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古書的亡佚
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記述她與趙明誠令人神往的愛情故事，也敘述了承平時夫婦二人聚書與戰亂中書籍亡佚的經過。二人好書之篤，令人激賞。衣食有餘，俸祿所入，率以事鉛槧。「几案羅列，枕席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而書之散佚，亦令人嘆惋。金人犯京，李清照在倉猝奔逃中，以輜重難攜，「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尚有兩萬卷。逮金人陷洪州，連艫渡江之書，「獨餘少輕小捲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巋然獨存」。其後，在輾轉避難中，寫本書為官軍取去，所余之書畫硯墨也為賊人竊取大半，僅存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
李清照這篇序文雖是寫自家藏書不斷丟棄的過程，其實也是戰亂中公私藏書散佚的真實寫照。這些書在兵燹中散佚之後，恐大多數都喪身於水火了。古來典籍亡佚於戰亂、水、火多有人記述，扼腕嘆惜。其實尚有很大一部分書亡佚於承平無聲無息之中，卻少有人談起。
唐宋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高峰時期，官方搜集典籍也最為用力。葉夢得在《過庭錄》中曾記載這樣一個情況：「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苖發等為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偽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考，即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為貴。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文獻通考》轉引)此類「冗陋鄙淺無足觀」之書，儘管一時「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夸人，不復更考是非」，恐時間略久即湮沒無存。承平時期，學人多以著述為事，學識、功力有高下不同，難免良莠雜存。官府、私家對藏書的選擇一般是取精去粗，同類著述，粗淺者日久必遭淘汰。對於這兩類著述的消逝，後人也並不惋惜，這是著述的自然淘汰。
史志著錄的典籍，多為一時精華，但傳於今者卻百不足一。學術的變遷大概是這些著述亡佚之主因。舉例而言，漢代經學最為發達，經師層出不窮，今文經學尤為興盛。班固《漢書·藝文志》及侯康、錢大昭等補《後漢書》藝文志著錄者無慮百數十種，然逮至《隋書·經籍志》，存者不過三數種而已。究其原因，不難想像，漢人解經，於武帝以後多以儒術緣飾吏事，議論多本《春秋》及陰陽災異。訖於元始，「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漢書·儒林傳》)，經傳乖離，便辭巧說，破碎大道，到了東漢後期日益衰落。魏晉時玄學興起，學者釋儒典多參以玄言，染以浮屠，而自下新義，今文經學不攻自破。南北朝時儒者習經，「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北史儒林傳序》)，亦均舍今文，其亡佚也是必然的。
學術變遷致典籍亡佚這一現象也可通過一些個案加以認識。鄭玄為漢代大儒，遍注五經。其所注《周易》隋唐前頗為流行，至唐代則治鄭氏《易》者甚少，新舊《唐書》儒林傳中也僅提到孔穎達治之。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卻沿襲江左之舊傳統，崇王黜鄭。鄭氏注《易》遂流傳日稀。終唐之世，除李鼎祚《周易集解》大量引用外，罕見徵引。《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雖尚載之，然到《崇文總目》僅載一卷，「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余皆逸」(錢東垣輯釋本《崇文總目》卷一)，蓋緣於宋人對漢經學持否定之態度。至南宋《中興館閣書目》，即其殘餘一卷亦不見存。又若南宋陳振孫之目錄學名著《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元時尚存，至於明代，各家公私各家目錄竟未見著錄，至清初僅殘存元鈔四卷而已。此書之亡佚，蓋與明代目錄之簿錄體興起，解題目錄不再為人重視有關。明代之公私目錄，自《文淵閣書目》以下，多為簿錄體。
學術變遷致亡佚之典籍多有重要著述，後人重識其價值，乃設法輯佚以恢復之。故南宋學者王應麟從李氏《周易集解》等書中輯得《周易》鄭玄注一卷;清四庫館臣深知《直齋書錄解題》之價值，乃從《文獻通考》、《永樂大典》中輯錄成帙。但此類著述，能通過輯佚恢復者僅是少數。
因學術變遷而亡佚之典籍，蓋多非經自然淘汰，而係為典藏者有意剔除。對於典藏書籍的剔舊，文獻多有載，《續資治通鑒長編》慶曆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條即雲「景祐初，以三館秘閣所藏書其間亦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仿《開元四部錄》為《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類似記載也見諸《玉海》。此點也可以今例古。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之初，全國各大學圖書館關於「文革」之書及政治先行之學術著作充斥書架。三十年過去，今天我們欲在圖書館書架上找尋此類著述已非常困難。不難想像，這類不合時務之書已逐漸被剔除。此例所談之現象雖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在內，非十分恰當，但仍能說明此一道理。
