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2018中青年語言學者沙龍」總結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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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丹青，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所長、研究員
「2018中青年語言學者沙龍」總結髮言
劉丹青
謝謝商務印書館每年都提供這個條件給我們進行一次學術盛宴。這個盛宴曾經不是隱喻而是寫實的，今天這個隱喻得到最近幾年裡最強的一次突顯，我自己感覺到這個學術知識盛宴比寫實的盛宴重要到無法比擬。
這個題目的由來，是我們與澳大利亞陳平先生在商務印書館開小會時說起這個沙龍，他提到了這個。但他提這個的初衷是有世界語言學界的背景，跟形式語法有關，倒不是陳平先生主要從事的功能認知方面的研究、語用學方面的研究。因為他說：前不久有人對形式語法老是憑自己的語感，這個可靠不可靠，對形式語法作者主觀判斷的星號句、非星號句進行一次功能式的大數據研究，結果發現在絕大部分時候形式語法學界所做的判斷是符合絕大部分人語感的。這實際上是用功能的方式對形式的方式進行了一次肯定。他說這個就是涉及原來人們懷疑的、內省式的判斷是否能夠作為證據的一次檢驗。
我們後來決定採用陳平先生的這個提議，但擔憂跟暑期聯誼會曾有過的「何為語言事實」的主題重合度太高，聽完今天的學術盛宴，特別是這四個主題報告，感覺這個擔憂基本可以消除了。我也在思考為什麼證據問題跟上次語言事實的問題重合度不太高。因為上次語言事實主要是討論語言學的一個來自索緒爾的根本問題：「我們所面對的都是言語，我們如何用言語來證明語言？我們每個人拿到的都是言語，你什麼時候能夠說這個言語是語言的事實而不僅僅是言語的一個片段而已。」
這次我最有感受的是，孟蓬生先生說到井底之蛙的警示，我們今天到這兒來，是要來做突破井底之蛙的語言學者。我抬頭一看，上面果然有一口六角井的形狀在那。如果我們成天只是在這個空間里，很有可能就成了孟先生所擔憂的井底之蛙。今天我們更多是突破語言學傳統的範圍，到外面去，而且不僅僅是跑到井的外面面對天空，我們今天更像是一場星際旅行。
我們跨越的領域太大了，從古老的出土文獻，到對於剛剛出生嬰兒的實驗，從時間平面的數千年的縱深，到空間平面的成千上百方言的數據，到我們對外國人來閱讀中國語言文字的心理學眼動的實驗，每一個領域之間都有非常大的跳躍。這些領域之間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跟傳統的語言文字證據相比，它們都是一些非典型證據、新型的證據。所以能夠給我們這樣一種學術盛宴的感覺，它更多帶來的是維度的拓展。
希望在今天主題報告以及大家的討論之下，每個人都能夠突破上空的井欄，從眼界的突破開始，進入到境界的提升。
下面，我把這次主題報告以及大家討論中所反映出來的集中問題和想法做幾點歸納，裡面也含有我個人的想法。
第一，好幾位學者都提到「證據是在科學中和在語言學中都具有核心的地位」。我們大家都知道，證據是區別科學和非科學的關鍵因素。這個非科學的面可以很廣，可以是巫術，也可以是很多猜測、假想，也可以是文學藝術創造，這些都不是真正的科學。科學的代表無疑不是人文科學、不是社會科學，而是自然科學。所謂science proper，最正宗的科學，指的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沒有確鑿的證據是很難立足的，但人文社會科學現在遠遠做不到這一點。
有時大量低質的學術產出、學術垃圾就表現在人文社會科學，論文沒有什麼東西，或者有一些想法但談不到論證、證據，也就是說人文社會科學沒有到自然科學的程度。但現在人文社會科學追求向科學的靠攏、方法上的靠攏，進一步把自己從學科叫成了科學，而且有幸的是這個靠攏的隊伍裡面語言學始終是處於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位置。我們語言學有理由在整個人文科學裡面作為領先的學科，我們要在科學方法的探索上、在科學論證和科學證據的追求上，有理由、有責任走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前列。
