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誦時間地點人物意義？歷史不能這麼學
學歷史究竟有什麼用處？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也就是說，學習歷史是為現實服務的。
脫離了現實的歷史是空洞的，如果純以獵奇的心理去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愛恨情仇，那與整日翻看八卦緋聞並沒有什麼區別。
台灣大學的歷史系教授呂世浩有這樣一個觀點：
他發現，在古代包括近代，無論中西方，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普遍認為學習歷史很有用；然而到了現代，許多人又都認為學習歷史沒有什麼用處。沿著這條線索思考下去，他發現從古代到今天，變化的不是歷史，而是人們學習歷史的方式。
工業革命後，社會分工日益明顯，教育的目標更多的指向了「培養工匠」，即更加重視人才的「專業化」，這種教育模式對「人」的關懷比較少，體現在歷史這樣的人文學科上，就是機械式的學習方法進入了歷史課堂。
在這種工匠教育的模式下，我們忘記了學習歷史的出發點，於是工匠式的背誦時間、地點、人物、意義成為了我們學習歷史的統一模式，而這樣的學習模式幾乎統治了世界近百年。
相反，古人是怎麼學習歷史的。在古代，歷史是為帝王將相，也就是統治階級服務的，它的根本目的在於培養人的思辨能力，也就是說要拿歷史為現實服務。
人的思辨能力如何培養而來呢？說起來比較簡單——歷史代入。
什麼是「歷史代入」？
比方說，在讀歷史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人物在人生的關鍵路口，也就是他即將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們不必著急酣暢淋漓地看完他的選擇和後果。我們先把書合上，通盤思考一下，如果我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我會怎麼做。
然後再翻開書，看看主人公是怎麼做的，通過綜合當時的具體情況，評價自己的選擇到底怎麼樣？當然，如果底蘊足夠深厚，還可以評價評價當事人的選擇。
這麼一讀歷史，味道就完全不一樣了。
拿漢武帝時期的任安打個比方：
我們都聽說過司馬遷的不朽名作——《報任少卿書》。任安，字少卿，是司馬遷的好友，仕途通達，身居高位。
在漢武帝晚年，發生了一場巫蠱之禍。當時漢武帝常常做噩夢，於是近臣告訴武帝，這是因為奸人在背後拿巫蠱之術詛咒他。武帝震怒，下令寵臣江充徹查此事，江充為人奸惡，用盡各種手段迫使人認罪，沒過多久，就有數萬人因此事而死。
但巫蠱之禍還沒有結束，因為江充與太子劉據有嫌隙，於是將調查的方向指向了太子，沒過多久，就在太子的寢宮下挖出了詛咒用的偶人。
太子劉據是武帝的長子，衛子夫所生，為人仁厚，甚至有些怯懦。他感覺是有奸臣謀害他。其實劉據的考慮不無道理，當時離秦朝滅亡不過一百餘年，趙高、李斯掩蓋始皇死訊，害死太子扶蘇的教訓彷彿還在眼前，而武帝當時在甘泉宮休假，不在京城，劉據也不知武帝生死。情急之下，他殺掉了江充，在長安舉兵造反。
武帝聽說後大怒，立馬派丞相劉屈髦領兵到京城平叛，雙方大戰於長安。
當時任安是監理京城禁衛軍北軍的軍官，丞相太子兩軍對戰，情勢膠著，可以說他要幫誰，誰就能贏。這時太子派遣使者給他送來了「節」，讓他派兵加入太子一方。「節」和「虎符」一樣，都是天子發兵的信物，但「節」比「虎符」的檔次和規格低了一些。
我們在這時不妨閉上眼睛思考一下，如果我們是任安，看到「節」，到底要不要出兵幫太子？
如果不幫太子，作為武將，看到天子信物，卻不發兵，後面天子怪罪下來怎麼辦？
如果幫太子，假設丞相那一方的確是武帝派來平叛的，日後武帝要是清算，自己肯定難逃一死。
怎麼辦？
任安的做法很有意思，他將使者的「節」收走後，把營門一關，再也沒有出門。使者左等右等不是辦法，只好回到太子那裡。
《史記》里是這麼記載的：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
任安的做法雖然談不上愛憎分明、光明磊落，但要論滑頭，想必不少人都要自愧不如。
當然，我們可以對任安的做法作出諸多評價，或好或壞，這都取決於每位讀者自己的看法和出發點，筆者就不越俎代庖了。
總而言之，用歷史代入法看歷史，理解會更深，印象會更深，用這樣的方式學習歷史，無疑是鍛煉思辨能力的「捷徑」。
一言以蔽之：歷史代入，能幫我們完成從「讀史」到「悟史」的飛躍。
而相同的方法，我們還可以用到歷史小說、社會小說的閱讀中去。不過，小說再完美，也終究受到小說家筆力的限制，它表現出的，遠不如歷史中包含的要素全面，因此最好的學習材料還得從歷史中找尋。