承平時期，還有相當一部分典籍的亡佚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如宋人之著述，至明初尚多存，見載於明《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是正統間楊士奇等奉敕撰，系登載北京文淵閣藏書之簿錄。百六十餘年後，至萬曆三十三年，孫能傳、張萱等奉敕再次清點藏書編《內閣藏書目錄》，原目所載者已十不存一。散亡之快，出人意表。然文獻並未載此地曾發生任何兵燹、水、火。這些散亡的著述，事實上很多已是亡佚了。清乾隆間開四庫館，館臣不得不到《永樂大典》中去輯佚。館臣們凡從《大典》中輯書五百多種，見於《四庫總目》著錄者516種，其中宋人經注竟有52種，宋人詩文集140種。究其原因，固與學術變遷有一定關係。比如，明永樂間修有《五經大全》、《四書大全》，為有明二百年取士之教材。兩書一出，學子便於充儉腹，應付科舉，即不再讀它書。加之明嘉靖以後陽明學大興，學主(是否漏「輕」字?)「良知」而重「格心」，追隨者更是束書不讀而去內心觀省，於是經解漸漸不傳。再如，自元代虞、范、楊、揭「元詩四家」起，士人吟詩即學唐而棄宋。逮於明代，其風益熾。高棅《唐詩品彙》是明初宗唐之標誌性著作。弘治、正德間，李夢陽等「前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反對宋詩，以為文愈古愈好。嘉靖間，李攀龍主張「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明史·李攀龍傳》)。至明末錢謙益出，主張唐宋兼融，此一局面才稍稍改觀。這期間宋代詩文別集不為人重視，出現亡佚亦是必然。然而，《文淵閣書目》尚有大批宋人史部著述不見載於《內閣藏書目錄》，從這個角度就不好認識。
對於明文淵閣藏書的流失，前人多以監守自盜及入閣閱書者竊取為說。如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言：「祖宗以來，藏書在文淵閣，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雖白晝亦須列炬，故抽閱甚難，但掌管俱屬之典籍。此輩皆貲郎幸進，雖不知書，而盜取以市利者實繁有徒，歷朝所去已強半。至正德十年乙亥，亦有訟言當料理者，乃命中書胡熙、典籍劉禕、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繇是為繼先竊取其精者，所亡益多……至於今日則十失其八，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為結繩之世矣。」盜取官府藏書之事，自古皆有之，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北宋時的情況說：「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書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晚清時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四庫》底本也多有為人盜取流入市肆者。但正統至萬曆明中央威權仍盛，內府藏書豈能令私人盜取十分之九而朝廷不加干預、不予追責?慎思之，其書散亡之因素，除了被盜取之外，蓋主要出於其他管理環節之中。
圖書的管理和保存，一個重要環節是曝晒。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曝晒書籍，防止書籍霉敗蟲蛀，是中國古代官私藏書的慣例。如果這個環節處理不好，書籍則易於殘缺斷爛。《野獲編》言文淵閣「其地既居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雖白晝亦須列炬」，此一環節更應當處理妥當。但明代文獻未見有關於文淵閣藏書曝晒的相關規定及記述。
圖書之管理與保存還有一個至為重要之環節，即及時校補、修補闕爛之書。此點可以唐代內府藏書為例，《唐會要·經籍》載：「(高宗)乾封元年十月十四日，上以四部群書傳寫訛謬，並亦缺少，乃詔東台侍郎趙仁本，兼蘭台侍郎李懷嚴，兼東台舍人張文瓘等，集儒學之士，刊正然後繕寫。」又：「(玄宗)開元三年，右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內庫及秘書墳籍，上曰：『內庫書皆是太宗、高宗前代舊書，整比日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能補緝，篇卷錯亂，檢閱甚難，卿試為朕整比之。』至七年五月降敕於秘書省、昭文館、禮部、國子監、太常寺及諸司，並官及百姓等就借繕寫之，及整比四部書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東廊觀書，無不驚駭。」又：「開成元年七月，分察使奏：『秘書省四庫見在新舊書籍，共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並無文案及新寫文書。自今已後，所填補舊書及別寫新書，並隨日校勘，並勒創立文案，別置納歷，隨月申台。並外察使每歲末，計課申數，具狀聞奏。』從之。」以上各條分別言對殘缺之書的補輯、整比、填補，即系對闕爛之書加以校補。宋代更是注重這一工作，三館校書常年不衰。
明文淵閣典藏者大半是貲郎，對四部之學懵然無知，不知愛惜閣中藏書，更毋庸談校補殘闕，修復殘帙。遍閱明代文獻，除上文所引《野獲編》文字談及明正統以後內府校補藏書外，僅見《明史·藝文志》言及：「正德十年，大學士梁儲等請檢內閣並東閣藏書殘闕者，令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兩處文獻所載實系一事。該次補缺活動未見有下文，恐未能開展。唐代書籍多系捲軸裝，且易闕爛，明文淵閣藏書傳自宋元，多為蝴蝶裝，其實更易遭霉敗、蟲蠹。清《讀畫齋叢書》本《文淵閣書目》條目多注有「闕」、「殘缺」等字，此蓋正統之後萬曆之前某時明臣清點圖書殘缺情況所做注語，可見當時闕爛已甚。張萱《內閣藏書目錄》也多著錄「不全」字樣，亦可見其實。因對藏書不加校補而致藏書衰亡有一例可為實證，即天一閣藏書。光緒三十四年繆荃孫登上天一閣，見閣書「散篇斷簡鼠嚙無完帙」，「范氏子弟樸魯不學，久已無人整理」，即稱「再百餘年即此剩編零本亦不存矣」(《藝風老人年譜》)。明內府對圖書管理不善，導致圖書大量亡佚，可以說是不爭之事實。
中國歷史悠久，史上典籍亡佚數量已無從計算。所令人遺憾者，是漢籍保存沒有佛家貯藏廢棄典籍之傳統，因學術變遷及殘缺斷爛被剔除之書可能隨時隨地即被銷毀。否則，今人可能會看到類似敦煌莫高窟之類的洞穴藏有大批歷代廢棄漢籍的景觀，那規模恐怕要遠大於敦煌莫高窟藏經，那些廢棄典籍在今天也應該同敦煌廢經卷一樣被視作文化瑰寶。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眾號消息：群聊
TAG:善本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