同時也要看到，即使在科學裡面，如果深入的研究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並不是很容易達成共識，科學界內部也存在很多爭議，你認為的證據在他看來還有疑問，即是不是可以作為證據？人文社會科學就更加嚴重了。今天大家都提到「證據本身具有相對性、主觀性」，語言學很多證據的來歷仍然最多只是好壞程度的問題，而不是確定的真理和謬誤的關係問題，不是正確和錯誤的問題。但儘管如此，我們都應該在一條向善的道路上，我們應該盡量遠離壞的，追求更高更好的證據。中國求實的傳統跟科學的精神是非常一致的，在追求的道路上不斷前進。
第二，證據的多維性、多樣性大大拓展了我們原來認為的語言文字學所應該關注的那些證據。像大部分人都不了解眼動，很多年前就聽到了這個詞，但今天白教授給我們展示了具體的、直觀的實驗設計，讓很多人第一次有了深入了解。今天的報告之所以信息量大，不是單純由信息的性質決定的，還跟受眾的信息儲備關係密切。信息量本身有大小，但對於儲備者的信息儲備來說是個新的東西，即使這個信息本身不是新的，但對大部分傳統的語言文字學研究方法來說，這些知識都是新的信息，這個信息量的比特會隨著我們信息儲備的減少而上升。
《當代語言學》刊登過文章，談國外人對語言的形容。喬姆斯基講最簡方案，把普遍語法的核心部分最小化，另外一些跟他觀點不同的人則說「我們要充分理解the largeness of language」，語言之大、語言之豐，今天我們知道研究語言的角度可以有許多，有的確實可以給我們帶來實實在在的新知。
今天大家講到大數據，大家不能僅僅停留在大數據的「大」字上，大數據帶來的是一種觀念。潘先生所說的大數據的觀念特別重要。大數據思維包含總體思維。但大數據帶來更大一個問題，也是我教類型學時經常回答的，就是「容錯思維」，你怎麼知道你用的幾百種語言材料裡面沒有描寫的錯誤呢？當數據達到一定數量以後是可以容錯的，因為錯的方向是隨機的、亂的，例如語序類型的不同方向的誤差可以互相抵消一部分，所以數據達到一定程度的話，朝這方面偏的跟朝那方面偏的，最後大數據偏下來的結果會趨向於準確的方向。所以要認識到大數據的總體思維、容錯思維、相關思維，整體認識大數據給我們帶來的新見解。
心理學的實驗、眼動的實驗，已經到了神經層面的實驗，還有很多今天來不及展開的領域。除了今天四位講到的之外，還有很多值得我們關注的新證據領域，比如我們原來還約了跨語言研究的黃成龍。還有實驗語音學現在擴大為實驗語言學的證據。實驗語言學的證據由原來產出的為主，到產出的和感知理解的結合。這些方面都給我們原有的書齋之學能夠帶來一些新知。
還有域外漢語的資料，這些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有越來越多的機會了解域外漢語在音韻、文字、辭彙、語法等方面的研究。《中國語文》這兩年就刊登了這些方面的文章，利用域外資料深化漢語尤其是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演變時期的變化研究。
還有北語這些年推的中介語的語料庫和中介語的研究，不能僅理解為對第二語言習得有用，而且對本體的研究也有很多新視角。這是另外一種切橘子的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可以看到漢語本體研究看不到的但確實跟漢語本質有關的東西。我們教母語人時根本都不教這些東西，但在第二語言中介語的資料中發現漢語還有這麼多重要的規則被我們無視。
第三，幾個關鍵詞，就是潘悟雲老師給我們帶來的、學界最近一段時間討論比較多的「相關性和因果性」的問題。大數據首先直接帶來的是相關性的表述和結論，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最終指向因果關係，受很多方面的研究力度和深度的制約。也涉及到計算語言學界一直存在的基於統計和基於規則的問題。大數據明顯是基於統計的，但基於統計和基於規則不可能是完全偏廢，尤其是對於我們認識語言的本質來說，最終要還原到陸先生所說的「語言是什麼、為什麼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僅僅基於統計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回答到規則上來，語言是受規則制約的。
