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最後一聲喪鐘：為什麼沙皇俄國輸掉了日俄戰爭？
原標題：帝國的最後一聲喪鐘：為什麼沙皇俄國輸掉了日俄戰爭？
俄國周邊海權之困境
俄國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便一直積極地尋求和攫取通往世界大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但卻存在著很多障礙，令其很難取得並保有周邊海域的制海權，以通往世界大洋。這主要是由於俄國周邊地理、氣候、政治和軍事四大因素的制約影響。
俄國周邊有四大海洋區域——波羅的海、黑海、日本海、北冰洋。然而，俄國在這四大區域都因種種原因而無法與世界大洋系統連通。在北冰洋區域，瀕臨此區域的俄國領土氣候極端惡劣，且海岸線離俄國的人口和工業中心過遠，俄國無法在此找到進入世界大洋系統的通路。在波羅的海區域，俄國擁有其東南海岸線，但是同樣由於氣候的原因，只有南部海域全年不冰封而能通航，且俄國在此唯一的海軍基地利耶帕亞與德國邊界太近而極易遭到德軍的封鎖。在黑海區域，由於黑海是通過多國公約限制下的黑海海峽而與地中海相連，俄國軍艦想沖入地中海阻力很大，極易遭到英國海軍的包圍攔截。在遠東的日本海區域，由於俄國的遠東部分離其統治中心過遠，同時日本海大半由日本的各個島嶼以及朝鮮海峽所環繞，俄國艦隊在地緣政治條件限制下很難在此自由航行。雖然1898年俄國在中國黃海獲得了一個通往太平洋的不凍港旅順，但旅順與海參崴類似，二者都離俄國中心過遠，且自身軍工設施落後。
俄國在其周邊四大海域中的三大海域(除北冰洋外)有著不同的對手，而且這三大海域又各自分隔且相距甚遠，這便導致三大區域的軍隊互援基本不可能做到。在波羅的海與太平洋之間的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海岸沿線，俄國並不擁有增援據點，這便使得俄國艦隊由波羅的海駛至太平洋的路途非常不安全。雖然在理論上俄國艦隊可以自由地沿北冰洋遠航至遠東，但是這條航線成為可能的前提是擁有大量先進的破冰船，所以這條航線在日俄衝突的那個時代對於俄國來說不具任何實際意義。地緣政治軍事因素決定了俄國在理想狀態下必須在三大區域都擁有能夠獨立作戰的艦隊，然而實際上俄國的財政狀況無法支撐三大區域的海軍力量同時同等發展。在1895-1904年期間，俄國在三大區域都遭遇了嚴重危機：它需要在波羅的海對抗德國，也需要在黑海應付英國強大的地中海艦隊，同時還需要在遠東防備日本。軍事需求和經濟不足的矛盾導致俄國必須在三大區域中適時調整優先發展地區，而選擇任一區域作為優先發展地區自然便會「搶走」其他區域力量發展所需的資源。於是，俄國所面臨的「三難」情況是，當俄國選擇優先發展一個區域時，俄國在另外兩個區域的對手便可能趁機改變與其的力量對比。在力量對比變得不利於俄國的區域，俄國將面臨艱難抉擇：或者選擇退縮，與對手暫時妥協，或者選擇硬頂而被迫迎接一場在軍事準備上處於弱勢的戰爭。
俄國應對困境之戰略計劃
(一)三大區域的戰略使命和海軍發展計劃
自19世紀80年代起，俄國便一直夢想躋身歐洲海上強國前三名。為此，它實施了堅決有力的海軍擴建計劃，以期成為陸海並強的大國。在日俄戰爭之前，俄國的海軍建設戰略可以採用以下兩種當時現成的理論：一種理論是以美國軍事理論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的觀點為代表的「藍海學派」(Blue Water School)，著重強調海軍的功能首先是取得制海權——有能力發動進攻將敵方的艦隊徹底殲滅，之後轉向消滅敵方的商船，然後監督中立商船以及建立對敵方海岸線的封鎖。要想實現馬漢理論中的制海權，便必須使艦隊大量配備擁有火力強大、射程遠、射速快、裝甲厚和航行性能優秀的戰列艦。另一種理論以法國的「青年學派」(Jeune Ecole)的觀點為代表。該理論出於節約開支的考慮，並不像馬漢那樣強調戰列艦的作用，而比較著重於建造眾多的魚雷艦進行防禦戰。「青年學派」的這種防禦戰略得以成功實現的條件是必須配備機動靈活的沿岸陸上防禦系統——大量的沿岸監測據點、廣泛的電報聯絡網、堅固的防禦基地以及能夠機動調往所需地點的陸軍部隊和海軍艦隊。
雖然「藍海學派」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末期已然肇興，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強國採納其理論，「著手建造強大而昂貴的戰列艦艦隊」，但由於俄國在經濟上落後於其他列強，因而導致俄國海軍不得不節省開支，「追求一種混合戰略」，為保顏面而宣稱「兼容以上兩種戰略理論的基本原則」。亞歷山大三世在位之時，俄國與日本尚未在遠東發生衝突，因而並未將太平洋戰區列為重點。尼古拉二世繼位之時，為了謀求在中國東北的利益，俄國在甲午戰爭結束後主導了「干涉還遼」，日俄之間的仇怨自此結下。
在遠東區域，俄國決策層當然非常清楚必須謀劃應對日本的復仇。據此，他們根據自身的情況進行了戰略分析，並逐步取得了針對遠東情勢的「海權論」共識：「主要是因為俄國陸軍被牽制於歐洲，在此地區(遠東)的地面部隊甚至遲至1904年仍然弱於日本。儘管修建了西伯利亞大鐵路，但該鐵路運輸能力在戰爭爆發前依然嚴重不足。因而，俄國從歐洲迅速而大規模地調集陸軍增援是不可能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日本乃是一個島國，這意味著日本軍隊在亞洲大陸的登陸和供給依賴於掌握制海權。如果俄國剝奪日本的制海權，那麼俄國便將獲得戰爭的勝利，甚至無須動用其陸軍。或者，為了給俄國陸軍爭取時間以最終部署足夠的增援部隊，海軍應能延遲或至少限制日本人在某些地區登陸。因此，海軍力量是支撐俄國遠東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尼古拉二世強烈的海軍至上主義信念，以及藍海學派在俄國逐漸增強的影響力，都加強了賦予海軍在保衛俄國遠東利益上關鍵角色的認識。」
