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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堯震:明代帝王御容像及行樂圖像解讀

原標題:廖堯震:明代帝王御容像及行樂圖像解讀


自19世紀攝影術發明之後,這種能複製真實的藝術形式,讓那些處於工作、玩樂和居家生活中的人與事物,得以被精確、客觀地記錄下來,改變了人們眼中所理解的世界。而在此之前,若要把當時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形象保留下來,最好的辦法,則莫過於運用繪畫這樣的媒介。明代統治者便充分利用了這一手段,讓皇帝的容顏、生活片段、或是當時發生的歷史事件,雖經數百年仍能活生生地呈現在人們眼前。有意思的是,這些描繪精緻入微且深富寫實性的畫作,究竟是捕捉真實,還是帶有修飾或美化的功能?透過每次觀看與解讀,都會呈現饒富趣味的、不同的新意。


雙面朱元璋 謎樣的太祖御容


對於宮廷畫家來說,其職業生涯中最具高難度和政治敏感度的工作項目之一,便是為擁有無上權力的帝王繪製肖像。尤其是遇到明太祖朱元璋這位以暴戾統治而聲名狼藉、且控制慾望強烈的國朝開創者,更是得戰戰兢兢,不能有絲毫鬆懈。


圖1:《明太祖坐像》,台北故宮藏


在目前傳世的明太祖像中,最能代表其武功形象的,無疑是現藏台北故宮的《明太祖坐像》(圖1)及《明太祖半身像》(圖2)。在前一幅坐像中,畫家以接近正面的取角來畫朱元璋的面龐,先用粗細不同的線條勾勒五官,再以墨染渲染面部凹凸立體的效果。只見這位臉部蓄八字鬍及短須、面龐微帶粉紅的太祖皇帝,頭戴黑色翼善冠,身著綉有團龍紋樣的黃綾袍,坐於寶座上,一派威儀凜然、器宇軒昂的模樣。至於後一幅半身像,其人物裝扮和面部描寫,皆與前幅坐像十分相似,只是畫中人物的鬍鬚已染白,分明為太祖老年的樣貌。《明史·太祖本記》曾以「姿貌雄桀,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來形容明太祖的相貌;何喬遠編撰的《名山藏》亦提及太祖「日章天姿,鳳目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觀此兩幅畫中帝王端莊豐偉的形貌特徵,與歷史文獻之記載大致吻合,再加上其穿戴之衣冠服飾亦與《明史·輿服志》所記「定冠以烏紗胄之折角向上,其後名『翼善冠』,袍黃,盤領,窄袖,前後及兩肩各織金盤龍一,帶用玉,以皮為之」一致。由此足以看出明代宮廷畫家繪製人物肖像的精謹態度,以及高超的寫實功力。這些作品所傳達出的視覺圖像,相較於歷史記載更讓人印象深刻!



圖2:《明太祖半身像》,台北故宮藏


然而,在台北故宮收藏的明代帝王像中,除了這兩幅明太祖肖像,更引人注目的,恐怕是將近十幅之多經人刻意醜化後的太祖「異相」,為這位開國皇帝的御容更增添了幾分神秘性!這些傳世的朱元璋異相(圖3),大多將他的額頭、下巴及兩頰誇張地描繪為凸拱之狀,且隆鼻如蒜,尖嘴似豬,即所謂的「五嶽朝天」「豬龍形」;臉上更是布滿斑斑黑點,亦即「七十二煞(痣)」般帶有貴兆的奇相。不過,明人張翰在《松窗夢語》中談到,當他任職南司空時,曾在武英殿親身瞻仰太祖、成祖的御像,看到「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長,面如滿月,須不盈尺,與民間所傳奇異之像大不類」。可見當時公開懸掛於廟堂或宮殿展示的太祖像,大都是像前述兩幅一樣參酌朱元璋真容而精心描繪的寫實性肖像,實與民間廣為流傳的異相有著天壤之別。究竟當時為何會出現這麼多的異相呢?據王耀庭、曾佳的研究,此類「豬龍形」肖像之繪製,乃是受到相書的影響,應當是為了將朱元璋神化,以符合天命說、進而圖謀天下的一種手段。這類特殊的異相,僅短暫出現於歷史的某一時期,之後便銷聲匿跡了,可說是藝術史上極為罕見的現象。



圖3:《明太祖異像》,台北故宮藏


明宣宗VS.宋徽宗 藝術家皇帝顏值PK


如果《明太祖坐像》想要塑造的是一位英挺煥發、雄糾糾氣昂昂的開國帝王,那麼另一幅《明宣宗坐像》,所呈現的便是明朝邁向文治之後,氣度弘闊的君王形像。明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1426-1435),年號宣德。由於他雅好丹青,並且以恢復兩宋畫院的盛況為目標,遂使其統治下的宮廷繪畫達到鼎盛,足以與北宋徽宗的宣和畫院相媲美。