我就潘先生所說的例子說點個人想法，比如這麼多數據都指向東吳那個地方，是不是就說明了孫權家族所建立的東吳政權在中國歷史形成中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覺得現在我們得出這個結論還為時太早。東吳政權划出這個區域，語言現象多多少少跟這個區域有關係，這個關係是怎麼形成的，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不一定就是三國時候東吳政權直接的原因。但是現在這個數據指向的相關性是指向東吳的疆域跟這麼多語言現象疊起來是一致的，但不能說這就直接回答了因果關係，我們對因果關係的解釋還要從很多方面去探討。有些是數量的問題，就是剛才潘先生所說的優勢的問題，不能是有無的問題。講到有無，北京一到夏天就吃龐各庄的西瓜，龐各庄這個「各」就是「家」的舌根音聲母在北方的留存，再到西北可能更多。從數量能夠得到這個結論，但定性等很多方面值得語言學者去研究。
最後，在證據的視野下，我們如何去推進語言學研究？剛才史金生的表態是為了消除過分的危機感，我們傳統的是不是都沒有用了？語言學的本體仍然是語言的中心和中堅，仍然有很多工作，回答「語言是什麼、為什麼這樣」仍然要靠語言學者的努力。
今天大部分都是新的意義的「傳統語言學」的研究學者，我們面對證據這份考卷，有哪些事情可以做？
第一，進一步提升語料的質。我本人這些年一直在做如何提升方言語法調查的質量，提升方言語法跨方言調查的可比性及資料的深度細度。商務印書館要出的我們主編的方言語法的參考語法也要出來了。我們希望深化漢語方言語法，同時建立起更好的方言語法的語料庫，為了大數據的研究做準備。但我們深切體會到資料調查描寫的準確度、深度、細度對於資料的質量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二，大數據有結構性的和非結構性的，我們要讓更多大數據資料語言學語料庫變成是結構性的，變成是優質的結構性的語料，我們在此基礎上才能夠產出更好的語言學研究成果。
第三，有了大數據之後，如果沒有很好的語言學素養、語言學理論、語言學思維，就像剛才李宇明教授所批評的，只能是一堆表格、一堆材料，沒有真正價值。所以我們必須靠語言學的思維和創造力，去從大數據裡面提煉出出來。
第四，做大數據的人需要深入了解語言學內部的學科發展，才能夠設計出更加合理的大數據的結構。比如這兩年出土文獻越來越多，排名在前的高校都非常捨得花重金收藏，說明這個事情很有價值，讓大量的竹簡、帛書，成為推動漢語史研究的利器。語言學在社科院「登峰計劃」下設立了孟先生為首的簡帛語言特殊學科，我們也認識到這方面的重要性。出土文獻對傳統上對於漢語史的認知提出了新的挑戰，只有了解的人去應對這個挑戰，才能為漢語史的研究拓展新的空間。我們相信在這個領域將有更多成果出現。
作為每一個在語言學本體領域或者語言學應用領域裡研究的工作者，通過今天的報告可以得到啟發。了解到跟這個學科相關的新的題目、新的證據的研究正在進行，我們不一定去從事這項工作，但要關注他們的成果。對於有意義的、有啟發性的成果更是如此。比如我一直注意「詞在漢語裡面的心理現實性」的問題，白教授的報告給我很多啟發，可以從這方面為詞在漢語裡面的心理現實性提供新的視角和證據。
每位都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場去關注和了解跟自己相關的領域有哪些，更加有證據意義的不同領域的研究哪些正在進行，有哪些成果可以用來強化我們的研究。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沙龍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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