客觀來講，加強俄國太平洋艦隊取得制海權是應對日本報復的不錯的戰略，但這需要大量資金。同時，俄國正在進行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修建，這也需要大量資金。如果僅僅只是這兩項，那麼俄國疲軟的經濟也能勉強應付。可是，俄國不僅在遠東有敵國，它在西線的壓力更加沉重——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大區域也需要大量資金。更嚴重的是，對於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大區域的戰略規劃，俄國高層長期存在分歧而不能統一，導致該兩區域海軍力量發展缺乏系統的連貫性。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大區域的海軍發展戰略失策，不僅造成了本地區的嚴重隱患，同時也消耗了俄國有限的資金，影響了遠東海軍力量的發展。
在波羅的海區域，俄國雖然在1881年便確定了與德國進行造船競賽以取得制海權的戰略決策，但是由於長期的經費短缺以及此後在遠東的投入越來越多，波羅的海艦隊並未能按照原有計劃發展成一支能夠與德國艦隊相匹敵的海上力量，並且逐漸放棄了與德國爭奪制海權的目標。不過，正當太平洋艦隊擴建計劃即將完成之時，俄國決策層逐漸重新回到與德國進行海上競爭的老路。比如，在1902-1903年間，海軍少將阿巴扎(А.А.Абаза)(別佐布拉佐夫集團成員之一)曾提議在波羅的海沿岸採取「青年學派」的防禦戰策略，同時也提議應儘可能快地建成該地區的戰列艦艦隊。按照彼得羅夫的說法，這一戰略轉向「既不符合政治局勢，也不適應戰略需求(在與日本開戰前集聚所有力量在波羅的海或者地中海)，最後也與實施計劃的現實可能性不相協調。」
俄國高層轉回與德國爭奪波羅的海制海權的戰略規劃並非日俄戰爭前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海軍部長期戰略分歧以及政策搖擺的一種二必選一的結果——波羅的海與遠東的海軍發展優先權之抉擇。鑒於俄國有限的物資基礎，這便意味著抉擇波羅的海艦隊的戰略使命，或者是防禦性的(「青年學派」)，或者是主動性的(「藍海學派」)。然而事實上，自1881年確定戰略決策以後，「波羅的海防禦問題往往被歸為次要方案」，而且當波羅的海艦隊主動性出擊的思路形成之後，波羅的海地區甚至一直處於「不設防狀態」。針對這種情況的「緩解劑是水雷防禦」。但此一方案雖經常被提出，卻「從來未能完全實施」。同時，這一「未能完全實施」的方案卻一直在消耗物資，這實際上「延緩了在遠東必需的事前集聚」。
在黑海區域，俄國決策層曾有共識：在1881年確定的戰略決策強調重建黑海艦隊，並將其作為發展俄國海軍力量的「首要急務」，「其他海域艦隊發展皆位列其後」。雖然黑海艦隊的戰略使命是積極為「博斯普魯斯遠征」做準備，但這一1881年決策中的「首要急務」卻經常因波羅的海和遠東的問題而一直未能切實落實，「關於黑海艦隊使命重要性的主張變動無常，從80年代至世界大戰前皆屬常見之事」。就戰略決策而言，強調黑海艦隊發展重要性的時機並不合適，因為這恰巧在不可避免的日俄戰爭爆發前夕，由於近東問題再次凸顯而作出決定將大量物資轉向黑海，並積極策劃攫取黑海海峽。在當時，俄國若要攫取黑海海峽，必然會引發俄土戰爭，同時在複雜形勢下也將引發與歐洲列強的戰爭。這樣便需要制定黑海艦隊與波羅的海艦隊協調一致的戰略發展規劃。但根據目前的史料，兩大艦隊基本毫無聯繫，一直各自發展，並沒有在做戰略規劃時進行政治上、戰略上和戰術上的配合。同時，黑海艦隊的軍艦型號選擇並不全面，其戰列艦大部分都是針對攻克沿岸炮台與突破博斯普魯斯海峽而建造的，並未考慮到與驅逐艦的戰鬥。另外，在遠征登陸作戰的準備過程中，陸軍部與海軍部的協同合作也非常罕見。
(二)海上力量發展的戰略決策與實施
在中日甲午戰爭前，俄國海權戰略需要關注的重點是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大區域。在波羅的海區域，俄國與英國和德國都發生了一些利益衝突，因此俄國政府對於與這兩個競爭對手的戰爭是有戰略預測的。俄國高層認為，雖然無法指望俄國艦隊能夠戰勝強大的英國皇家海軍，但是英國人登陸之後則完全不是俄國龐大陸軍的對手，因此英國並不被認為是最危險的敵人。對俄國而言，德國的威脅是最嚴峻的，因為德國擁有毫不遜於俄國的陸上力量。俄國政府最恐懼的是，大量德軍能夠搭乘軍艦成功地在俄國陸軍的側翼或者後方登陸。在黑海區域，俄國的主要戰略目的是限制黑海海峽落入敵國控制之下，並且為了避免重蹈克里米亞戰爭的覆轍，必須使黑海艦隊遠遠優越於土耳其海軍。同時，俄國黑海艦隊一直夢想著重新掌控黑海海峽(如此則能解決黑海沿岸俄國領土的防禦問題)。為此，自1885年至1903年，俄國一直在計劃組織陸、海軍協同遠征。
