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梁漱溟《中國文化的命運》品讀

王金傑，大連金州人，60後。世界華文詩人聯誼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大連市金普新區作協副主席。《世界漢語作家》簽約詩人，人人文學《微詩刊》特約主編。各類文學作品散見於海內外數十家媒體，著有詩歌、散文、小說、傳記、科普、老照片等作品集十餘部。名字收錄《中國當代詩人辭典》。

如何看待國情特殊的中國社會？這是一個饒有興味且難得其解的話題。近日捧讀梁漱溟先生《中國文化的命運》一書，頗有如饑似渴、茅塞頓開之慨。

梁先生站在古往今來、中西對照的制高點上，彷彿高舉一枚碩大無比的透視鏡，對中國社會文化予以犀利剖示。梁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民族性缺點顯露如下：

一、不講公德，缺乏國家觀念，自私心重；

二、缺乏紀律習慣，公共場所沒有秩序；

三、缺乏組織能力，如一盤散沙；

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

這使我想起上世紀初葉，魯迅先生藉助文學形象對民族劣根性的痛徹剖示，而梁先生的理性提煉更恰如其分，如此積弊即便如今看來仍是隨處可見。國人境外游參觀博物館，竟將高雅畫冊攔腰斬斷，若無其事地坐到屁股底下，令現場老外汗顏。即便是公事公辦，國人慣於繞著圈子找熟人，好像非如此不踏實，私事私情更不必說。緣由何在？

梁先生打破砂鍋，剖示病灶：

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倫理本位，中國文化的特色是重視人的關係。中國人的世俗生活，幾乎是沒有宗教的人生，儒家教化成為一種替代品。中國人最缺乏的是「集團生活」。

倫理關係始於家庭，但絕不止於家庭。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亦即相互間一種義務關係，因此便有「師父」「徒子徒孫」「父母官」「子民」一說。各種社會關係，一概家庭化。倫理社會中，夫婦、父子情如一體，財產不可分割。遇到某種機會，施財是一種義務，亦即所謂「通財之義」。中國自古即有「以孝治天下」之說，若人人孝悌於家庭，則天下自然得其治理。歷史上的中國文化，形成了古怪之點：歷久不變的社會，停滯不前的文化。

擁有耶穌基督信仰的西方，人們慣於過著集團而鬥爭的生活（接受了孔孟教化的中國人，大體過著散漫而和平的生活）。個人所擔負的宗教義務，遠遠超過了家族的需求。而城市自治和機器生產，更使西方人的集團生活實質化（中國有鄉村自治而無都市自治，有族民而無市民）。當然，期間歷經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人權宣言等漫長的歷史演進。因此，正是這種集團生活，賦予了西方人更多的權力平等意識、民主法治精神。

的確，作為一個農業民族的經濟單位，簡單到只需要一個家庭（個人是不被重視和發現的）。農業民族的社會生活就是家庭生活，故此便有了「家天下」「家長制」一說。因此，中國人關起門來個個都是皇帝，邁出門檻個個便成為順民，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且以其馴順和平的第二天性信奉「吃虧哲學」。「吃虧是福」「槍打出頭鳥」「一爭兩醜、一讓兩有」便大行其道。故此中國是滋生愚忠、拍馬屁、指鹿為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豐肥土壤。除非是開明大度的聖君，否則像魏徵、包拯之類則難以立足。

而剛好相反的西方社會，則率直表現出「個人本位」「自我中心」，其由集團生活衍生的民主精神涵蓋：

一、我承認我，亦承認旁人；

二、從承認旁人始，便湧現平等精神；

三、從彼此平等始，便有「講理」一說，彼此間出現問題，靠理性解決；

四、從平等、講理出發，便承認「多數人大於少數人」，因此召開會議取決多數；

五、關涉公眾之事，大家協商解決；與公眾無關的私事，則聽其個人自主，即「尊重個人自由」。

憂心忡忡、窮究其理的梁先生，比照了中西文化的優劣，強調指出：西洋長處在於「人對物」，中國長處則在「人對人」。

「物」容涵了大自然的一切（包括人的身體），如何明白、利用和控制，於是成為科學之事，這是需要向外用力，並從對方下手的。中國人講究仁愛之情、是非之義，講理而不是講力，功夫往往下在「反求諸己」「盡其自我」（向內用力），自勵志、自反省、自奮發、自圓滿，譬如卧薪嘗膽、頭懸樑錐刺股，這是一種人生向上的積極態度。

因此，中國在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基礎上，需要引進團體組織、積極運用科學技術。對於西方來說，一味向外用力固然制勝了自然，但此種態度（向外而不是向內）作用於人類，已然或必將釀成災禍。

梁先生預言：世界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民族信心須建築在反省基礎之上——胡適《自由人生》讀後

王金傑，大連金州人，60後。世界華文詩人聯誼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大連市金普新區作協副主席。《世界漢語作家》簽約詩人，人人文學《微詩刊》特約主編。各類文學作品散見於海內外數十家媒體，著有詩歌、散文、小說、傳記、科普、老照片等作品集十餘部。名字收錄《中國當代詩人辭典》。

半個多世紀以前，現代文化大師胡適便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民族的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地想，我們的祖宗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

今日之大患在於國人不知恥。所謂不知恥者，只是因為不曾反省。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並論，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塑、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自身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型美術與算學兩方面，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麼早的時代，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太落後了！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

日本民族的長處全在他們肯一心一意地學別人的好處。他們學了中國的無數好處，但始終不曾學我們的小腳，八股文，鴉片煙。這不夠「為中國取鏡」嗎？他們學別國的文化，無論在哪一方面，凡是學到家的，都能有創造的貢獻。

這位少讀私塾，留美七載，學貫中西，馳騁於中國現代文化的天空且頗有建樹，倡導人生思想自由卻與結髮妻子不離不棄的現代思想文化大師，將其所學的實證主義，拿來運用於中國國情。他在《少年中國之精神》中指出：少年中國的邏輯，第一注重事實，第二注重假設，第三注重證實。證實了的假設，方可說是「真」的，方才可用。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功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這使我們想到辯證唯物主義倡導的實事求是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在《名教》一文中特別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詞的宗教，名教的信條只有一個——「信仰名的萬能」。這與古代老祖宗深信「名就是魂」不無關係。現在我們中國已成了口號標語的世界。豈止於此，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文牘主義俯拾皆是，大行其道。戴著圓形眼鏡、頭髮傲然高聳的胡適站在時間之河畔，大聲呼籲強調：「治國不在口號標語，顧力行何如耳」！

關於不朽，胡適首先否認了「神不滅論」，認為靈魂的種種作用都是大腦各部分的機能作用；其次，否認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說」，認為「三不朽說」是「寡頭的」不朽論、沒有消極的制裁、且「三不朽」範圍模糊。在此基礎上，胡適高屋建瓴地大膽提出了「社會的不朽論」。他指出：我這個「小我」，加上種種從前的因，又加上種種現在的因，傳遞下去，又要造成無數將來的「小我」。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滴；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大我」。「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為，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

「社會的不朽論」能否站得住腳，甚至上達真理層面，我們拭目以待，或依循胡適先生的實證方法，伴隨著時間與實踐而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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