圖4:《宋徽宗坐像》,台北故宮藏


宋徽宗與明宣宗二帝,不僅是宮廷藝術的有力贊助者,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才氣的藝術家皇帝。宋徽宗以結合詩、書、畫三絕的繪畫表現形式,及其自創瘦勁鋒利如屈鐵斷金的瘦金體,展現令人傾倒的風采;而明宣宗的繪畫則是取材花鳥、畜獸、墨竹,深受文人畫的熏陶,風格自然典雅。雖說這兩位皇帝所流露出的藝術氣質如此相近,但他們的御容像呈現截然不同的感覺。宋徽宗肖像(圖4)看來明顯斯文可親許多:只見其呈四分之三側面坐姿,臉型圓潤,輪廓線條柔和,略蓄鬍須,面龐潔凈,神情專註,身上穿著鮮紅卻不俗艷的衣袍。凡此種種,無不與他作為一位藝術家皇帝,且熱愛詩詞、書畫,不善政治的文雅形象十分契合。相形之下,畫像中的明宣宗(圖5),則顯得體態豐腴,面色紅黑,須髯豐茂,頭戴烏紗上折的翼善冠,身著雲龍黃袍,一手扶嵌寶腰帶,另一手置於膝蓋,端坐在雕飾精麗的龍椅上,顯露出異於常人的剛毅性格。



圖5:《明宣宗坐像》,台北故宮藏


事實上,據《明史》所述,明宣宗「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由此可以看出明宣宗確實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武雙全帝王,這幅《明宣宗坐像》無疑很精準地捕捉到他這種超凡不群的相貌與氣度。另外,若談到明宣宗體態屬於豐腴一型,就不得不歸咎於其天生基因了。原來,宣宗的父親仁宗,乃是明朝皇帝中著名的胖子,正史中隨處可見對於其肥胖的描述,甚至,仁宗還因為過胖而不得明成祖喜愛,好幾次都差點失去皇太子的資格。還好,明宣宗雖遺傳了父親肥胖的體質,但在明代日用類書的相術部門相法門中,仍將他與父親明仁宗並列,視為富貴相的代表。顯然,他倆可以說是深受民間粉絲擁戴、最具人氣的貴氣皇帝了。


隨明宣宗出遊,到「南海子」狩獵


端坐的御容像,雖然可以充分展露一位皇帝尊嚴貴氣的形貌,但這種類似今日全身或半身攝影的證件式圖畫,不免流於格套、刻板。若是將目光移向那些將帝王放置在真實生活場所和環境中的畫像──帝王行樂圖,不僅能體現他們豐富多彩的宮廷生活,又兼具肖像畫的功能,顯然更加生動有趣了。


在明代的帝王行樂圖中,最著名且年代最早的,就屬現藏北京故宮的商喜畫《宣宗行樂圖》軸了。這是一幅縱211、橫353厘米的堂皇巨制,畫面描繪的是明宣宗春日郊遊行獵的場面。只見畫面左上角平坡上,一位容貌豐肥,體格魁梧,頭戴源自元人的尖頂笠子帽,身著紅色窄袖衣、外罩緊身黃袍服的騎者,即為明宣宗;在他身後,有三名各自捧抱樂器、背著弓矢、手擎寶劍的侍從隨行在後(圖6)。山坡松林間,有22人乘騎列隊,經過石橋邊,沿山坡迂迴前進。整幅畫的背景,為松林環抱、桃杏盛開的郊野,山坡左右各有石橋一座,山前山後也有鶴、鹿、獐、兔、雉雞、孔雀、喜鵲、鴛鴦等山禽水鳥嬉遊其中,彷彿別有洞天之仙境。本幅畫所表現的自然環境,究竟是真有實景,還是憑空想像的呢?學者穆益勤考證畫中苑囿景緻特徵,認為該地應當就是京城南苑的南海子,即元明清三代以來專供皇室射獵講武之所在。此件作品刻畫寫實,再現了當時帝王宮廷生活的一個側面,加之紀實描繪了人物形象、服飾器物、及環境周遭,堪為後世保留了非常珍貴的歷史資料。