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大區域難以互援，而俄國所面對的主要敵手又各不相同，因此其戰略發展計劃是在兩大海域發展兩支能夠獨立作戰的艦隊，這是1880-1895年間俄國高層的戰略共識。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來導致俄國慘敗的遠東區域尚被視為次一級戰區。雖然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俄國開始對遠東投入越來越多的關注——最為重大的發展便是建造西伯利亞大鐵路——但是俄國政府一直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防備德國的俄國陸軍主力調離西方戰線(這點甚至在日俄戰爭爆發後和戰爭中也未曾變化)。因此，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增長是非常有限的。真正使得俄國海權不得不又增加一個重要戰略區域的，是「三國干涉事件」。在此之後，日本成了俄國的重要潛在敵人，俄國被迫開始重新審視其海權戰略。此後，俄國面臨的問題不再只是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大區域抵禦德國和英國，而且還必須將必要的精力投向遠東防備日本，從而俄國開始謀求建設三大海域獨立作戰艦隊。而就俄國的財政狀況而言，它無力同時同等地發展三支獨立艦隊，因此不得不隨著事態的發展變化而適時調整其區域優先發展權的分配。1895年10-11月，針對地中海問題召開了御前會議，會議再次重申加強波羅的海和黑海區域的力量，認為在太平洋地區挑選出合適的不凍港之前將優先發展地中海地區的力量。1896年，在黑海艦隊一直為近東「突發事件」處於戰備狀態的同時，遠東局勢萌生了潛在的對俄不利因素。基於新獲取的關於日本的情報，俄國高層發現它之前的戰略計劃落後於日本海軍發展的速度，日本龐大的海軍擴建計劃如果能夠完成的話，至1903年時，日俄在遠東的力量對比將非常不利於俄國，這使得俄國高層必須重新考慮太平洋艦隊添造新艦的問題。1898年，當俄國在遠東獲得其渴望已久的不凍港旅順之後，關於加強太平洋艦隊的問題終於在俄國政府內部逐步達成了一致意見。對於東西兩線的威脅，俄國政府最後決定必須全力維持在波羅的海的力量平衡，但在西伯利亞大鐵路竣工之前則須優先滿足遠東的需求。
1900年，尼古拉耶夫軍事學院的戰略演習報告對於俄國在三大區域的海軍力量配置作出了客觀評判：雖然太平洋艦隊已經增添了不少軍艦，但是俄國在遠東與日本的實力對比仍然處於弱勢，並且估計在將來也很難超越日本；同時，隨著俄國在遠東集中了越來越多的力量，俄國在歐洲地區變得越來越弱；如果再不加強歐洲艦隊的建設，那麼俄國在西方戰線將遭遇慘重失利。當俄國專註於經營遠東的時候，德國正在中東地區利用巴格達鐵路試圖控制小亞細亞，奧匈也趁機在巴爾幹半島拓展勢力，與俄國競爭。德國以及奧匈在歐洲對俄利益的威脅，讓俄國政府意識到有必要籌建從波羅的海至黑海的聯合戰區。德國被認為是俄國的首要敵人。1903-1904年尼古拉耶夫軍事學院的戰略演習報告指出，對德戰爭的導火索很可能是與德國在小亞細亞的利益衝突，也可能是巴格達鐵路對俄在波斯灣利益的侵犯。
1902年春，按照尼古拉二世的意見，制定了俄國海軍艦船建造計劃：使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力量與德國波羅的海艦隊相等，使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力量與日本艦隊相同，使俄國黑海艦隊有能力穿過海峽進入地中海，使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和太平洋艦隊二者的總體力量與德國所擁有的艦隊相等。該計劃的實現期限為21年(1903-1923)，分為三個7年完成，其首先要完成的目標是加強黑海艦隊。在該計劃中，新造艦船需要經費15，200億盧布，老艦整修和改造需要經費21，350億盧布，同時相應的軍港改建以及作戰人員增加也需要大約30，650億盧布，實現該計劃所需的經費總共約為672，000億盧布。鑒於當時的俄國國家歲入不過25，000億盧布，該計劃的經費難題實際上根本無法解決。
此後，經過海軍部和財政部的幾番商討，直拖到1903年12月，海軍司令部長官羅日斯特文斯基(З.П.Рожественский)關於1904-1914年軍艦建造計劃的報告獲得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不過此後不久爆發的日俄戰爭破壞了該計劃付諸實施。在沙皇最後批准的計劃中，依然著重於加強黑海艦隊的建設，力圖實現「博斯普魯斯遠征」，以使俄國軍艦能夠自由游弋於地中海。關於遠東，與之前不同的是，在遠東服役的戰列艦預計將於1906年增至10艘。到那時，俄國在遠東的艦隊將強於日本。在羅日斯特文斯基的報告中，基於以上前提的假設(並未考慮到日本敢於在1906年前挑起戰爭)，認為俄國在遠東是安全的，在1906年後並無增加大型戰列艦的必要，只需進一步添置佈雷艦、炮艇和輔助艦。至於在波羅的海地區可能爆發的對德戰爭，報告提出應當依靠配有裝甲艦的魚雷艦隊，並且承認由於財政不足無法擁有與德國艦隊同等數量的戰列艦，同時認為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從黑海和遠東調派增援艦隊。報告雖然承認，對德戰爭開始後，太平洋艦隊調往波羅的海，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但對於波羅的海艦隊成功調往遠東則認為是可行的，並且認為可以在對日戰爭時起到很大的作用。報告認為，與將波羅的海艦隊調往遠東相比，更加現實的做法是在地中海區域保留波羅的海艦隊的一部分戰列艦，並在黑海艦隊突破土耳其海峽之後與其聯合，而從地中海區域向波羅的海區域調派增援艦隊是不會有許多困難的(報告故意忽視了英國的妨礙，關於這一點將於後文詳述)。
