家，甚至貧下人家來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銀器供送，對連夜飲酒者，次日才將銀器取回，也不用擔心有人侵吞這些珍貴的酒器。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雜說》記載，京師白礬樓旁邊有間茶肆，「甚瀟洒清潔，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濟楚，故賣茶極盛」，生意很好。更難得的是，這間茶肆特別講誠信，專門設了一個小棚樓，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遺失之物，「如傘屐衣服器皿之類甚多，各有標題，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遺下者。僧道婦人則曰僧道婦人某，雜色人則曰某人似商賈、似官員、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則曰不知其人」，客人丟失的金銀，幾年後仍能在這裡找回來。

宋神宗朝時，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飲茶，因為粗心大意，將數十兩金子遺留在茶肆桌上，忘記帶走。等想起來時，已是半夜，李氏認這為筆錢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問詢。幾年後，李氏又經過這間茶肆，向茶肆主人說起幾年前丟人金子之事，主人仔細核對無誤，將金子如數奉還。李氏欲分一半給他，主人堅辭不受，說：「小人若重利輕義，則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於心故耳。」

北宋時代的汴梁，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市，商業十分發達，人口過百萬，用《東京夢華錄》的話來說，「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毫無疑問，這是城市「陌生人社會」，而不是鄉村「熟人社會」。許多人跟福山一樣，以為中國傳統社會無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現出來的醇厚風氣應該可以修正這種偏見。

南宋的臨安（杭州）也是一個生齒繁多、商業繁榮的大都會，也表現出很高的社會信任度。吳自牧《夢粱錄》記述了臨安的風俗：「杭城人皆篤高誼，若見外方人為人所欺，眾必為之救解。或有新搬移來居止之人，則鄰人爭借動事，遺獻湯茶，指引買賣之類，則見睦鄰之義。又率錢物，安排酒食，以為之賀，謂之『暖房』。朔望茶水往來，至於吉凶等事，不特慶弔之禮不廢，甚者出力與之扶持，亦睦鄰之道，不可不知。」

又據周密《武林舊事》記載，「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說的是，那些來臨安做生意的窮人，可以到「作坊」預領貨物、盤架之類，也不必墊錢，等傍晚賣了貨物回來，再付還「作坊」本錢。這樣，那些窮生意人即使身無分文之資，也能夠做點小生意養家糊口。

南宋的另一個城市金陵（南京）也具有同樣的美俗。車若水的《腳氣集》記述說，有人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比如有賣炊餅的小商販（《水滸傳》中武大郎所經營的就是炊餅）自別處來金陵做生意，一時找不到鋪面與資金，這時候，「一城賣餅諸家」便會幫他張羅攤位，送來炊具，借給他資金、麵粉，「百需皆裕」，謂之「護引行院」，而「無一毫忌心」。車若水在記錄了金陵商人的「護引行院」習慣之後，忍不住稱讚道，「此等風俗可愛」！

從宋人對身邊社會生活的記述，我們可以發現，在宋代的商業城市，信任、幫襯陌生人，已經形成了一種「可愛的風俗」，人們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習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福山對宋代城市的這一習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斷言傳統中國是一個「低信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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