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論為中心

原標題：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論為中心

·亞洲史·

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

——以大川周明的思想理論為中心

劉峰

內容提要近代日本的擴張主義意識形態包含兩種類型，一種是著眼於「國家層級」的「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另一種是將「亞洲主義」作為具體表現，著眼於「地區層級」的「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這兩種擴張主義在與歐美對抗和鼓吹本民族優越性的問題上，原本就存在著天然的聯結關係。通過考察右翼理論家大川周明的思想可以發現，他「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密切相關，並在優越論的依據、對社會的現實認識上帶有特殊的性質，而其「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則展現出了「東西對抗論」、「戰爭宿命論」、「日本盟主論」及反美的特點。兩者彼此交錯、難以分離，一道充當了近代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理論工具。

關鍵詞日本 擴張主義 大川周明 亞洲主義 法西斯主義

近代日本的擴張主義意識形態，是隱藏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行徑背後，為其提供思想根據與理論支撐的戰爭工具。它在近代為軍國主義者編造借口、搖旗吶喊，給亞洲人民帶來了無法忘卻的痛苦與災難。然而長期以來，國外有部分人卻公然為其袒護，把對外擴張美化成一種「全球化趨勢」，抑或是強調其在客觀上發揮了加速殖民地社會近代化進程的作用。近年來在日本社會逐漸高漲的「日本優越論」、「大東亞戰爭解放論」，更是向我們展現出了這一意識形態死灰復燃的趨勢。因此，對其思想特徵與內在邏輯展開進一步的深入考察與理論批判，既具備學術價值也存在現實意義。

一、 研究前提與問題緣起

眾所周知，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往往慣於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一方面，鼓吹這是為了本國的生存與發展，追求「海外雄飛、八紘一宇」而採取的所謂「正當行動」；另一方面，大肆宣揚這是為了「解放亞洲」，是使亞洲人民擺脫西方列強的桎梏而被上天賦予的「偉大使命」。雖然兩者在本質上都是為了滿足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野心，是服務於擴張行動的戰爭工具，但從其所使用的理論架構和打出的旗號來看，兩者是有所區別的。這意味著近代日本的擴張主義意識形態，至少存在兩種類型，或曰兩個層級。第一，是「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它著眼於「國家層級」，側重強調其對外擴張的目的是謀求日本的國家利益，鼓吹將國家（日本）作為一切行動的價值本位。第二，是「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它著眼於「地區層級」，側重詭辯其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維護亞洲的地區利益，謊稱自己將地區（亞洲）作為一切行動的價值本位。

對這兩種類型展開具體分析可以看到，著眼於「國家層級」的「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帶有十分極端而特殊的性質。正如日本著名學者丸山真男所說的那樣，它一方面與近代歐美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意識形態相異，帶有東方社會、亞洲社會的要素，但另一方面又與其他亞洲國家格格不入，體現出了某種複雜性。或許正是這種複雜性，意味著近代日本「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具有與眾不同的特質。（1）不僅謀求與歐美列強一道對外武力擴張，而且排斥、壓迫其他國家的內在衝動更加猛烈，表現形態更加露骨，最終走向了極端形式並與法西斯主義合流。（2）與此同時，又對歐美有反感、抵觸的心理，無論是站在帝國主義相互競爭的角度，還是站在亞洲與歐美相互對峙的角度，都體現出了某種程度的對抗性。結果是，這種「指向亞洲的擴張性」與「指向歐美的對抗性」在歷史的推移過程中不斷發展、融合，最終使其「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作為一種「對抗歐美的、向亞洲擴張的主義」，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取代歐美列強，獨自稱霸亞洲」的侵略道路。

若進一步對這兩個特性進行考察則可以發現，「指向亞洲的擴張性」是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最主要的特徵之一。日本社會早在近代以前，就已憑藉「優於世界萬國的神國思想」和「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逐漸萌生了侵略亞洲其他國家的想法。比如，吉田松陰曾在1854年的《幽囚錄》中寫道，「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炮略足，則宣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諭琉球，使之會同朝覲，一如內地諸侯；責朝鮮，使之納幣進貢，有如古之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佐藤信淵則更是早在1823年的《宇內混同秘策》中揚言，征服「滿洲」是征服中國的第一步，「以此神州（即指日本—引者注）之雄威征彼蠢爾蠻夷，混同世界，統一萬國，何難之有哉!……皇國征伐支那，如節製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里……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朝鮮、支那次第可圖也」。近代以後，為了模仿歐美帝國主義實施擴張，日本開始整合、利用這一傳統文化資源，促使其擴張主義作為一種延續了歷史傳統的近代產物，將近代的侵略思想與前近代的擴張傳統糅合在一起，使其向亞洲鄰國的武力膨脹不僅具備了「近代的合理性」，也同時具備了「傳統的合法性」。