綜上所述，俄國雖然對於遠東越來越關注，但也並沒有放棄在其他地區發展勢力。首先，堅持在波羅的海地區保留一定的力量以防備德國；此外還曾一度特別關注黑海地區，並妄圖實施「博斯普魯斯遠征」。同時，俄國對於巴爾幹也不願放鬆，在1902年與保加利亞簽訂了對抗奧匈與羅馬尼亞的軍事互助條約(1900年)。另外，俄國的商船和軍艦還出現在了波斯灣(英國在此擁有壟斷地位)，這引起了英國的擔憂，因為英國不願在波斯灣出現類似租借旅順口的事件。俄國這種多線進取的戰略超出了其國力支撐度，其全球殖民的野心是無法實現的。庫羅巴特金對此的評論比較中肯：「我對維特說，在我們沙皇的腦中有著規模宏大的計劃。他要為俄國奪得滿洲，使朝鮮依附於俄國，還夢想將西藏納入俄國掌控，同時他還想取得波斯，不僅要奪取博斯普魯斯海峽，還要奪取達達尼爾海峽。我們大臣基於各地的情勢不同而耽擱了沙皇實現他的夢想，並令他越來越失望；他越來越覺得，他是正確的，他比我們更加理解俄國的榮譽和利益。因此，在沙皇看來，齊唱頌歌的別佐布拉佐夫集團的那些人比我們這些大臣更加正確地理解他的計劃。」
俄國海權戰略失策之原因分析
(一)經濟發展與軍事計劃之間的矛盾
財政大臣維特在俄國政府中擁有很高的地位(類似於首相)，他所制定的長期財政政策對於宏觀戰略有著很大影響。在日俄戰爭開始前十年，俄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集中於整頓國家財政、加快工業增長、維護盧布的穩定和保證對外貿易平衡。維特從1892年擔任財政大臣起，便大力推行發展經濟和工業的政策。維特認為：「俄國必須像一個強國那樣發展工業，即使這樣會導致暫時的武力不足。」(36)正是由於俄國實施這樣的財政政策，陸軍部和海軍部這種「不盈利部門」的財政撥款一直受到維特的嚴格限制和縮減。同時，按照維特的看法，在地緣政治上俄國是一個陸上強國，因此相對而言，陸軍的財政撥款應當優先于海軍。維特認為，俄國巨大的資源應當主要用來發展陸軍，因此未必能夠留下足夠的資源來發展同陸軍旗鼓相當的海軍。當然，維特的這種觀點遭到了海軍一些軍官的反對，其中便包括主張優先發展太平洋海軍力量的「太平洋派」海軍軍官。對於日俄戰爭而言，太平洋艦隊是否擁有足夠的力量取得「制海權」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海軍中有不少人要求加強遠東艦隊。維特限制海軍發展的觀點得到了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的支持。庫羅巴特金強烈反對遠東海軍艦隊的繼續擴建，他曾說，「俄國目前依然是個陸上強國，它的主要支柱，當然，是陸上軍事力量。」
雖然有財政大臣和陸軍大臣的反對，尼古拉二世加強海軍的意圖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海軍分得的財政支持越來越多。但是，俄國的陸、海軍發展何者應當優先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政府內部對此仍大有分歧(沙皇亦不能決斷一切)。在陸、海軍分配俄國貧乏的軍事物資問題上，陸軍部和海軍部都對現狀不滿。在1903年3月，當陸軍部申請1904-1908年的財政撥款時，總司令部的多布洛羅伊斯基(С.К.Добророльский)中校報告說：過去7年，海軍的預算提高了66％，而同期陸軍僅提高了12％。相對於1883年，海軍的預算已經增加了兩倍。與陸軍方面一樣，海軍方面也對自己得到的財政撥款不滿足。海軍方面的目標是要把俄國建成海上強國，所以海軍部所強調的是：儘管在1895年到1902年間海軍軍費預算幾近翻倍，但海軍部1902年的預算依然少於陸軍部當年預算的三分之一。
從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俄國的宏觀戰略存在著兩個最關鍵的矛盾：其一，俄國長期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對於「非盈利」的軍事開支進行了財政緊縮，然而卻在這一時期在東西兩線(黑海和遠東地區)都部署或實施著積極進取的計劃，這便造成了經濟發展和軍事發展何者應該優先的問題。其二，俄國陸軍和海軍何者應優先發展。這一問題的實質是要確定俄國的戰略發展方向，究竟是陸上強國還是海上強國。基於俄國的財力，它並無可能二者兼備。然而，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卻妄圖在維持龐大陸軍的同時在東西兩線都獲得出海口，並且還整合馬漢「海權論」和法國「青年學派」的理論，制定出了不適合俄國經濟基礎的「攻防皆可」的海軍建設戰略。
令以上矛盾雪上加霜的是，俄國戰略決策層還想在全球多線進取。這就需要在波羅的海、黑海和遠東同時維持三支強大的、能夠獨立作戰的艦隊，而這是俄國當時的財政能力根本無法支持的。為此，維特一直力圖說服沙皇(但未成功)：「俄國海軍不要寄希望於將其艦隊分布於三個單獨區域，並在三個區域都保持相當的規模，而且能夠同時進行獨立的行動，比如……在黑海及其附近海峽，在波羅的海可能發生衝突的情況下以及與日本發生衝突的情況下。」(41)對於俄國當時的情況而言，維特的意見是比較合理的。當時，俄國並不擁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在所有戰線實施積極的對外政策，必須犧牲某一方面。
(二)內部派系鬥爭和外交政策與軍力發展的不協調
俄國政府的特性也是影響俄國戰略制定的重要因素。君主專制國家的「統一和一致」程度往往會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響，尤其會受到專制統治者個人性格和能力的影響。從俄日戰爭前的俄國政府組成情況來看，尼古拉二世繼位之初時的政府內還留有大量前任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老部下，這些大臣都有各自擁護的政策路線。尼古拉二世對於政府各部門的完全掌控一直拖延到了1903年(他在當年8月28日維特離任財政大臣那天的日記中寫道：「現在我掌權了。」。正是由於尼古拉二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徹底擺脫維特的「影響」，因此他採用扶植其他大臣進行平衡牽制的辦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戰略決策制定的客觀性(戰略分歧背後有著許多爭權奪利的派系紛爭的因素)。例如，尼古拉二世選擇支持「別佐布拉佐夫集團」激進的遠東政策，並對財政部、外交部和陸軍部所支持的比較符合日俄實力對比的遠東「溫和路線」採取無視的態度。
