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博士——別做中國式好孩子

2017年12月25日，西安交通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楊寶德投河結束了自己僅有29年的人生。這天是聖誕節，對所有愛他的人來說，也許再也見不得這天的喜樂。

隨後他的女友髮長微博稱，楊寶德的死導師周某應負70%的責任。

曝光後的聊天記錄讓人難以想像，一個為理想讀博的青年是怎樣承受著如此的盤剝、壓抑，甚至騷擾。

陪吃飯、擋酒、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接送、陪逛超市、去家中裝窗帘，唯獨沒有跟科研相關的事情。

不僅如此，楊寶德的女友還表示，博導過分干預學生私生活。多次挑唆楊寶德與女友的關係，撮合楊寶德與自己的師妹在一起。硬性規定楊寶德中午不準睡覺，晚上十二點之前隨時待命。文章稱："諷刺的是，前面要求學生中午坐她對面看文獻，後面給她女兒打電話一個勁的囑咐中午要多休息。"

答應幫他聯繫出國，卻又責罵他學英語耽擱正業，學術沒有進展，出國不了了之。

換了導師後，楊寶德一直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他的女友稱，2017年5月，楊寶德曾因周某批評產生巨大的心理創傷，獨自步行去秦嶺，自殺未遂。

在與碩導的聊天中，楊寶德曾說：

「自從轉了導師，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來性格並不開朗的我開始變得沉默抑鬱。本來就不善於與人打交道的我開始變得恨不得每天誰也不見。

我不會拒絕人，基本上老師讓我乾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幹了。對於科研我抓不住重點，總在取捨之間搖擺不定。」

不難看出，楊寶德就是典型的「中國式好孩子」。聽話，順服，從不拒絕，任人侵佔自己的生活卻不會用反抗劃清與人的界限。就像楊寶德同學一語道破的那樣，「你那麼好用，她是不會放你出國的」。

更讓人不寒而慄的是，楊寶德自殺事件發酵後，另一種聲音出現了。

汪曾祺曾寫藥店里做學徒的陳相公，在所有人起床前爬起來給先生們倒尿壺，在所有人睡著後把尿壺放在先生們床下，才能爬上門板做的床。然而即使這樣，也經常狠狠地挨打。

這種剝削深入人心，並且不會因為一個年輕人的死而消失。

想讓一個年輕人避免這種悲劇，只能用一種方式，就是教會他守住自己的界限。而界限感，正是我們的教育中被頻頻抹殺的一環。

中國式教育中推崇孩子聽話、乖巧，懂事。「你這孩子怎麼這麼不聽話？」「我還不是為了你好！」這些話幾乎每段育兒歷程里都會出現，其中包含的既是父母對孩子自我邊界的侵佔。而這背後暗藏的「我不願這樣」、「我想按我的喜好行動」，卻很難被正視。

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經歷兩個叛逆期，其中青春期叛逆尤為明顯，這時孩子表現出強烈的攻擊性。許多父母喜歡炫耀自己的孩子「從來沒有叛逆期，懂事得很」，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攻擊性往往是孩子樹立邊界感的手段，孩子這時對「我」的邊界明確起來，這個邊界彷彿一圈敏銳的紅外線，如果感到一點侵犯就會奮起反擊。

如果這時的攻擊性被打壓，孩子很可能成為中國式的好孩子——邊界不清，對自己不留底線，活在他人的期待里。該學會確立自我邊界的時候沒能成形，孩子就成了眾人口中的「好孩子」，聽話，馴服。長大後再成為領導口中的好員工，多受盤剝，不提要求。離開崗位，他們就成了中國式好人，自我的邊界不斷被侵犯和縮緊，內心的痛苦卻不會發泄出來，許多人活得憋屈，忍出一身疾病。

所以想避免自己的孩子重複被剝削的悲劇，嘗試從不扼殺他為邊界做出的反抗開始。告訴他哪怕沒法當面拒絕，面對權威也可以消極怠工，可以找借口推脫，可以用溫和的行為表現自己的反抗和憤怒，最起碼給利用自己的人製造一點阻力。也許這樣，就能避免一場悲劇。

告訴孩子：開拓自己的本事，嚴守自己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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