另外，「指向歐美的對抗性」則顯然與「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極易發生關係。眾所周知，這一思想曾以所謂的「亞洲主義」為具體形態表現出來。而所謂的「亞洲主義」，原本肇始於19世紀中期的日本社會，以宣揚亞洲各國、各民族的緊密團結，共同抵抗歐美列強的侵略作為基本內容。但事實上，從現實的發展過程來看，各個流派的「亞洲主義者」的各種意見最終彙集成的思想主流，卻是一種以過度的優越感及盟主意識為基礎，強調由日本獨自「領導」亞洲的，帶有濃厚消極性格的東西，這可以與所謂的「日本盟主論」畫上等號。尤其在19世紀末期以後，這種以「日本盟主論」為核心，在價值上將日本一國等同於亞洲全體的思想開始進一步完善其理論構造，逐漸發展出了「東西文明融合論」的主張。日本之所以能夠充當亞洲的盟主並「領導」亞洲各國，是因為日本民族不僅繼承了東方文明的傳統，而且還成功地吸收了西方文明，具備了融合東西兩種文明，創造新文明的資格與能力。這種論調不僅對「日本盟主論」起到了有效的理論支撐作用，而且還頗為巧妙地解除了近代日本所面臨的「兩面夾擊狀態」，即與歐美列強為伍實施侵略而遭到亞洲各國抵制的同時，其本身又作為亞洲國家被西方世界所排斥。正因為如此，該理論與「日本盟主論」一道作為「亞洲主義」的核心內容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與加強，並進而以此為基礎，與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等思想相互融合，在此後又派生出了諸如大亞洲主義、亞洲門羅主義、東亞協同體論、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思想等眾多形態各異的外在表現與理論變種。可以說，這樣的一種「亞洲主義」，或曰「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至少在對抗歐美、鼓吹民族優越性的問題上就已經與「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形成了天然的聯結關係，甚至曾有研究直接將兩者的關係描述為「異稱同體、異口同音」。故而進一步深入下去，對其關聯性進行具體的考察分析也就有了可能。

事實上，對於近代日本的擴張主義意識形態，長期以來中外學界曾做過大量的研究工作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迄今為止，將其在「國家層級」與「地區層級」的兩種理論類型關聯起來，對其聯結關係進行具體的、專門性的考察研究卻是付之闕如，相關的專題研究與學術專著並不存在，頂多也就是在某些文章、著作中偶爾有所提及而已。

在既往研究中，國內外學者較為集中探討的是兩種類型各自的性質及其發展情況。比如,關於前者，就有丸山真男、松本健一、大澤真幸、向卿、陳秀武、李寒梅等一大批中外學者積極借鑒西方的理論成果，從政治學、歷史學、文化學等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而對於後者，則在研究過程中就其性質判斷的問題大體形成了兩種不同方向的意見。很多學者傾向於認為「亞洲主義」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侵略主義，不過是使日本對外擴張正當化的工具。還有一些學者則傾向於認為「亞洲主義」曾經具備過一定的進步因素，原本有希望成為一種抑制侵略主義的東西，但最終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走向極端，發生了異變。這些意見的分歧，不但至今尚存，而且還進一步引發了判斷兩種類型聯結關係時的不同意見，延伸出了一些懸而未決、值得探討的問題。

比如，持前一觀點的學者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同心圓關係」。他們主張，後者不過是前者向外部延伸的一種侵略性擴大版本，兩者在「日本利益優先、對外發動侵略」的問題上並無二致。而持後一種觀點的學者們，則更傾向於認為兩者間保持著一種「共生關係」，即將兩者視為日本在對外擴張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引發出來的一種並行性動向，認為它們時而對立、時而結合。可以看到，無論堅持哪一種觀點，抑或是提出新的觀點，對於「兩種類型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係」這一事實都是無法否認的，對此展開具體的研究也是必要的。那麼，兩者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關係，具體情況如何？它們具有怎樣的共通性格與思想本質，應該如何進行判斷分析？兩者相互聯結的理論橋樑又是什麼？是否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思想可供考察研究？為了探討這些問題，拙稿擬將日本右翼理論家大川周明的思想作為一例來進行詳細考察，以就教於方家。