作為「別佐布拉佐夫集團」的成員之一，亞歷山大·米哈伊羅維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童年好友)是「太平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在不斷地尋找機會企圖奪得阿列克塞·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海軍元帥的地位。在「波羅的海派」與「太平洋派」之爭中，亞歷山大·米哈伊羅維奇大公鼓吹加強俄國太平洋艦隊力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為培植私人勢力以及獲得沙皇寵信的招數。「太平洋派」吸引了不少海軍將領，這些軍官有些確實是發自內心地認為太平洋對於俄國艦隊而言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另一些則是出於迎合尼古拉二世明顯的對遠東的偏愛。
在尼古拉二世的「縱容」下，遠東太平洋區域曾獲得優先發展權，但這種優先地位後來又被西線的波羅的海和黑海區域「奪走」。雖然俄國的太平洋艦隊加強了不少，但最終還是在軍備競賽中落後於日本。因此，俄國的外交政策應當是與其軍力發展水平相協調，走「溫和」讓步的妥協路線比較穩妥。但是，「別佐布拉佐夫集團」的看法是，「讓步總是引起新的讓步」，而談判拖得越久對俄國便越有利，俄國便能更多地在遠東佔有優勢。這種外交手段的適用條件是日本摸不清俄國在遠東的軍力以及沒有實力和信心發動進攻，然而當時日本的間諜已經基本摸清了俄國在遠東的軍力——據日俄戰爭期間被俘的日本參謀本部少校軍官供認：「我們了解，俄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且在資源上是強於日本的，但俄國只是在歐洲強大，在亞洲大陸的這一面，它是弱於我們的。」
在「內部不統一」的長期困擾下，俄國外交策略開始逐漸變得與其自身的經濟和軍事基礎越來越不相一致，而且變動不一、前後矛盾。在19世紀80年代，俄國奉行不結盟政策，在國際糾紛中逐漸與許多大國發生利益衝突，如德國、奧匈、英國。在德奧意三國同盟的壓力下，俄國和法國於1891-1893年間形成了對抗三國同盟的秘密軍事同盟。在1895年的「三國干涉事件」之後，俄國又給自己增添了一個敵對國家——日本。法俄同盟僅僅適用於歐洲，而不適用於遠東。雖然，俄法兩國在1902年曾就遠東聯合艦隊問題進行過討論，但最後無果而終。因此，在日俄戰爭爆發前，俄國在遠東處於沒有盟國支持的艱難境地。而且，由於俄國侵略中國的野心過大，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列強都站到了日本一邊。
(三)威脅預判和戰略謀劃失誤
俄國海權戰略有著自己的「大局觀」，其失策的主要原因在於對威脅預判不準確。俄國沒有考慮到日本會突襲率先挑起戰爭的可能性，它猜測：日本應該「理性」地選擇在歐洲戰爭爆發之時挑起戰爭。對於俄國來說，「歐洲戰場」被認為是首要戰場，而遠東戰區的勝敗則被認為對於「世界大戰」來說是無關大局的。關於此種「大局觀」，俄國軍事學家司偉琴(А.А.Свечин)有過經典的分析評述：「在對戰爭的準備上，我們落後於日本人——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把戰爭的遠東戰區歸為第二重要。按絕大多數人的看法，滿洲命運的解決必須取決於歐洲戰場的勝利。我們準備好了遭受最壞情況——日本在大規模的歐洲戰爭爆發之時向我們宣戰。在當時的情況下，主戰場乃是臨近西方的德維納河和第聶伯河之間的區域，所有為了取得第二戰場優勢而對我們在決定性地點力量的削弱都是錯誤的。在亞洲的勝利並不能補償在歐洲的失利；與此相反，歐洲戰爭勝利之後我們在柏林和維也納簽訂的條約則是完全清除日本在滿洲戰績的開端。」
對於日本的戰略意圖，俄國一直沒能獲取可靠的情報，它只能根據猜測進行判斷。在俄國政府內部占多數的觀點是：在日本進攻大陸這一似乎不合情理的情況下，東京會滿足於迅速佔領朝鮮，而俄國對此種事態轉折將不情願地予以認可。在彼得堡，只有喀琅施塔得海島要塞的指揮官馬卡洛夫(С.О.Макаров)海軍中將和總司令部長官侍從薩哈羅夫(В.В.Сахаров)將軍預見到了日本突然襲擊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旅順軍港的可能性。
在威脅預判失誤的情況下，俄國海權發展的戰略謀劃也是不成功的，拿出的方案在很多地方是草率的和想當然的。在1901年，為調整三大海域力量發展戰略，俄國政府開始討論如何應對德國艦隊力量的大發展。尼古拉二世清楚地意識到必須加強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可是他所支持的觀點卻非常可笑：為了使波羅的海艦隊與德國艦隊力量相當，應當將波羅的海艦隊和太平洋艦隊聯合組成一支統一的艦隊，遠東艦隊必須能夠成為波羅的海艦隊的輔助力量。尼古拉二世同時還認為必須加強黑海艦隊(增至12艘裝甲艦和相應的巡洋艦和佈雷艦)，使其不僅能夠完成「博斯普魯斯遠征」，而且能夠沖入地中海區域。
