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君子」之一王造時蒙冤始末
原標題：「七君子」之一王造時蒙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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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不明不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和人民沒有忘記聲名遠揚的「七君子」。除鄒韜奮於1944年病故、李公朴於1946年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外，其餘五位「君子」，有四位陸續調往北京。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長，沙千里任商業部長、史良為司法部長。唯獨學位最高、年紀又輕的王造時閑居上海，只在華東文教委員會掛了個委員頭銜，工作單位也沒有。
1937年7月，「七君子」出獄時合影。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沈鈞儒、沙千里、李公朴、鄒韜奮。
至1951年8月，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目睹這位昔日好友的窘境，才聘他去任政治教授。後來還是聽史良透出口風，說某位領導可能對他當年執筆給斯大林寫信一事，大有看法。
起草《致斯大林元帥的信》埋禍根
事情追溯到1941年4月13日，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艱苦至極的時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竟與日本帝國的最高統治者裕仁天皇，締結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條約》的核心內容中有這麼一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更為荒謬至極的是，蘇日雙方在《條約》附件的《宣言》中，公然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在獲悉《蘇日中立條約》的內容之後，作出了強烈反應。４月中旬的一天，設在重慶的「救國會」總部，由王造時、沈鈞儒、李公朴、張申府等負責人出席，專門為此召開了一個有各界代表參加的座談會。與會者強烈地抨擊蘇聯喪失原則立場，出賣友好鄰邦，與敵國戰時言和的錯誤行徑。會上，根據大家的討論，推舉王造時執筆起草一個《致斯大林元帥的信》。滿懷義憤的王造時毫不猶豫地承擔下來。他會後用了一整天寫出初稿，又與張申府共同從文字上作了潤色。翌日在史良家裡開會，加以討論修改。這封信定稿後由沈鈞儒、王造時、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鬍子嬰、張申府、劉清揚、史良共９人簽上名字，然後以電文形式公開發出。
隨著建國後中蘇友好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兩個社會主義鄰邦進入「蜜月」時期，這封公開信的性質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首先是蘇聯沒有忘記這件難堪的事。為此，蘇聯《真理報》發表過若干基調一致的文章，解釋說這一條約的簽訂，是斯大林同志的一大「策略」，其「英明意圖」在於讓日本侵略者的矛頭，自此向南不向北，不使蘇聯腹背受敵，能夠集中力量對付希特勒。又說某種意義上是讓中國犧牲局部利益為代價牽制日本，待蘇聯取勝後再回過頭來打，頗有「丟車保帥」的戰略構思。根據這一邏輯，王造時起草的那封信便成了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的證據了。
難忘與周總理的一次談話
1957年3月，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王造時作為特邀列席代表出席會議。借著這一機會，他上書中央統戰部，發出了「是否『反蘇』問題妨礙了我的政治前程」的提問。組織上對此倒也重視，中央統戰部的一位主管副部長與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聽取王造時陳述當年寫給斯大林信件的來龍去脈後，第二天起又找到在京的當事人沈鈞儒、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等人，聽取他們對這件事的回顧。所幸，「四君子」的看法是一致的，共同地認為即使那封信有什麼錯誤的話，也應該由大家來負責，不能全部推到王造時一人的頭上。更何況當時寫這封公開信的動機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了解到這種情形後，中央統戰部認為此事非同小可，須報告上級領導，包括周恩來總理。因為這關係到黨對高層愛國民主人士的政策問題。周恩來早已對王造時的「反蘇」問題有所聞，但又不詳知內情，在認真聽了中央統戰部負責人的彙報後，當下決定找王造時談一次。
同年3月27日下午，住於全國政協招待所的王造時，由周恩來派秘書接進中南海西花廳，受到周恩來親切熱情的接見。周總理對王造時的情況作了全面了解，然後陪他吃晚飯。吃飯的時候，周總理不時給王造時夾菜，同他講話，回顧他們在上海、吉安等地的一些往事，令王造時輕鬆愉快。吃罷晚飯，周恩來繼續與王造時促膝交談。周恩來講到：這件事並無錯誤。讓他一人承擔了不應有的責任，是極不公平的，希望放下思想包袱，目光放遠，繼續為國家為人民作貢獻。並表示待政協會議結束後，由組織上考慮將他調到北京。王造時離開西花廳時，是含著淚水與周恩來握手道別的。
政協會議結束回到上海，王造時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其中有這麼一段肺腑之言：「……最感幸的是你萬機待理之中還邀我作一懇談，你那種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望，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
一夜間成為大右派
兩個多月後，一場突如其來的急風驟雨將王造時打懵了。1957年6月上旬，王造時被打成全國的第一批大右派。直接的原因，是秉性剛正的他激於一腔愛國憂民之情，在全國政協大會上作了題為《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的發言，通篇講的是號召黨內黨外人士發揚「魏徵精神」，但被說成是大肆放毒，是自比魏徵向黨猖狂進攻。數年之後，中蘇關係破裂，蘇聯成為「頭號修正主義國家」。按說，他是由於「反蘇」作為直接原因蒙冤遭貶的，命運應該有所轉折，但不知為何，王造時依舊被人們遺忘，依舊家境凄涼，妻子病逝，三個子女均患有神經病，備受煎熬。
1966年11月22日，即「七君子」事件發生30周年的這一天，在「文化大革命」的惡風狂瀾中，王造時被造反派以「歷史反革命——現實大右派」的罪名拘捕了，關進上海第一監獄。造反派頭頭對不知何故身陷囹圄的王造時呵斥道：「你王造時算什麼君子？30年代末就反共反蘇，不會是什麼好東西！」聽到這樣的呵斥，王造時的傷口上又被撒了把鹽，痛苦地長吟：「蒼天無眼。」在監獄中受盡折磨的王造時，於1971年8月2日在獄中含冤而亡。
直至1980年5月，王造時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改正，有關方面為他徹底平反，恢復政治名譽。
【原載《世紀》2000年第3期 文/曉農 舒雲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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