二、 大川周明及其思想狀況

大川周明（1886—1957年）是近代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右翼理論家，但因為青年時期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專業並取得博士學位的緣故，他又與北一輝等其他的右翼分子不同，還具有某些研究者的氣質和學者式思維。換言之，其思想理論往往會通過某些學術原理來進行嚴謹、縝密的組織且具有較強的邏輯性與理論性。或許正因為如此，他的很多侵略性思想與主張未必是為了迎合現實而臨時拼湊出來的東西，而是會有一個長期反覆推敲、思考的過程，從而展現出看似有理有據的理論體系。故而對其思想進行深層的分析與批判是可能的，也是有必要的。以下，將首先對大川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分別進行梳理、考察，而後再以此為基礎，嘗試探討兩者之間具體的關聯性。

（一）大川周明「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

大川周明曾在其自傳《安樂之門》中回憶稱：「（我在27歲那年）閱讀了大量的史書，在這一過程中頗為意外地開始對日本歷史產生了興趣。在花費大量時間撰畢《列聖傳》之後，我作為日本人的自我意識變得頗為強烈，逐漸對一切日本性的東西都興緻盎然。……在此以後我下定決心：所有一切都必須用日本的方式來進行思考，用日本的方式來展開行動。」可以說，大川自青年時期便已受到了「國家本位」的深刻影響，迅速萌生出了作為「日本人」的歸屬意識。那麼，其「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究竟具有怎樣的特徵呢？

前面提到，近代日本「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作為一種延續了歷史傳統的近代產物，繼承了前近代社會以來「優於世界萬國的神國思想」，並在此後的對外擴張過程中大肆宣揚乃至誇耀本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尤其曾利用天皇及天皇制來鼓吹本國的優越性。這裡面自然富含著「皇室中心主義」與「日本中心主義」的傾向。而正是這些傾向，成為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走向極端形式並最終與法西斯主義合流的重要原因。大川思想中的擴張主義，在這一點上是表現得尤為明顯的。比如，作為「皇室中心主義」的體現，他曾在1921年的《日本文明史》中為天皇大唱讚歌，「正因為有了天皇，日本才得以擺脫亡國的慘境，獲得新生之歡喜；正因為有了天皇，維新革命才能夠順利實現；也正因為有了天皇，日本才最終得以逃離封建國家之黑暗，迎來近代國家之光明。……擁有兩千五百年歷史傳統的天皇，是興國信仰最為自然的對象，它為君民歸一的國家理想注入了宗教般的熱情」。即是將天皇塑造為統一國民精神，帶領國家實現近代化並走向獨立富強的民族英雄、政治權威與精神教主，以此作為「國家象徵」來煽動國民的「國家本位」意識，在思想理論層面為其追求的高度集權的獨裁性極端體制進行支撐。

進而作為「日本中心主義」的體現，他又對日本的優越性及盟主地位進行了誇耀。比如，在1922年的《復興亞洲的諸問題》中他曾做出過如下論述，「日本乃『大乘相應之地』。故而其政治理想不得不長遠宏大。舉全國之力，抱著為信念而死的覺悟布大義於四海，此乃先人弘揚明治維新真精神之初衷也。新日本的國民應當繼承這一初衷並肩負起森嚴雄渾之責任。而領導亞洲、統一亞洲，實乃布大義於四海之唯一途徑。……所有的亞洲國家都應協助日本，為亞洲之現實而團結起來」。此段論述，看上去似乎與其他鼓吹日本優越性的擴張主義者並無不同。但事實上，大川的這種「鼓吹」與其他人的「鼓吹」有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在後續的內容中他又這樣寫道：「然而令人痛恨至極的是，今日之日本尚未成為大乘之日本，乃百鬼橫行之魔界也。日本的現狀只要如今日一般持續下去，就終究無法承擔拯救亞洲之重任，亞洲各國亦絕不會信任日本。」可以看到，其他的擴張主義者對於日本的現狀往往會給予積極的評價，認為日本的優越性本身就來自這種積極的現狀。而大川則完全相反，他對日本的現狀持徹底否定的態度，認為日本的優越性應該來自對現實的顛覆和國家的法西斯改造。也就是說，前者因為優越性的依據來自於日本的現實，故主張順從體制、維持現狀；後者因為優越性的依據來自對現實的顛覆與改造，故主張反抗體制、打破現狀。而大川之所以要打破現狀，目的就是摧毀當時在日本逐漸發展起來的西方式民主體制與政黨政治，實現國家的法西斯改造和高度集權的獨裁體制。