圖6:商喜,《宣宗行樂圖》軸,明代,局部,北京故宮藏

明宣宗不僅是一位在文藝贊助和政治統治上頗有建樹的明君,而且還意識到武備發展對於國家安全穩定的重要性,因此經常外出行獵。他即興所賦的《清河道中小獵》:「暖日晴風沙草肥,桃花末謝杏花稀。道旁狐兔避行騎,引起蒼鷹掠地飛」,就是自身遊獵生活的寫照。而除了上述商喜畫《宣宗行樂圖》,另一幅明人畫《明宣宗射獵圖》(圖7),也是此類繪畫題材的展現。在此件冊頁中,背景是一大片廣袤的郊野,只見宣宗站立在駿馬旁,手提獵獲的小鹿,正準備要上馬,但一回首見一鹿飛奔,立即屏氣凝神地張望。在畫家的巧思和生花妙筆下,將這一場緊張刺激的狩獵活動表現得淋漓盡致。此幅畫中的宣宗形象雖為側面,但其面目、鬃眉等特徵與身上所著服飾,皆與《宣宗行樂圖》中的形象相似,亦符合《明宣宗坐像》對其御容的描寫,正可說是此類宮廷射獵活動最忠實的圖像記錄。



圖7:《明宣宗射獵圖》,明代,北京故宮藏


憲宗皇帝樂活紀實,四幅行樂圖長卷


在上述兩幅明宣宗行樂圖中,畫家通常由一至數個固定視角觀看景物,再將不同視點的物象組合在同一幅立軸或冊頁之中。在中國畫里,還有另一種手卷形式,將見諸不同時間或空間的景色或人物活動的過程逐一描繪下來,一一展現在觀者面前。此表現手法有點類似於現代相機中的水平移動全景拍攝功能,可以將取自不同方向的影像合在一張照片里,更增添視覺觀看的樂趣。


目前存世的明代帝王行樂圖長卷,有4幅在形制、尺寸及風格上十分接近(圖9-12),分別是《明憲宗元宵行樂圖》《明宣宗宮中行樂圖》《四季賞玩圖》及《御花園賞玩圖》。雖說就目前之定名而論,有將之歸為明憲宗(國博本)者,也有定為明宣宗(北京故宮本)者,然而,4幅畫無論在構圖手法、人物、樹石造型和筆墨特徵上,都顯現出極高的一致性,而且主角人物的畫法,如皇帝頭上所戴的黑色尖頂圓帽、面部五官的開臉及鬚眉畫法、魁梧的體格和端坐姿態,甚至是身上綉金龍袍的描金、以及勾勒衣褶的方式,每處細節都如出一轍,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斷:這4卷帝王行樂圖,極有可能是由同一組宮廷畫家合力繪製的同一批畫作。至於其繪製的年代,根據曾收藏《御花園賞玩圖》的清人關冕鈞,以及收藏《元宵行樂圖》卷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朱敏的考證,倘若仔細比對畫中人物與清內府庋藏於南熏殿的《明憲宗坐像》(圖8),可確認應為同一人;再加上4件長卷,除了北京故宮本《宮中行樂圖》後跋已佚,其餘3幅卷末(前)皆有憲宗成化時期歌詠現世昇平的長篇題贊與之呼應,因是之故,將4卷均定名為明憲宗行樂圖卷,應無疑慮。以下便藉由這批圖像之片段集錦,來觀看憲宗皇帝多彩多姿的宮中樂活紀實。



圖8-1:皇帝形象比較之《四季賞玩圖》



圖8-2:皇帝形象比較之《宮中行樂圖》


圖8-3:皇帝形象比較之《元宵行樂圖》



圖8-4:皇帝形象比較之《明憲宗坐像》


《御花園賞玩圖》


明朝的御花園,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園中殿閣輝煌,屏障羅列,奇花異樹和湖石珍禽比比皆是,提供皇帝后妃生活和工作之餘遊樂、嬉戲的最佳場所。本幅《御花園賞玩圖》,即圖寫明憲宗在御花園鬥蟋蟀、鬥鵪鶉、養鳥、養貓、彈琴下棋等休閑生活集錦。在第7段與第8段圖畫中(圖9),右側場景描繪在多扇屏風圈圍的露天場地上,身著黃色龍袍的憲宗正倚踞於棋桌前,與另兩人對弈,藉以修身養性。至於左方場景,則圖繪憲宗著紫衣龍袍坐於亭下,亭之左右有黃、白兩色鸚鵡棲於鎏金架上,周圍則各有數名童子隨侍在側,跪獻赤鸚鵡或持朱紅鳥籠;一旁松下石桌上擺放有紅、藍釉仿哥窯花盆,內栽奇石珍草,揭露明代皇家禁苑豢養珍禽、供皇室賞玩的生活情趣。