當然，提供智慧、了解人性，這算是歷史給我們的實用價值，但除此之外，歷史也有它的無用之用。
人是一種恐懼不確定的生物，面對困難，我們所焦慮的，更多的並不是困難有多大，而是這個困難我到底能不能戰勝？
讀了歷史之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所遭遇的，其實前人幾乎都遭遇過，不僅如此，前人遭遇的凄慘程度可能也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讀了歷史，看看那些人在給定條件下，對環境作出的令人拍案叫絕的反應，我們會深深地感覺到歷史給予人的無窮無盡的力量。
前幾天，朋友與我交流讀《朱鎔基答記者問》的感受。
原來只了解朱鎔基是個鐵腕總理，後來才知道他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母親也在他12歲時過世，建國初期將近二十年的時光，他被開除了黨籍，失去了政治地位，還被下放到豬場乾重體力活。
朱鎔基在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發行人帕金森採訪時說：我是靠個人自己的努力，才能夠受到教育的。也許這培養了我一種性格，就是沒有什麼困難是不能克服的。
馬克思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條件下創造。
後來朋友告訴我，了解了這些後，他感覺自己從前的一些小情緒實在太矯情了。
這就是歷史蘊含的力量。
除此之外，歷史還有一個最無用卻也最有魅力的一個用處：感動人心。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句名言正是來自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司馬遷當初因言獲罪，武帝要判他死刑，為完成《史記》，他自請宮刑，才免去一死。
我們知道，漢代之前的中國人是相當注重氣節的，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司馬遷受過良好的教育，不可能不懂這一點。
對一個士大夫來說，宮刑究竟意味著什麼，《報任少卿書》中有說：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孔子在衛國時，因為國君與宦官同乘一輛車，而憤然離開。
商鞅靠宦官保舉才入了秦孝公的法眼，結果因此而保守詬病。
即使如此，司馬遷還是選擇了「苟活」了下去。原因很簡單：他們家族自先秦起，就世代作為史官。秦焚書坑儒已經消滅了不少典籍，而漢初對修史工作亦不算重視。司馬遷雖是太史令，但漢朝的太史令實際掌管天文歷算，工作職責中並沒有負責修史這一條。
面對中華史學傳統可能斷流的情況，他必須自覺承擔起父親司馬談臨終前的囑託，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中國的優秀士大夫們講究謙讓，但惟獨對一件事情絕不推讓，那就是責任。即孔子所說：當仁不讓於師。
所以哪怕再多的人笑話他身殘，哪怕再多的人誤以為他是怕死才自請宮刑，他也不能退縮，必須忍辱負重。我們可以假設自己就是司馬遷，想像那個環境，想像眾人的嬉笑，我們自然可以體會出他的心情，也更能感受到他的不易。
他雖去勢，卻比許多男人更偉岸。
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是在一次講史記的MOOC中，記得當時的彈幕上紛紛飄過了這樣的字眼——「感動」。感動什麼，往小里說，是司馬遷的責無旁貸，往大里說，是歷史人物對個人價值、使命的執著追求。
賀新郎·讀史
毛澤東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黃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庄屩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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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江評論」
浩浩乾坤觀上下，巍巍丹青視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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