從這一層意義上來說，大川「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一方面在「皇室中心主義」、「日本中心主義」的問題上具有近代日本擴張主義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在優越論的依據、對現實的認識上展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恰恰是一種從日本對外擴張的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極端形態和畸形變體。從此後的歷史發展可以看到，它最終通過大川及其相關組織的廣泛宣傳和積極活動不斷擴大了影響力，逐漸在政界、財界、軍界、民間滲透普及，由「反體制思想」上升為「體制思想」並成為法西斯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

（二）大川周明「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

眾所周知，大川在「二戰」期間曾撰寫出版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39年）、《美英東亞侵略史》（1941年）、《大東亞秩序建設》（1943年）等多部理論著作，大肆宣揚反歐美的「亞洲主義」，試圖憑藉「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鼓動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行為。正因為如此，在戰爭結束之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遭到了起訴。但正如本節開頭所提到的那樣，大川並非是為了迎合戰爭才臨時拼湊出了這些東西，事實上早在日本大正年間（1912—1926年），他的侵略思想和戰爭理論便已形成。因此，若要對其思想意識進行深入的分析，就需要對這一時期的相關言論進行回溯考察。

據大川回憶，1913年的夏天，剛從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專業畢業僅兩年的他，在散步時途經東京神田的一家舊書店，無意中發現了印度政治家亨利·柯頓（Henry Cotton）所寫的《新印度（New India or India in Transition）》一書。因為書名看上去貌似與其所學專業相關，大川隨即買下了此書並回家研讀。然而書中的內容與其預期的不同，通篇充斥著對英國統治的批判、對印度悲慘現實的描繪。在這一過程中，大川認識到，「（現實的印度）與我腦海中的印度竟有如此天壤之別，令人震驚、悲傷又憤怒」，故而又到圖書館追查了其他相關書籍，結果他發現，「不僅僅是印度，整個茫茫的亞洲大陸，無一處不受白人之蹂躪」。正是以此為契機，大川早在青年時期就逐漸萌發出了反歐美的「亞洲主義」思想。甚至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他從印度哲學研究者轉變為「亞洲主義者」的時間節點。

在此之後，大川便開始與亡命日本的印度獨立運動者頻繁來往，並自1915年起在雜誌《道》上接連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亞洲主義」理論。他論述稱：「西歐民族將其他民族稱為有色人種，並以此作為劣等人種之代名詞……然其意圖在於滅亡其他國家以成就自身繁榮。」對此，日本「被上天委以新世界領導者之大命，吾等之任務在於拯救受西歐之虐的國民，進而讓亞洲擺脫外部不正當之壓迫，發展其本來文化」，故而要「宣揚亞洲人之亞洲……日本民族應認識到此種偉大使命」。可以看到，大川的「亞洲主義」在形成初期便體現出了濃厚的反西方情緒、優越感、盟主意識、人種對抗論等消極要素，作為「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與當時日本「亞洲主義」的主流論調保持了一致。

然而隨著他對學術理論的進一步研究利用，這一思想也開始展現出別具特色的特殊性來。比如，1922年以後，他相繼撰寫出版了《復興亞洲的諸問題》、《亞細亞·歐羅巴·日本》、《日本及日本人之道》等著作，圍繞亞洲及世界的問題展開了論述。「當前，東方與西方均已走完各自的道路，也走到了相互分離則無法並存的關鍵點上。世界史已經表明，兩者非結合不可。然而這種結合，恐怕不會以和平的方式實現。天國往往存在於劍影之中。或許正如過去那樣，為了創造出新的世界，東西方的兩個強國難逃賭命而戰的命運。這一理論，現在以美國挑戰日本的方式體現了出來（即指1924年美國頒布的排日移民法案—引者注）。亞洲唯一的強國是日本，而代表歐洲的最強國家是美國。這兩國不知是故意還是偶然，一個以太陽，一個以眾星為各自之象徵。故而其對立正如白晝與黑夜之對立，亦如希臘與波斯、羅馬與拜占庭那樣，有著必須交戰的宿命。」

