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縱橫說靈都：潭柘寺與順天府 羅馬的水泥和北京的樓房
摘自雷立柏《我的靈都：一位奧地利學者的北京隨筆》，新星出版社出版，已獲授權，轉載請註明。
順天府（節選）
北京是一個宗教的城市，與「天」有很多關係。
北京地區最早且保留到今天的宗教聖地可能是潭柘寺。這名字很麻煩，我問過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柘」念「zhe」，有人說是「tuo」或「shi」，就和「拓」字一樣麻煩，有「拓片」（「ta pian」）和「拓展」（「tuo zhan」）。「石」也有兩個發音：shi和dan，而「宕」念dang，「磊」叫lei，但「炻」還是shi。中國小孩子真辛苦，一生要記住那麼多生僻字的發音，但到七八十歲也都會忘記吧。
據說潭柘寺早在4世紀就已經存在，它是「幽州」最早的佛教場所，早期有華嚴宗傾向，在唐朝時傳播禪宗，而後來又與律宗有關係。元代忽必烈汗的女兒妙嚴公主要為父親贖罪，於是就在潭柘寺出家。忽必烈或其他蒙古大汗的罪是什麼呢？當蒙古人第一次進入北京時（1215年），他們殺死了很多人。成吉思汗麾下的大將木華黎（1170—1223）於1215年圍攻金人的「中都」（北京），「迫使金帝請和」。但網上也有這樣的說法：他「攻下金中都，對城市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大屠殺，並徹底夷平了這座城市，後設置燕京大興府」。史書很容易有或誇大或「大事化小」的敘述，那麼真相到底是什麼？「徹底夷平」一座城市而後又重建也是不太理性的做法……
流血行為需要「贖罪」，需要「念經拜佛」，因為（即孔子所說的）人們「獲罪於天」。在傳統思想中，這種「贖罪」是「天經地義的」，是符合「天意」的。也許當明清帝王去潭柘寺時，他們都有一點兒愧疚感或懺悔意識吧。參與政治的人大概都知道，任何領導人物的決定都會幫助一部分人，同時也會給另一些人造成某種意義上的損失。權力和正義的關係總是很複雜的。外族人或外面的人佔領北京，這樣的事實本身對新政府的合法性就是一種質問。而且在理論上，如果某個新政府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為公益服務，那麼它也可以成為合法的政府。因此，中國的歷史書也把元朝的皇帝和清朝的領導稱為「帝」，即皇帝。否則應該稱之為「偽政府」或「傀儡政府」。
蒙古人和滿人佔領北京是不是「天意」？很難說。但他們為公共利益服務，這肯定是「天意」。「公共的利益」是什麼？這是一個拉丁語的詞，稱bonum commune（譯為公益、共同善或社會福祉）。從確保治安、經濟利益、文化教育到環保，這些都包括在「公益」之內。君主照顧百姓的利益，這是「天意」。如果不照顧人們的需要或欺凌弱小者，「天」就會看到這些犯罪行為並懲罰腐敗的人。這就是元代時在北京朝陽門外建立的東嶽廟所傳達的基本信息，廟內還有「十八層地獄」，用形象化的表達方式向人們展示罪人的下場是什麼。違背「公正」就是違背「天意」。
在元代有一位作家叫關漢卿，他的名著《竇娥冤》講述了一個遭受不公的女子的故事。她被害死了，但「老天」有所反應，並懲罰了罪人。我曾在一部書中比較了中國的竇娥、古希臘的安提戈涅（Antigone）和猶太人的蘇撒納（Susanna），三人都遭受了類似的厄運，都是被含冤殺害的弱者；但是「天道」最終會保護弱者的生命和利益。
這些故事，尤其安提戈涅的故事，涉及「天道」和「自然法」的概念。比如在《安提戈涅》中，國王規定政治犯的屍體不可以掩埋，但安提戈涅勇敢地去為自己的弟兄舉行葬禮，並且說自己的行為符合「宙斯的法律」，但她的所為卻違背了國王的規定。實證法和自然法之間有一定的張力。有時，我在課堂上問學生：「什麼是自然法？」多少次都是這樣的回答：「大魚吃小魚。」這使我想到，很多人頭腦里還是有「不斷鬥爭」的哲學。為什麼沒有人說「自然法是父母要照顧孩子」或是「孩子應該服從父母」，又或是「父母對孩子有教育的權利」？這些都是自然法的原則，符合「天道」啊！
北京的舊名是「順天府」，所以北京應該是「遵從天意」的城市。這使我聯想到基督徒每天的禱告：「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個「旨意」（希臘語稱thelema，拉丁語voluntas）指上帝的「願望」，或他的「愛的計劃」。這些詞都需要進一步解釋，但人們可能都會對「天道」和「公道」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行善符合「天意」，而欺凌弱小者則違背「天意」。北京是「順天府」，這就要擔負起一個偉大的使命，可以說「任重而道遠」。
除了佛教、道教和民間宗教以外，儒家傳統也講「天」和「正義」。北京的「天壇」也算是一個宗教場所，在傳統上是「聖地」，雖然我不知道今天去天壇的遊客中，還有多少人能有一種「敬畏感」或「進入聖地」的感覺。
……
羅馬的水泥和北京的樓房