對於尼古拉二世的幻想方案，僅有少數海軍軍官表示贊同，而大多數軍官包括海軍司令部都持質疑態度。大多數海軍將領認為，基於俄國的地緣特性，俄國無法實現三大海域的互相支援，因此對於沙皇提出的波羅的海艦隊和太平洋艦隊的聯合計劃表示反對。他們指出，即便在戰時能夠將軍艦從太平洋安全地調回波羅的海，那也至少需要兩個月的時間。在此期間，波羅的海艦隊將被強大的德國艦隊削弱，遠方趕來的增援艦隊不可能帶來明顯的益處。按此邏輯，很顯然可以反推出，如果日本海軍在遠東強於俄國，那麼從波羅的海向太平洋調撥增援艦隊同樣不能起到作用。但是，前文所述的羅日斯特文斯基報告故意淡化日本海軍在遠東的相對優勢，並認為波羅的海艦隊調赴遠東是可行的，同時還荒唐地提出從黑海向遠東調派增援艦隊。事實上，該報告基本上是為了逢迎沙皇的觀點，它故意忽略了英國會在地中海妨礙俄國軍艦行動的事實。受這份報告的觀點影響，日俄戰爭爆發後，俄國報刊中出現了將黑海艦隊調往遠東的提議，而俄國外交部則很現實地堅決予以反對，因為這將形成對俄國來說更加麻煩的「第二戰場」(與英國在近東)。
威脅預判和戰略謀劃失誤還集中表現在俄國周邊三大海域力量發展計劃的制訂中。比如，臨近日俄戰爭爆發之時的1903年底，在俄國政府制定的1904-1914年海軍戰略發展計劃中，並無對日本威脅的應有的重視，卻決定將大部分物資投入建設黑海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在3.71億盧布的預算撥款中，70％的經費將用於建造16艘戰列艦(其中7艘指定給了黑海艦隊，9艘指定給了波羅的海艦隊)，而遠東僅僅計劃增添13艘炮艇。
俄國亞太戰略與海權戰略的失誤
如前所述，俄國海權戰略的「不協」不僅體現了軍事方面的失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亞太戰略在經濟、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矛盾。正是由於在長期和宏觀的戰略上缺乏「一以貫之」，俄日關係逐漸惡化，併產生了難以妥協的利益糾紛。縱觀日俄戰前十年，具體而言有如下三次策略抉擇對於日俄交惡、開戰並結局具有重大影響。
(一)「三國干涉還遼」之失誤
在日俄戰前，兩國之間的利益矛盾由來已久，向前可追溯至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當甲午戰爭臨近結尾之時，遠東複雜的國際糾紛也愈益公開化，中日兩國政府爭相拉攏相關歐洲大國。李鴻章通過總理衙門連續向全世界報告中日馬關談判的經過，提醒列強日本控制接近北京的直隸灣將導致日本對中國的控制，這將會嚴重影響列強的在華利益。日本方面則向相關國家進行瓜分中國的暗示，它表示不會反對英國索取舟山群島或者德國佔取中國東南某個省份，也不會反對俄國佔據北滿作為補償。在這場由中日戰爭引起的遠東國際糾紛中，歐洲列強各懷鬼胎：英國認為俄國是其在遠東的主要對手，於是想利用戰勝的日本阻擋俄國南下與其爭奪在華利益，因此表示「沒有發現自己有理由干預這次談判」；法國在歐洲需要俄國制衡德國，不得不盡量滿足其盟友在遠東的需求，表示「同意將使自己的行動與俄國相符合」；德國積極支持俄國的東進政策，一方面希望促成俄國與英國在遠東的矛盾激化，一方面也希望藉此讓俄國調開部分西線軍隊以間接削弱俄法同盟對德國的壓力，因此表示「現在已經做好準備參加俄國認為在東京所必需的任何行動，要使日本清醒它不僅要放棄割占含有旅順港的南滿，還要放棄割占澎湖群島」。
概括言之，俄國當時的應對策略可有三種選擇——「聯中抗日」、「聯日削中」和「消極觀望」，其戰略決策的關鍵是從中選出一種最有利於俄國的方案。高層大臣會議的爭論核心在於是否應當針對日本進行軍事干涉。最後的決議傾向於以財政大臣維特為代表的「對日強硬派」，而以總司令部長官奧勃魯切夫為代表的「聯日削中派」的方案則因屬於少數觀點而未被寫入決議。在此後的御前會議中，維特成功地說服了本來持對日妥協觀點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完全採納了維特的方案。事後看來，部分高層屬意的「聯日削中」策略未必對俄不佳：日本將來必與英國產生矛盾，俄國不應阻礙日本侵華，而應與其進行利益妥協(以南、北滿劃分勢力範圍)，並鼓勵日本儘快走上挑戰英國在華利益之路(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自己走上了這條路)。
(二)「旅大租借」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戰略漏洞
「三國干涉事件」之後，俄國政府遵循維特的設計方案，以「拯救者」的身份對中國進行了經濟上的「和平侵略」：首先，法國人投資佔大多數而俄國人掌控下的華俄道勝銀行(成立於1895年底)向中國提供了大筆貸款(清政府用以加快完成對日賠款)；其次，1896年6月3日，維特、洛巴諾夫和李鴻章簽訂了在遠東「共同對日」的「中俄密約」，中國為此答允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橫穿中國東北直達海參崴。與此同時，隨著清朝在朝鮮勢力的消失，俄國開始在朝鮮發展自己的勢力與日本相抗，並簽訂了洛巴諾夫-山縣協定(亦稱1896年6月9日莫斯科議定書)，實際上確立了日俄兩國對朝鮮的共管。