顯然，大川在這裡延續了當時日本「亞洲主義者」所共同主張的「東西文明融合論」，並借用世界史的理論對兩種文明相互融合的歷史必然性進行了闡述。但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第一，認為東西文明走向融合的方式不應該是和平的，而應該是通過東西雙方的對立與戰爭來實現，因此鼓吹對外戰爭，宣揚「戰爭宿命論」。雖然他的理論在這裡看上去貌似是從「東西融合論」轉向了「東西對抗論」，但事實上在他的邏輯中，這種「東西對抗」不過是「東西融合」的一種具體實踐方式，即前者不過是後者的發展延伸與極端表現而已。

第二，認為「東西對抗」的方式不應該是「亞洲整體」對抗「歐美整體」，也不應該是亞洲的某幾國對抗歐美的某幾國，而應該是由雙方的最強國或盟主作為代表來進行對抗。用他的話說：「東西之戰乃是概念上的東西，決不意味著亞洲整體構建聯盟與歐洲交戰……作為現實，代表歐洲的一國與代表亞洲的一國均應作為代表東西的戰士被選擇出來，為創造新的世界而戰。」這無疑是在變相地為其「日本盟主論」與擴張野心提供理論依據。這一點，若與同一時期宣揚「亞洲主義」的北一輝進行比照，亦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確認。北一輝雖然在鼓吹「東西對抗、發動戰爭」的問題上與大川保持了一致，但他在《中國革命外史》中主張的卻是，「中國斷然對俄開戰，同時日本由北部浦港出發進攻黑龍江沿海各地，南部奪香港，取新加坡……佔據法屬印支之後確立拯救印度之根據地，進而長鞭一揮跨越赤道，掌控澳洲的黃金大陸以顛覆英國在東洋之統治」。即是在鼓吹為了亞洲的「解放」，中國應該對俄作戰，日本應該對英法作戰。這與大川的觀點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大川將代表歐美的國家指定為美國，意味著從以往「反英」的方向轉變為「反美」的方向。大川的「亞洲主義」思想從印度問題發源而來，故原本帶有「反英」的傾向，但隨著一戰後英國實力的減退、美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傾向發生了改變。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大川這種對主敵的選擇未必完全是根據實力的消長來做出的。由於「一戰」之後日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爭奪霸權的衝突日趨白熱化，這種攻擊對象的變更或許更應該是由現實國家利益衝突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與此相反，當時北一輝卻繼續堅持了「反英」的主張，而且還在文中不斷鼓動中國「反俄」。對於美國，他的態度是，「美國的對華投資不僅可以確保實現『中國保全主義』，而且還將使日美兩國形成不可分割的同盟」。即不僅沒有任何「反美」的意思，反而還大肆宣揚所謂的「日美經濟同盟」。這種情況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確認，大川「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具有十分獨特的消極性格。

三、 兩種類型之間的關聯性

若按前面所提到的內容來看，「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至少在對抗歐美、鼓吹民族優越性的問題上本身就已經與「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形成了天然的聯結關係。而通過對大川思想理論構造的進一步考察，兩者之間的關聯性至少還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更為具體的闡述。

（一）作為本質性格的「近代主義」與擴張主義

日本學者松本健一在其著作《竹內好〈日本的亞洲主義〉精讀》中指出，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作為一種抵抗歐美侵略、反對西方「近代主義」、要求回歸「亞洲原理」的思想，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過一定的進步因素，原本有希望成為一股抑制侵略主義的力量，故而可以將其稱為一種「反近代主義的原理主義」。

若果真如此，那麼按其所言，所謂的「亞洲主義」就應該是日本社會在持續推進近代化或西方化的過程中所萌生出來的一種對過去的思念與追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整合、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延續本國歷史傳統的「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是極為相似的，也是緊密相關的。儘管松本也承認了這種關聯性，並在另一本著作中辯解道，兩者在日本向亞洲進行膨脹之際發生了分裂，但事實上通過前述對大川思想理論的分析可以看到，所謂的「分裂」狀況並沒有出現。兩者之間自始至終都保持了相互纏繞、相互聯結的關係，並不存在「近代」與「反近代」意義上的對立。

