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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臺詩案後,政壇新秀蘇軾蛻變成了文壇大家蘇東坡

蘇軾在烏臺詩案前,他還是那個將壹門心思放在朝野政壇的提名宰相,而詩案之後,他便寄情於自然,文風大變,他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烏臺詩案的起因是蘇軾不贊成王安石的變法,便多次上書宋神宗,他對神宗的上書中表明自已的立場,不贊成變法,且請求神宗立馬制止變法。而神宗當時已經嘗到了變法帶來的壹些甜頭,所以並沒有對蘇軾的上書採取意見。蘇軾見上書未果,便希望離開這個朝野政壇,便請求外任。獲得批準後,他先是在杭州做了通判,三年後,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蘇軾在由徐州調往湖州之時,向宋神宗寫的壹道謝表——《湖州謝上表》,而這上表也並不是什麽大事,無非就是說自已過去這麽多年並沒有什麽政績,最後又再敘皇恩浩蕩,本來也沒有什麽,無非就是例行公事說了壹些客套話而已。然而蘇軾卻在上表中加了幾句自已發的牢騷話,說了幾句自己的坎坷遭遇,把平時心中憤慈見諸文字,表示對現在的朝政十分不滿。而這些牢騷話被有心人拿來大做文章,其中有後禦史中丞李定,禦史舒亶、何正臣等人。他們摘取了蘇軾上表中的壹些句子,又收集了壹部分在此之前所作的『牢騷詩』,以此為據,將蘇軾按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而這便是烏臺詩案的起因。

雖然說當時有文字獄,但並沒有像蘇軾這般嚴重,倒並不是說蘇軾寫過多少對時政不滿的詩文。其中有壹個原因是蘇軾的性格使當時在朝的不少人對他心有不滿。還有壹個原因便是當時的蘇軾已經代替歐陽修成了文壇領袖,所以他的詩作影響力、傳看度都很大,很容易煽動當時的文人學子,所以有部分人對蘇軾很忌憚。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不管他的詩是言外有意,還是言外無意,都能被人找出影射的問題出來,他們用這些看起來很牽強的言外之意上書彈核蘇軾。

當然,其中有些詩文確實是在暗諷時政變法,比如他在遊杭州之時寫過壹組《山村五絕》的詩文,其中有壹句是『贏得兒童語音好,壹年強半在城中』是在暗諷青苗法,而在其三中有壹句是『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在暗諷鹽法。還有壹首是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時所作的壹組名為《八月十五日看潮》的組詩,其中有壹句是『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在暗諷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

而上述這些詩文蘇軾也確實承認了有音諷之意,隨後李定便向神宗上告案情的進展,表明蘇軾已全部承認。神宗聽後大怒,他認為這案情絕對不止這麽簡單,他斷定蘇軾還隱瞞了更大的秘密,便問李定可曾對蘇軾用刑,李定說蘇軾是文壇領袖,且名望很高,他的言辭很容易煽動人心,為避人言,所以未曾用刑。神宗神宗大怒,命禦史臺嚴加審查,壹定要查出所有人。

之後便查出了司馬光、範鎮、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人有收藏蘇軾暗諷的詩文。而王珪、李定等是打算用這件事來將蘇軾處死的,但神宗壹時不定,因為宋太祖有誓在前,若非是叛逆謀反罪,壹率不得誅殺大臣。

而這個時候,人心便顯露出來了。那些平時與蘇軾交好的,且相互間引為知已的保守派大臣在蘇軾入獄期間,幾乎沒有壹個人替他求情。反倒是那些他們口中稱之為「姦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這不得不說真是諷刺,但也說的通,雖然當時蘇軾與朝野很多人的政見不合,但也僅僅只是政見不合而已,私下卻並無恩怨。

比如同屬於蘇軾口中的「新進」章惇,在其入獄期間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又如他與王安石,他兩都是希望國富民強的人,只是兩人所採取的方法不同,蘇軾認為王安石的變法藥劑太猛,雖然有成效,但弊端也很大。而王安石則認為當時的社會非猛藥不能治,所以並不贊同蘇軾的說法,從而兩人反目。不過這種反目也僅僅是在政見上的反目,而私下並無交惡。也正是如此,在蘇軾下獄期間,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由於當時很多人為蘇軾求情,甚至還驚動了當時已經病重的曹太後,所以案件的結果並不如王珪所期望的那樣,只是被貶黃州。在烏臺詩案之前,蘇軾是被神宗提名的下任皇帝的宰相,且政績上均有不俗的表現,任過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等。而此時蘇軾在詩詞上的大致風格是那種大漠長天揮灑自如,而其在取材、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在烏臺詩案之後,其作品便少有那些致君堯舜的超逸,反倒是多以寫自已對人生的感悟,對自然的敬畏,對天地萬物間的淡泊。而到了晚年,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越來越明顯,壹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閑,以達豁然恬淡——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世事壹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

在此之前,蘇軾是壹個推崇儒家學說的儒門子弟,那時的他希望在仕途上取得成就,他渴望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感,他深切關註百姓疾苦,甚至在神宗極力提拔他時,他卻提出外任,於是便去了鳳翔,而當時蘇軾給神宗的理由便是只有接近百姓,才能了解百姓最需要什麼。那時的蘇軾甚至還渴望在沙場上壹展雄威,「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而烏臺詩案之後,蘇軾突然變了,他再也不是那個對仕途、對人生有著遠大抱負的蘇軾了,他變成了蘇東坡。此後他的文筆從尖銳、憤怒、緊張變成了光輝溫暖、親切識諧。他不再執著於「奮力有當時誌世」而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所以當他遨遊於赤壁之時,面對「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發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壹毫而莫取」的感嘆,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飄然獨立,只願做壹只孤鴻:「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面對起起伏伏的人生,終於能夠風輕雲淡的說出:「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初貶黃州,生活過的極其糟糕,而且他當時的身份只是壹個「貶黃州任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的欽犯,家境非常困難。還好當時的黃州太守是壹個性格正直的好人,加上他非常欣賞蘇軾的才華和為人處世的風格,於是便將城東壹塊五十畝左右的土地劃給蘇軾,讓他在此開墾躬耕。而後來他便將這塊地取名為『東坡』且自號東坡居士。至此,那位壹心想實現人生抱負,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蘇軾離我們遠去,而那位在自然山水、天地萬物中感悟人生的蘇東坡便向我們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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