如上所述，俄國勢力在遠東的滲透是非常迅速的，而且這一成功是在沒有明顯提高在遠東的陸海軍力量的條件下實現的。不過，隨著「膠州灣事件」的發生，俄國政府在遠東再次面臨著艱難的抉擇。按照沙皇的指示，針對德國佔領膠州，為討論遠東不凍港問題，1897年11月26日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按照維特在其回憶錄中所說，他由於已預見到(強佔旅大)這個步驟「是一件後果嚴重的事情，必將以慘禍結局，於是同外交大臣和陸軍大臣爭論了好幾次。」對於維特指出的——英國和日本都將不會對此漠然處之，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聲稱這點由他來承擔責任，他相信：無論日本還是英國都不會對此採取任何懲戒措施。」這次會議最後還是決定不佔領旅順口或任何其他港口。尼古拉二世儘管對維特的意見「感到不快」，但還是同意了他的主張，於是在擬定的會議記錄中寫入：「陛下並不希望贊同外交大臣的建議。」然而會後不久，尼古拉二世和維特的政敵穆拉維約夫便改變了會議決定，開始著手強佔旅大的軍事行動。強佔旅大這一決策給俄國在遠東帶來了不少麻煩，中國和日本出於不同的原因對此都感到非常憤慨。誠如維特所言，俄國佔領了「曾經迫使日本離開的、在它打了勝仗後奪得的這塊領土」，進一步把俄國引向了「不幸的對日戰爭」，同時還「破壞了同中國的全部傳統關係」。
由於「旅大租借」問題，俄國的注意力從朝鮮轉回滿洲，俄國將在遠東的軍隊戰術單位由旅提升到了軍，同時還成立了專門保衛中東鐵路的護路隊。俄國人千方百計地奪得了旅順這一遠東不凍港，但是在保住這一據點的戰略上則存在著重大失誤。最為重大的失誤在於財政方面。按計劃，旅順軍港要塞工事的徹底完成要到1909年，對於旅順要塞的撥款不僅是微薄的，甚至還少於對大連的撥款。財政大臣維特對此不能說沒有責任，他忽略了軍事撥款(亦即加快旅順建設)的優先性：在1904年前，由於財政赤字，對於旅順的實際撥款只有460萬盧布，而對於大連的撥款卻超過1850萬盧布，且這些撥款主要是用於大連自由港的基本設施建設而不是用于軍事防禦工事。從戰略上看，如果大連沒有堅厚的防禦工事而被敵方攻佔，那麼大連將成為敵方可以利用的進攻旅順軍港的良好基地。
在俄國遠東海軍戰略制定的過程中，對於旅順的利用也存在巨大的戰略漏洞。旅順離海參崴1500公里，這便決定了海參崴對旅順的支援並不能很快到達，同時旅順本身並不擁有支撐海上關鍵戰役的持續物資儲備，這也就使得遠東大總督阿列克謝耶夫選擇在旅順施行保守的防禦方案。按照阿列克謝耶夫的方案，俄國在旅順的海軍戰略從一開始便是防禦性的，俄國希望依靠旅順為據點控制附近海域，以阻止日本人在遼東半島或者朝鮮西海岸直接登陸；俄國希望通過海上防禦贏得時間將陸軍調赴滿洲，這樣才能真正防守住旅順這一據點；與此同時，俄國可以自海參崴派出巡洋艦向日本的船艦發起進攻並割斷其海上交通線路。正是由於這種方案設定，阿列克謝耶夫堅持在海參崴保持4艘巡洋艦作為「牽制艦隊」。當俄國在遠東的海軍艦隊實力弱於日本的情況下，分散性的戰術其實不利於集中一點的大規模戰役，因為一旦戰爭爆發，俄國在遠東的重要據點旅順是非常需要這些「牽制艦隊」來抵抗日本艦隊的。另外，俄國在海參崴的艦隊，由於離旅順航程過長(且還需防衛海參崴要塞)、船艦的作戰能力以及自身目標太明顯，僅僅能完成襲擊日本商船的任務。
(三)日俄戰爭的導火索
1900年夏季，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之時，隨著俄國軍隊開入中國東北，列強對於俄國的對華野心開始愈益擔憂。在列強中，英國，作為俄國在華的主要勁敵，與日本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1901年9月7日，列強與清政府簽訂了《辛丑條約》，此後各國軍隊陸續撤離北京，俄國軍隊何時撤離中國東北便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1901年底，日本政府內傾向於對俄妥協的伊藤博文訪問俄國。伊藤博文提出了他認為可以向日本國內「好戰派」交代的協議基礎條件：俄國應當徹底讓出朝鮮，任憑日本全權主宰；日本則容忍俄國佔領關東州並修築通往旅順口的中東鐵路支線，但要俄國從滿洲撤軍並實行門戶開放政策。(63)與此同時，日本與英國的談判也進行到了最後階段，伊藤博文此行不過是最後的與俄妥協努力。俄國政府並未接受伊藤博文的協議基礎，而是用反建議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頂了回去，這便加速了英、日兩國關於英日同盟的談判。
1902年2月12日，英日宣布建立同盟關係，這對於俄國政府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利的信號。在列強的一致反對下，俄國很難再拒不撤軍，遂於1902年4月與中國簽訂了《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雖然簽訂了撤軍協定，但是俄國政府內部的遠東政策分歧並未解決，正如前文所述，「三巨頭」之間的分歧以及同「別佐布拉佐夫集團」的爭鬥，對俄國遠東政策的制定也在產生愈益嚴重的惡劣影響。在「對日強硬派」的影響下，俄國在撤軍最後期限到來之時非但沒有按約撤軍，反而繼續增兵。這樣一來，俄國與日本在遠東的利益矛盾已徹底不可調和，只能走向戰爭。
隨著俄國對中國東北的佔領和意圖吞併，在1903年時，俄國在西伯利亞軍區和阿穆爾軍區的駐軍已增至4個西伯利亞軍和兩個獨立師。在此一階段，俄國政府雖然一直向遠東持續增兵，但對於其他地區也從未放棄侵略野心。1900年初，基於對英布戰爭的背景，外交大臣穆拉維約夫曾向沙皇提交了一份絕密的報告——《沙皇外交當局論1900年俄國在東方的任務》。穆拉維約夫在報告中提出，可以利用英國在南非陷入挫折之時，調整緊縮俄國在遠東的開支而把力量轉向中亞和近東——在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增加俄國的影響，而他著重強調的是，俄國必須立即明確博斯普魯斯計劃。對於遠東的問題，穆拉維約夫反對在朝鮮建立加煤港，理由是，為了保住此一據點便必須在加煤港修建防禦工事，而這是需要龐大開支的。