福澤渝吉曾在其「脫亞論」中論述稱，日本為了推進近代化，需要與「亞洲」訣別，採用與歐美一樣的辦法來面對亞洲。這說明，近代化本身就是一種模仿西方、脫離亞洲的過程。這個道理反過來說，就是意味著若要「回歸亞洲」，主張「亞洲主義」，就要放棄近代化。換言之，若日本的「亞洲主義」果真是一種「反近代主義」的東西，那麼它勢必要對日本社會的近代化展開徹底的批判與抵制。但是，「亞洲主義」卻並不反對日本的近代化，反而是極為重視的。比如，大川就曾在文章中表示，「應促進中國的開發，使其與日本一樣成為文明國家，共同建立起堅固的合作關係以對抗歐美。然其先決條件，乃是務必重視我國之軍備」。顯然這裡所說的「開發」、「軍備」，都是指近代意義上的「近代開發」與「近代軍備」，而所謂的「文明國家」也無疑是一個近代語境中的概念。

如此一來，「亞洲主義」的本質性格可能就需要重新進行考慮了。或許更為接近事實的情況是，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不過是一種「疑似的反近代主義」，實際上是打著「反近代主義」旗號的「近代主義」，是「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它雖然要求抵抗歐美，但這終究掩蓋不了其自身便是「近代主義」與擴張主義的事實。它與「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一樣，都是伴隨著日本社會的近代化與對外侵略行動所產生出來的必然性動向。兩者萌生於同一個環境、同一片土壤、同一個時期，如同雙胞胎一般共同擁有「近代主義」與擴張主義這一本質性格，並作為其不同的表現形態在發展過程中保持了密切的關聯性。如果一定要說兩者有何區別的話，那麼結論或許在於，面對「究竟是為了什麼而實施擴張」這一問題時，「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更傾向於把日本（國家）作為一切行動的價值核心與道德標準；而「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則更傾向於把亞洲（地區）作為遮羞布，將其掩飾為所謂的「價值核心」與「道德標準」。由於後者所涉及的範圍更廣，所以其帶有的欺騙性與虛偽性也就更強。但歸根結底，這兩種類型「共有著近代主義、擴張主義的本質性格」應該是更為接近事實的結論，兩者的關聯性可首先在此得到確認。

（二）作為理論中核的「精神」與唯心主義

「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與「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的另外一層關聯性，是通過「唯心主義」這一理論中核來實現的。而所謂的「唯心主義」，即是指「強調精神為第一性、物質為第二性」的思想主張。

大川曾在其著作《日本精神研究》第一卷中寫道：「通過多年的精神遍歷之後，我又再次回歸了靈魂的故鄉，在日本的精神之中，我第一次找到了長期求索卻始終不得的莊嚴之物。……應該對其進行徹底而明確的理解把握，我通過自身實踐相信，精神之復興就是日本之復興，為了復興日本之精神，首先必須對其本質進行確實把握。」大川在這裡對精神的價值及其重要性進行了充分的肯定，而至於這種「精神」究竟是何內容、日本精神與亞洲精神又有何關係，他卻沒有詳細說明。或者說，這些內容並不是他關心的重點，而且本身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很難準確而全面地表述清楚。日本學者戶坂潤曾對當時很多唯心主義論者的言論進行過考察，但他最終發現，「精神主義（唯心主義）這種東西原來是如此空洞雜然。日本精神的問題幾乎無法在日本精神主義裡面找到解釋」，因為它未能得到合理而科學的說明，所以終究「不過是一種在口頭上表達的口技而已」。因此，大川所倡導的「精神」只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說到底不過是作為一種方法或原理，為了豐富其擴張主義理論，並進而以此實現其政治訴求與侵略野心的理論工具。

那麼，大川究竟是如何利用「精神」這一概念來豐富其理論的？兩種類型的聯結關係，又是如何通過「唯心主義」來實現的呢？

目前國內外學界存在一個共識，這就是雖然法西斯主義的定義五花八門、種類繁多，難以嚴密地整合統一，但在其反民主主義、反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上是不存在任何爭論的。前面提到，大川所主張的「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是一種與法西斯改造運動緊密關聯的極端形式。因此，它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社會主義，與德、意的法西斯主義存在著共通性。比如，在《日本及日本人之道》中大川曾做出過如下批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並非是主義之爭，而是立足於同一主義，僅在其實現範圍上存在鬥爭。……由於將價值核心放在了物質之上，認為經濟才最具價值，故而把物質享樂作為人類真正的幸福，將人類的目的放在獲取更多的物質之上。在這一點上兩者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大川批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根據，在於認為前者追求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後者追求「平等分配」，實際上不過都是在「貪圖物質」而已。因此，他將兩者都歸於「唯物主義」的範疇予以否定。這顯然與其主張的「唯心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立，由此構成了一組「唯物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對「唯心主義」的對立模式。