圖9:《御花園賞玩圖〉,明代,中國嘉德2012秋季拍品


《四季賞玩圖》


明代的紫禁城內,四季均有花卉盛開,令人為之傾倒。本卷《四季賞玩圖》即是描繪皇室貴族賞花行樂的活動。全卷以宮苑圍牆分隔為5段場景,而頭戴黑色便帽、身穿綉金龍袍、長須丰姿的憲宗皇帝,前後共5次出現在畫面上,興緻勃勃地觀看女童盪鞦韆玩耍,以及分別於春、夏、秋、冬四季觀賞牡丹、荷花、菊花、梅花盛開的美景;一旁穿著華麗襦裙的宮女,或站立、或手持花器,忙碌穿梭其間(圖10);四周還有色彩鮮麗的奇石花木與精雕細琢的亭台樓閣穿插掩映其間,鋪陳出瑰麗且充滿宮廷氣息的景象。


圖10:《四季賞玩圖〉,明代,台北私人藏


《元宵行樂圖》


春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每年正月十五為上元節,其夜則稱元夜、元夕或元宵。此長卷即描繪帝王與民同樂、參與明代宮廷元宵行樂的情景。畫面以庭院紅牆為間隔,分為3段:首段描繪身著淺青色龍袍的憲宗,坐在殿前黃帳篷下,觀看太監、男女童子燃放爆竹彩焰;中段出現的憲宗,著綉金龍黃袍站在殿前右側,觀賞童子圍在貨郎售貨車前、或在一旁手持象徵年年有餘、太平有象的魚形、象形燈嬉戲玩耍(圖11);末段著淺黃色龍袍出場的憲宗,則興緻高昂地欣賞驚險刺激的鑽圈、蹬技、魔術等雜技表演,而其左上方還描繪了燈會活動場景,可見各種設計精美、讓人眼花繚亂的花燈,為明代宮廷元宵慶典點綴了許多歡樂的花絮。



圖11:《元宵行樂圖〉卷,明代,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宮中行樂圖》


傳統儒家強調「業精於勤而荒於嬉」,認為過度沉溺遊戲,不僅荒業,而且敗德,尤其君主一旦沾染上逸樂的習氣,更將走上禍國殃民之途。有鑒於此,明代帝王轉而將體育與文藝相結合,使娛樂活動基本上符合儒家的禮樂規範,同時替他們僵化繁忙的生活尋找健康的出口。本卷《宮中行樂圖》即描繪皇帝觀賞各種體育表演,包括射箭、蹴鞠、馬球、捶丸、投壺等競技活動,細緻地呈現明代宮廷文藝娛樂活動的真實情景。


從其中一段圖畫,可以見到憲宗皇帝親自上場,手持一根球杆正瞄準地上一枚小球(圖12)。這一幕不禁讓人聯想到:這豈不是在打高爾夫嗎?沒錯!這是中國古代的一項球類運動,稱作「捶丸」。它的起源,與唐代所流行的一種拿球杆徒步打球的遊戲──「步打球」有關;到了宋代才逐漸演化成捶丸運動,據說宋徽宗、金章宗等皆熱衷於捶丸;日後捶丸也成為在元、明兩朝皇室貴族中十分風靡的運動。畫卷中,捶丸球場共分為兩區,其地面皆寬敞平整,設有10個球窩,每個球窩周圍各插上不同顏色的彩旗,以示區別。專供憲宗使用的球杆,一根根分門別類地擺放在特製的球桌上,一旁並有數人手捧球杆,等候皇上前來換桿,頗類似現在的球僮;另一邊的球場上,還有舉著小旗的太監,彷彿裁判一般。這些著實與現代高爾夫運動有著驚人的相似度呢!雖然憲宗是這幅畫作的主要焦點,但透過畫家巨細靡遺地記錄下每一個細節,捕捉此一場景中所有的元素,益發使得圖像充滿生活感和趣味。


圖12:《宮中行樂圖》,明代,北京故宮藏


以上數幅行樂圖皆以紀實的態度,描繪明代帝王在政事繁忙之餘,置身在有如仙境般的苑囿中,饒有雅興地從事遊藝活動。搭配卷後文臣歌詠當朝社會生活富足、歌舞昇平歌詠的題贊內容,既含藏供人探索細節般的遊樂趣味,又兼具展現國泰民安的宣傳意味,堪稱是有別於傳統說教式的政治圖像,是不是更令人印象深刻呢?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單國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5:院體浙派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


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明代宮廷書畫珍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


穆益勤,《明代宮廷繪畫——〈宣宗行樂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2),頁38-42


王耀庭,《肖像·相勢·相法》,《美育》,第99期,1998.9,頁21-30


曾佳,《在歷史的相冊中追憶帝王——明代帝王肖像畫研究》,《榮寶齋》,2010(1),頁54-65


朱敏,《憲宗元宵行樂圖卷賞析》,《收藏家》,第147期,2009.1,頁41-44

吳誦芬,《從一張明仁宗朱高熾的肖像談起》,《故宮文物月刊》,第350期,2012.5,頁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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