海軍部長官特爾托夫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日本是俄國的天然敵人，而旅順不能勝任對日作戰基地的使命，且與海參崴相距過遠，這是俄國遠東海軍在戰略上的重大弱點。鑒於此，他指出，為了使兩地海軍互援，便必須在朝鮮南部取得一個加煤港。俄國政府最後決定租借朝鮮的馬山浦為加煤港，但是馬山浦並沒有建立防禦工事。俄國人的戰略假設是俄國艦隊取得對日本艦隊的絕對優勢，這樣馬山浦便能發揮其戰略作用——在此駐紮的俄國艦隊可以利用馬山浦儲存的煤為能源，進而封鎖日本西海岸和下關海峽。可事實上，日本艦隊比俄國太平洋艦隊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俄國在遠東地區的陸、海軍戰略協調也存在著嚴重缺陷。在陸軍方面，前線軍區的作戰方案必須經過庫羅巴特金和總司令部的審核，而且彼得堡有權進行修改。然而，在海軍方面，遠東大總督阿列克謝耶夫的作戰方案卻不必經過類似的審核。這樣一來，戰爭中陸海軍協同作戰勢必成為不可能，因為不論海軍部還是陸軍部都不清楚阿列克謝耶夫在遠東的海軍作戰計劃。在海軍部和阿列克謝耶夫之間，除了偶爾的私人聯繫，關於重要問題並不存在系統的信息交流。
海權與陸權的邏輯
本文著重評析俄國海權戰略，並非言其可完全決定日俄戰爭之勝敗，海權戰略之重要性需結合陸權戰略方可得見。
日俄戰爭之時，從日俄兩國在遠東的力量對比來看，任何與日本的大規模軍事衝突都需要從西伯利亞和歐俄部分向遠東調派援兵。俄國陸軍在日俄戰爭前共有20個步兵軍和2個騎兵軍，然而這支強大的部隊卻不能全部調往遠東，因為它的主要任務還在於防備西方的德國。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及時將適量的軍隊和給養運送至遠東前線。在1901年底，俄國在南滿和「關東區」總共動員了約6萬士兵，而將如此數量的部隊聚集起來並做好戰備，需要不少於60天的時間。與此同時，日本卻早已能動員數十萬的軍隊發起進攻。至於俄國駐紮在外貝加爾和西伯利亞軍區的絕大多數可用於增援部隊，從動員到能投入戰鬥，需要5-6個月的時間。此外，對於日俄戰爭的結局而言，西伯利亞大鐵路的作用至關重要。在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之時，外貝加爾段鐵路以及中東鐵路的運輸能力每天不超過四對列車，而南滿鐵路的運輸能力每天不超過三對列車。可是，將軍隊調赴前線聚集並展開，每一個軍需要90-92列火車。由於運輸能力的限制，當時的俄國如遇突發事件是無法立即將足夠的兵力和給養運至遠東的。在日俄戰爭前夕，俄國在遠東的陸軍兵力總共不過12萬左右；日本陸軍卻已擁有步兵156個大隊、騎兵54個中隊、野山炮兵106個中隊，其中僅在中國和朝鮮地區的駐軍(台灣2個混成旅、朝鮮1個步兵大隊，中國華北7個步兵中隊)便大約有20萬人。而且，日本並無如俄國防備德國一樣的後顧之憂，它可以傾全國之力展開對俄作戰。
基於以上所述，正是由於俄國在遠東陸軍兵力有限且運輸能力不強，取得對日制海權才顯得異常重要，因為只有利用海軍儘可能遏制或延緩日軍登陸，才能向遠東調集足夠的兵力贏得戰爭優勢。俄國的海權戰略與陸權戰略有緊密聯繫，單獨讓其中之一為對日作戰的失敗負全責是不客觀的，二者同等重要，應一同為日俄戰爭前俄國在遠東的軍事劣勢負責。
古人云：「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從短時段以及軍事方面來看，俄國的海權戰略須對遠東戰前俄軍的劣勢負很大責任。如前所述，俄國的經濟基礎並不能完全滿足俄國在三大戰區、東西兩線都實施積極進取的政策。然而俄國急於達成自己的戰略目的，其海權戰略存在著狂熱的冒險主義傾向，且在宏觀部署上並不協調。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俄國政府內部派系鬥爭嚴重，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制定一貫和一致的戰略。於是，俄國缺乏軍事基礎的「強硬而不妥協」的外交政策導致了它在遠東「騎虎難下」，並最終將其引向了一場準備嚴重不足的戰爭，並最終慘敗於日本。
但從長時段以及總體大局來看，海權戰略只是俄國全球大戰略所涉及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的一部分。具體針對日俄衝突而言，亞太戰略中的不協和失誤才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決定日俄關係走向的種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須為俄國戰敗負主要責任。因為20世紀初年的戰爭已經越來越具有與之前戰爭不同的特徵，如欲贏得一場戰爭的勝利，便需保證其政府各部門一致地發揮國家綜合力量進行「全面戰爭」(總體戰爭)，而這便要求在戰爭前及早制定出整體配套協調的宏觀戰略。對於制定宏觀戰略而言，基本要求便是將政府各部協調統一，但日俄戰爭前的俄國政府則連這樣的基本要求也未做到。在日俄戰爭前，俄國的亞太戰略是逐步形成並付諸實施的，對制定這一戰略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有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幾個方面，在這幾個方面的共同影響下形成了「分裂的共識」。正是根源於亞太戰略決策中各方面的分歧和失誤，俄國才一步一步遭遇了慘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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