為了排除日本社會中的「唯物主義」，即反對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防止社會主義的成立，大川要求打破現狀，顛覆並改造現實。他所選擇的手段，正是利用「唯心主義」這一理論武器。因為在他看來，「要進行改造，首先必須找到國民生命中所潛在的偉大、高貴而堅實的東西並使之復興。而後再憑藉它，來打倒正在四處橫行的邪惡力量。簡而言之，改造或革新就是用本國的善來打倒本國的惡。決不可用他國所謂的善，來取代本國的惡」，而「唯心主義」正是這種純粹的、真正屬於日本的東西。可以看到，大川在青年時期研究哲學、宗教的經歷以及對精神力量的重視，對其「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他眼裡，「日本」就是國民應該去信仰的「宗教」，就是國民應該去效忠的「精神」。而他之所以要反對外來的思想與制度，強調皈依「日本」精神，其目的就是激發國民更大的排外性效忠精神，以產生出反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推動國家法西斯改造的力量。

同時，在大川看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所以「貪圖物質」，與歐美社會長期以來「只願從事政治經濟性活動」有很大的關係。與此相反，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社會，生產活動雖然「在外在形態上是政治經濟性的」，但「其深層基底里流淌的卻是精神性的東西」。換言之，因為亞洲社會長期以來從事「以生物（有生命）為對象的農業，與以非生物（無生命）為對象的工業不同……其生產活動中精神要素頗為重要」，故而「精神」與「唯心主義」本身就是亞洲的「現實」。而要追求日本的改造與亞洲的復興，就必須立足於這種「現實」，回歸亞洲傳統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其理論中，前述對立模式又被添加了新的內容，進一步充實發展為，「唯物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歐美」對「唯心主義、亞洲（日本）」。

可以看到，通過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統一歸入「唯物主義」的範疇，大川所主張的反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的「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得以作為一種「唯心主義」與其形成對立。另一方面，通過將歐美、亞洲分別與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畫上等號，大川「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又與其反抗歐美，同樣追求「唯心主義」的「亞洲主義」，即「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站在了同一陣營。或許正是在面對「唯物主義、歐美」這一參照物或假想敵時，作為理論中核的「精神」與唯心主義從「日本」向「亞洲」發生了擴大，從而造成了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中兩種類型的又一層關聯性。

（三）作為理論橋樑的「道義論」

大川在其理論中借用了「道義」這一哲學概念，促使兩種類型進一步加強了聯結關係。他認為，亞洲各國之所以沒有積極呼應日本的「亞洲主義」，乃是因為日本在日俄戰爭以後國民精神萎靡、社會風氣墮落，不斷追隨歐美列強的腳步而辜負了亞洲的期待。具體來說，就是「一般平民陷入貧困頗感壓抑的同時，政治家卻與富豪相互勾結，從而導致繼封建大名之後又出現了黃金大名（指壟斷物質財富的富豪—引者注）……它作為一股遮天蔽日的暗雲，飛揚跋扈地籠罩在國民頭上」。因此，大川主張打倒這些「黃金勢力」，創造出一個不僅僅作為「經濟」和「物質」而存在，同時亦在經濟之上確保社會道德與國民精神的「道義國家」。他認為，日本只要確立了「道義」，就能夠籠絡到亞洲各國的支持與響應，進而實現對亞洲的擴張。

眾所周知，所謂的「道義」一詞是指「道德和正義」的意思。具體來說，即指人作為人應該要去走的正確的道路。因為它是對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基本要求，所以作為一切思想意識的前提與基礎，本身是高於宗教或思想而更具有普遍性的。大川在這裡提出了日本應該要去追求的「道義」，實際上就是將「日本」這一國家進行了人格化處理，從而對其應該要去走的道路進行規定，並進而暗示了這一道路的「正確性」與「普遍性」。

那麼，日本應該要走的道路究竟是什麼呢? 對此，大川曾在1925年創辦右翼團體行地社時，在其綱領中進行過具體的解釋。（1）建設維新之日本；（2）確立國民之理想；（3）實現精神生活之自由；（4）實現政治生活之平等；（5）實現經濟生活之友愛；（6）解放有色之民族；（7）世界的道義性統一。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上普遍認為，民主主義主要追求的是「政治生活之自由」，資本主義追求的是「經濟生活之自由」，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經濟生活之平等」。而大川在這裡刻意玩起了文字遊戲，表示要去追求「精神生活之自由」、「政治生活之平等」、「經濟生活之友愛」，實際上就是在對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展開一種間接的批判與否定。用松本的話說：「這展現出了一種要與社會主義對抗並超克資本主義的，法西斯思想的萌芽狀態。」換言之，既然日本要走的道路是反民主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那麼自然就會和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聯繫起來。

