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世人對美國的一個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承認它是強勢文化帝國

中學的語文應讀點什麼，在曩昔不是什麼問題，但今日爭議很大。華夏文叫幾千年，教育的根底卻是讓人「信」，所謂道德遍及者正是。美國的語文書也有這一共同點，比方愛國主義、人道情懷等等。不過還有幾點不同，就是不都讓人去「信」，而是讓人生「疑」。從前曾聽張中行先生說，粗心是，英國的課本上講拿破崙是被英人打敗的，德國書本則雲是德國打敗的。有人問羅素，讓我們的孩子信任誰呢?羅素答覆：讓英國的孩子讀德國的讀本，德國的學生看英國的教材。什麼時分大學不再容易信任什麼，教育就有成效了。這個故事不知是否精確，卻講了一個道理，教育乃讓人學會置疑，通曉獨立思考之徑。我看美國的語文讀本，就有一點這個意思，選什麼和不選什麼，編選者之深意存焉。

我生在不幸的時期，中小學讀不到什麼，僅有可看的語文書，則多是有用的陳腔濫調，簡直空空如也，留不下什麼痕迹。「文革」完畢後，有了讀書時機，然而基本的知識知之甚少，何談學識的取得呢?這個苦澀的經歷，給我的經驗是，少時讀到好書，可影響終身；劣書則使人蒼白，不過哄人的空想罷了。

聽說民族素質，除與傳統有關外，教育理念也是重要的一環。我國近年譯洋人的書多矣，僅僅第一次看到美國的語文，至於日本的、西歐的，卻未見引入什麼版別。假如對照起來，是別有意味的。讓人「信」的教育和讓人「疑」的教育是不同的。前蘇聯的那本《聯共(布)黨史》，在我青年時期是必讀的書，我們沒有誰去置疑的。後來讀了很多文獻，尤其一些解密的檔案，才知道從前受到了不實在文本的引導，原來前史還有另一個樣子。用詐騙的手法去馴化他人，且還讓人真誠地信，培育的只能是大觀園裡的奴才。一點點地遮掩著，一點、一點地膜拜著，於是便在幻影里自得於奴性之樂。清代的史書，就長於修改，奪取，儒生知道的僅僅些皮毛，文人不能寫實在的前史。劉師培曾雲，「清儒治學用以保身」，確是人間的哀涼。僅僅到了辛亥革命後，真而深的聲響才真實呈現了。「五四」前後人才濟濟，環境的作用是不能疏忽的。

《美國語文》選用了亨利?大衛?梭羅的《論公民的不服從》。這是一篇名作，列入中學教程，無疑是有衝擊力的文字。有意思的是，文章背面的思考題很帶挑戰性。三道題是：

一、梭羅暗示誰應該對墨西哥戰役負責任?

二、依據梭羅的觀念，為什麼一小部分人能夠亂用政府而免受賞罰?

三、依據梭羅的觀念，什麼時分美國人將會取得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好的政府?

這樣的設問，在我看來都是我國的成年人才有的，不料洋人的教育中早已種下了這粒種子。胡適留學的時分，感嘆過中西教育的不同。他執教北大後，終身倡議的就是梭羅式的思維。在域外是知識的東西，到了中土則成了唯有學人才關注的內容。無妨說，「五四」以降的學人，一般都在為「知識」而鬥爭，無暇顧及形而上的存在。茅盾、巴金等人除了創作外，致力於自然主義與安那其主義理論，皈依的仍是域外的某些理念。在他們眼裡，教育界與文壇，是思維的荒漠，孩子受到的教育那麼不幸。方法么，也仍是譯介洋人的書本，引來異樣的色澤。青年們在單色彩的國際里，收穫的也只能是單色彩的果實。

前幾年學界就中學語文應怎麼編寫，有過不小的爭辯。看兩邊的爭辯，知道互相的落腳點不同，價值觀是有差異的。那一場爭辯也導入了誤區，如同都要建立精神上的中心，除此之外別無它路。我的觀點卻是，假如可能，無妨多編幾套語文，甲堅持甲的態度，乙遵循乙的良知，互相共存，讓校園和孩子們去挑選。聽說日本的教材有多種版別，我國也無妨百花齊放，不必大一統，使獨異的存在失掉空間。優勝劣汰，乃自然規律。競賽的結果，便是個性化的文本留存了下來，孩子們庶幾不再為單色彩的閱讀發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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