北京是「東方的羅馬」，這個說法可以從很多方面得到證實。比如，北京的很多樓房是用水泥建造的，如果沒有水泥，恐怕這些高樓大廈都不能蓋那麼高。那麼水泥是誰發明的？其實古羅馬人就已經有了一種早期的水泥，他們使用的是一種由石灰、砂子和火山灰構成的砂漿，而這種砂漿就是古人的水泥，比如羅馬的萬神殿（Pantheon）是一座兩千年以前建立的神宇，但因為它是用水泥建造的，至今都可以算為保存最好的古代樓宇之一。有兩千年歷史的高樓（萬神殿高達43米）算是一個奇蹟，然而在北京乃在整個中國可能都沒有一個殿宇有那麼悠久的歷史，因為中國傳統建築多是木質結構。今天的中國人建起了很多水泥樓房，不過這種水泥當然不是羅馬人的砂漿，而是經過英國人史密頓（Smeaton）以及18、19世紀的其他英國水泥專家改進而面世的現代水泥。當然，改進前人的發明比自己從頭髮明什麼容易多了，正如拉丁語成語說：Facile est inventis addere（對於前人的成就加上一點新的東西並不難）。
飲水思源。「東方的羅馬」北京大規模地運用著羅馬人的發明，成為一個處處都能見到水泥的城市，而且在很多地方也有凱旋門式的建築，比如在一些小區的大門偶爾會有拱頂式的入口。然而，羅馬人的另一項偉大發明在北京卻較少出現：磚質的拱頂和圓頂。羅馬人可以用磚跨越很長的距離，他們的拱頂寬達十米甚至更寬。在北京的一些老樓還能見到這種風格，比如在1916年到1918年建造的「沙灘紅樓」，每個窗子上都有磚制的拱頂，而細看之下你就會發現，每塊磚的厚度和坡度都不同，這就需要很細心地楔入每一塊磚！建造這樣的樓時，工人要投入多大的精力和時間啊。一座樓的建造真的是「血汗結構」，不像今天的工人可以利用很多機械，用大泵將水泥漿送到高處或深坑。
我看到「沙灘紅樓」時還會想到我的父親，他是建築工人，一生都與建築工業打交道。他曾在1961年到1964年在坦尚尼亞（阿菲利加東部）當志願者達三年之久，他的主要任務就是修建房屋。我小時候還見到過幻燈片和照片，上面有他們燒磚用的巨大磚窯。父親說那些磚需要燒三天三夜，最關鍵之處就是監督工人加木柴，否則火會熄滅，而燒不透的磚會有質量問題。
無論是木質結構、磚拱頂還是水泥，我都佩服北京的工人和建築師。如果老城牆、無數的老廟和牌樓還得以保存，我們應該會更尊敬前人的勤勞和努力。然而，雖然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建議不要拆那些古老的建築，這些文物仍然被拆除，最終一去不復返，永遠無法恢復。
我見到「沙灘紅樓」時當然會聯想到曾在這裡任教的陳獨秀、胡適等人。據說在新文化運動的時代，精通多門歐洲語言的辜鴻銘曾譴責胡適說：「你不懂拉丁語，怎能教『西方哲學史』這樣的課程呢？」這種說法意味著，胡適比較喜歡介紹西方的「新傳統」，而不願花太多時間向中國學生介紹西方的古典傳統，即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的傳統知識。我想，如果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能夠對西方文化「古老」「古典」「保守」的一面多一些了解，也許後來就不會拆除那麼多老建築，也許也不會有那麼多「非黑即白」或「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想法。
延伸閱讀：
我的靈都：一位奧地利學者的北京隨筆
作者介紹：
（奧）雷立柏 | Leopold Leeb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語文學家。1967年生於奧地利，1985年進入大學學習哲學、宗教學及基督教神學。1988年至1991年在台北輔仁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哲學。1995年在奧地利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班，師從湯一介先生和陳來先生，於1999年獲得博士學位。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進行翻譯和研究，並開始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2004年2月至今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開設「拉丁語基礎」「古希臘語基礎」「拉丁語文學史」「古希臘語文學史」「歐洲中世紀文學史」「古希伯來語」等課程。
內容介紹：
本書是奧地利學者、古典語文學家雷立柏的破執之作。雷立柏紮根北京二十餘載，在這本書中，他以「世界公民」與「文化橋樑」的視角，將自己對北京深沉的感情傾注於文字，並憑藉其學貫中西的學識，旁徵博引，縱論古今，或從語言、文字、歷史、藝術、宗教等諸多細微之處挖掘那些鮮為人知的、被淹沒的歷史，或以全新視角解讀那些為人熟知的歷史，在文化的相遇與碰撞中破除迷執。
名人推薦：
真正重要的，是他已經在北京住了20年，是他對北京的接觸、考察和理解會讓我們這些「原住民」多少感到驚訝，是他把我們共同生活的「人民大學校園」視為「舒適之地」。——楊慧林
在雷立柏的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多種語境的北京，一個集疊著人類智慧的北京。在愚昧與文明中，在挫折與成長中，北京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漢文明的歷史，而是世界文化融匯的一部分。而雷立柏的價值，也恰在這交融的過程中。——孫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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