具體來說，大川認為，為了讓亞洲各國支持響應日本以實現「亞洲主義」，日本就必須首先確立起「道義」，從而成為「盟主」。而為了確立日本的「道義」，就必須首先在其國內顛覆現狀、實施改造。而這種改造，正是一種帶有濃厚法西斯主義色彩的東西。它的實現，需要將「國家本位」作為重要的凝聚手段。由此在他的擴張主義思想中，一種「刺激國家本位促進改造，完成改造後確立道義，確立道義後實現亞洲主義」的邏輯理論得以確立。如此看來，大川所說的「道義」，其內涵或許並非能夠單純地與「王道」等同起來，更可能是一種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要求對國家組織與國民精神進行極端性改造的東西。

而對於「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與「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的這樣一層關係，大川曾在《復興亞洲的諸問題》中用一段話進行了代表性的總結。他寫道：「我們的正義必定是一貫徹底的正義。我們手中的利劍，是一把雙刃劍。它對亞洲所出現的不義之舉（即指歐美勢力—引者注）冷酷無情，更對吞噬日本的邪惡如秋霜烈日。復興亞洲的戰士，無疑也是改造日本的戰士。啐啄同時、相輔相成，大乘日本之建設，正意味著真正亞洲之誕生。」可以說，大川巧妙地借用了「大乘」、「道義」等宗教學、哲學的概念，為其理論構建出了「道義、大乘、唯心主義、亞洲（日本）」對「功利、小乘、唯物主義、歐美」的圖景。而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兩種類型憑藉「道義論」為理論橋樑所形成的聯結關係，正是從這幅圖景中所投射出來的東西。

四、 結論

拙稿基於先行研究的成果，結合國內外各類資料文獻對日本右翼理論家大川周明「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與「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及其關聯性進行了考察，以期將此作為一個切入點來窺探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的兩種類型之間複雜而緊密的邏輯關係。如上所述，近代日本「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作為一種延續了歷史傳統的近代產物，具備了特殊的雙重性格，即「指向亞洲的擴張性」與「指向歐美的對抗性」。而後者本身在對抗歐美、鼓吹民族優越性的問題上就已經與「亞洲主義」或曰「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形成了天然的聯結關係。這意味著對其進一步展開具體的分析是存在可能的。通過考察大川的思想理論可以發現，他「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一方面具備了近代日本擴張主義中普遍存在的「皇室中心主義」、「日本中心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又在優越論的依據、對日本社會現實的認識上展現出了特殊的性質。這種特殊的性質，被包含在其擴張主義意識形態之中，與日本的法西斯主義保持了一致。同時，以「亞洲主義」為具體表現的「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也作為一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結合，帶有鼓吹「東西對抗論」、「戰爭宿命論」、「日本盟主論」及反美的特點。通過研究可以看到，這樣兩種類型，它們之間的關聯性是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具體闡述的。首先，在本質性格上，兩者都是伴隨著日本的對外擴張而產生出來的一種必然性動向。它們雖然表現形態有所區別，但都不反對社會的近代化與對外侵略，都具備了「近代主義」與擴張主義這一思想本質。其次,在理論中核上，通過將「唯物主義、歐美」作為參照物或假想敵，「鼓吹國家本位的擴張主義」與「謊稱地區本位的擴張主義」又通過宣揚「唯心主義」構成了一組聯結關係。隨著這一理論中核從「日本」向「亞洲」的擴大，造成了前者向後者的延伸。最後,在理論橋樑上，大川所謂的「道義論」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在邏輯上為兩者建立了一種「刺激國家本位促進改造，完成改造後確立道義，確立道義後實現亞洲主義」的理論連鎖，並進而構築起了「道義、大乘、唯心主義、亞洲（日本）」對「功利、小乘、唯物主義、歐美」的對立模式，展現出了兩種類型之間複雜而有機的內在聯繫。可以說，近代日本擴張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兩種類型在大川的思想理論中保持了一種彼此交錯纏繞、難以分離的緊密關係，它們共同作為近代日本對外實施侵略擴張的正當化工具，在鼓吹「對內推進法西斯改造，對外實施武力侵略」的思想宣傳與社會運動中發揮了極為消極的作用。

本文作者劉峰，上海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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