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知識分子打響的第一戰！
前言
130年前的1月13日，法國著名自然主義作家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於《震旦報》上發表了寫給時任法國總統菲利克斯·富爾（Félix Faure）一封的公開信，控訴有關部門在法國猶太籍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間諜一案的不公正審判。時任《震旦報》編輯喬治·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在讀過此信之後，為文章取名《我控訴！》（J"accuse…!）並將其刊登在1月13日《震旦報》（L『AURORE）的頭版。
這封公開信一經發表，不僅在民間引起了極大地反響，使法國知識分子內部「分化」出現「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也使法國政壇對「德雷福斯事件」重新審視，最終對德雷福斯上尉的平反起到了促進作用。
1
什麼是「德雷福斯事件」？
L"affaire Dreyfus
1894年9月26日，潛伏在德國駐法國巴黎大使館的法國情報人員，在一個廢紙簍中發現一張的清單，清單中列出了數份法國軍方的機密情報。更加令人感到恐懼的是，清單中的文件已經由一位法國軍官提供給德國方面。這一清單的發現徹底地印證了法國軍方反間諜機關的猜測——法國軍隊內部參謀總部中有人向德方傳遞軍事情報。
受到「巴拿馬醜聞（Scandale de Panama）*」的影響，當時的法國籠罩在「反猶太主義（l』antisémitisme）」下，時任情報處副部長的貝爾-約瑟夫·亨利（Hubert-Joseph Henry）僅憑陸軍部一些軍官對德雷福斯上尉的一些「懷疑」，以及兩份相互矛盾的筆跡鑒定報告（在調查過程中共有兩次鑒定報告，一份由法蘭西銀行筆跡鑒定專家出具，另一份由警察署人體檢測處技術人員出具，兩份的鑒定結果截然相反），便認定德雷福斯上尉為間諜。在隨後的軍事法庭審判中，德雷福斯上尉被判處無期徒刑。
* 巴拿馬醜聞：當時法國政府計劃利用在哥倫比亞的租借地開鑿巴拿馬運河。負責此項目的猶太裔企業家F.德·萊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 ）向公眾和金融家籌款開建該項目。然而，在實施過程中的失誤以及貪污受賄、營私舞弊的行為不僅使得修建運河的計劃最終破產，還導致了大量的經濟損失。真相曝光後，由於政府和財團之間的勾結，案件的審理最後不了了之，而造成的損失也無法追回，成為法國當時政界的一大丑聞。
Alfred Dreyfus
然而，儘管所謂的「罪魁禍首」德雷福斯已經被關押，但是仍未阻止法國軍隊機密情報的繼續外泄，也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開始表明對德雷福斯上尉的審判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做出的。同時，也有新的證據出現，將矛頭直指費迪南·沃爾森-埃斯特拉齊（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少校。
埃斯特拉齊
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
但法國軍方仍以「捍衛軍隊權威」為由拒絕將案件重審，並且為了封鎖消息，將當時知情人調往非洲。不久，相關證據泄露，在輿論和社會的壓力下，巴黎軍事法庭開庭，於1898年1月11日對埃斯特拉齊進行審判。這場迫於壓力下的審判自然做出了「無罪」的審判。也正是這場「裝模作樣」的審判，為之後的「高潮」埋下了伏筆。
2
「知識分子」的介入
《我控訴！》的發表
德雷福斯事件事件的爆發，使當時的法國知識分子分化為兩派，一派是以左拉等人為代表的「德雷福斯派」，主張對案件重審，相信德雷福斯上尉的清白；另一派則是以巴雷斯代表的「反德雷福斯派」，主張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和反猶太主義。雙方的交鋒多以請願以及筆頭的論戰為主。由於當時法國政界傾向於對案件的判決結果「保持原狀」，大多數情況下，「反德雷福斯派」佔據上風。
莫里斯·巴雷斯 （Maurice Barrès）
法國小說家、散文家
雙方之間的力量對比改變隨著一個人的介入才發生了改變，而此人正是《我控訴！》一文的作者——左拉。初期的知識分子介入規模較小，影響也相對局限。真正的高潮的來臨還是左拉《我控訴！》一文的發表。
德雷福斯事件初期，左拉忙於寫作三部曲《三城市》：《倫敦》、《羅馬》以及《巴黎》，無暇顧及。但隨著創作接近尾聲，以及事件的進一步深入，尤其是相關證據的公開，他的立場也逐漸發生了改變，對德雷福斯的清白堅信不疑，投身「德雷福斯派」 。
在1897年11月底到12月，左拉在當時的《費加羅報》上陸續發表了三篇文章，表明觀點和主張重審案件的立場。
這三篇文章逐步遞進。
第一篇文章《舍雷-凱斯特納先生》，向當時主張重審案件的參議員副議長奧古斯特·舍雷-凱斯特納致敬，也提到了問題的根源。左拉指出：「（軍隊）如果犯了錯誤，那麼唯一的高尚行為就是糾正這個錯誤；真正的錯誤，是在確鑿的證據面前還死不肯認錯的那一天開始的。」
第二篇文章《幫會》，將矛頭直指當時的「反猶太主義者」，諷刺他們向法國人民灌輸「反猶太主義思想」。
第三篇文章《筆錄》，諷刺了當時的部分報刊為宣傳「反猶太主義」助威，讓「人民浸透在（反猶太主義）的毒液中」。之後，由於《費加羅報》主編受到讀者拒絕訂閱該報的威脅，不再刊登左拉的文章，左拉只能以小冊子的形式繼續傳播他的觀點。先後左拉印發了《致青年的信》和《致法蘭西》兩本小冊子，呼籲「正義與真理」。
然而，左拉前期的一切努力隨著1898年1月11日巴黎軍事法庭對埃斯特拉齊的無罪審判而付之東流。審判結束後，他廢寢忘食地寫了一封致時任法國總統的公開信，並準備在《震旦報》發表，時任主編喬治·克雷孟梭擬題《我控訴！》於1月13日發表。
文章中左拉公開控訴所有參與給德雷福斯定罪和為埃斯特拉齊開脫罪責的人：
我控訴帕蒂上校，因為他是司法誤審中的凶暴主角（不知不覺地，我願意相信），他更運用極荒謬與應受譴責的詭計，掩蓋他過去三年的惡行。
我控訴梅西耶將軍，因為他是本世紀最不公平行動之一的同謀，但其所為至少出自其脆弱的心志。
我控訴比約將軍，他手上握有表明德雷福斯清白的不可否認的證據，卻將它隱藏。為了政治目的，他犯下這起違反公義、違反人道的罪行。他這樣做是為了挽回已受連累的參謀部的面子。
我控訴布瓦代弗爾及貢斯將軍，他們是同一起罪行的同謀，其中一位無疑是出自強烈的神職信念，另一位可能是出於使陸軍部成為不可攻擊的至聖之所的團隊精神。
我控訴佩利厄將軍和哈法義少校，他們指揮了一項低劣的調查。我指的是該項調查是絕對一面倒的，而哈法義所寫的報告是天真、無恥的不朽之作。
我控訴三名筆跡專家，即貝洛姆(MessrsBelhomme)、瓦里那(Varinard)與庫阿爾(Couard)，他們呈交了虛假的報告——除非醫療報告顯示他們的視力和判斷力有問題。
我控訴陸軍部在新聞界主導了一項可憎的運動(尤其《閃電報》與《巴黎迴響》)，以隱瞞自己的錯誤，誤導公眾意見。
最後，我控訴第一次軍事法庭，它違反法律，只依據一份目前仍為秘密的文件，即宣判被告有罪。我控訴第二次軍事法庭，它奉命掩飾第一次軍事法庭的不法行為，後來自己卻明知故犯，判一個有罪的人無罪。
左拉一文的發表，使得德雷福斯案件成為街頭巷尾的討論熱點。1898年1月15日，《時報》發表了第一批請願者名單，他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他們中有大學教師、作家、律師和大學生，而他們的訴求只有一個——複審德雷福斯案件。巴黎的沙龍里，人們討論的話題變成了這位勇敢的作家以及案件本身。文章的發表也激勵了處在「低谷」中的德雷福斯派，大家逐漸擺脫巴黎軍事法庭對埃斯特拉齊無罪審判所造成的陰影，更加熱忱的投入到新的「戰鬥」中。
萊昂·布魯姆就曾對當時的情形做出了以下的敘述：「前進！事情還沒有結束，我們遭到的失敗並非無可挽救，我們還可以繼續戰鬥，我們還可以取得勝利！」這也標誌著德雷福斯事件演化為一起全國性的政治事件，同時亦是「知識分子」對社會進行干預的第一次體現。
安德烈 萊昂·布魯姆（André Léon Blum）
法國政治家、作家
1898年1月23日，克雷孟梭在《震旦報》上描述當時的情況時，將形容詞「intellectuel」作為名詞來用，並且以斜體的形式加以突出。他寫道：「來自各個地方的所有知識分子為了一種看法而匯總在一起，這難道不是一種徵兆嗎？」
至此，「知識分子」一詞正式誕生。
3
一個事件的結束
一個時代的開啟
《我控訴！》發布之後引起軒然大波，導致左拉因「侮辱軍隊」受審，開始了為期一年的英國流亡生涯。
左拉離開後，饒勒斯繼續站在鬥爭的前列，通過一系列方式促使案件重審。
饒勒斯（Jean Jaurès）
20世紀初法國社會主義運動中頗有影響力的領導人
最終，在1906年7月，法國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無罪，恢復其軍銜和職務，並晉陞少校，獲得榮譽軍團勳章。
至此，德雷福斯事件本身終於畫上了句號，而它所造成的影響才開始。有的學者將德雷福斯案作為法國「知識分子史」的開端。不僅僅是因為「intellectuel」一詞被創造出來並用於描述這一社會群體，更因為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各種特點也在二十世紀以後的年代中不斷地復現和被重複利用，從而產生和德雷福斯案中相似的作用。
後記
我們如今再來回顧德雷福斯案，也有特殊意義。當各種極右黨派層出不窮時，我們又該如何抉擇？以本國家本民族的利益為主？還是堅守人類的善良，追求「普世價值」？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正如一語所言：Le passé éclaire le prés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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