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簡古典世界史
這則小札中，我將極為概要地闡述古典世界歐亞大陸的發展脈絡，將「軸心時代」「城市國家」「古典帝國」「三世紀危機」「宗教時代」等重要概念解釋清楚。其中，三國就是秦漢帝國的「三世紀危機」（羅馬史概念），一部《三國演義》就是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唯有讀完這則札記，才能真正進入我之後將論述的主題《世界史視角下的三國》。
1
軸心時代
歷史課上教授問德國學生，何為Achsenzeit？竟無人能答，唯有一人弱弱地說，是不是軸心國的時代？……我趕忙舉手享受一下打臉的滋味，說這「軸心時代」是德國人Karl Jaspers提出來的。我的理解是：公元前8世紀到前2世紀之間，歐亞大陸上的數個文明，同時且各自獨立地湧現出一大批思想家，提供了異常豐富的原創思想，如希臘的哲人，中國的諸子，希伯來的先知，印度的釋迦牟尼、耆那以及沙門思潮的其他思想家們，還有波斯的查拉圖斯特拉（Zarathrustra）等等。當時我用德語表達肯定沒那麼周全，但仍然被當成了一個大大的Klugscheiss。後來我答不出教授的問題來時，下面就有輕笑聲了，裝逼早晚被雷劈。
雅斯貝爾斯的這個概念，本是來反擊黑格爾獨尊基督教的學說的。他認為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歷史發展脈絡，且今後還將繼續下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歐亞大陸數條併流的文明長河：軸心時代思想直接影響了當今世界七大宗教的形成；那喊得震天價響的「自由、民主、平等」得回溯到古希臘時代；而流在中國人血液中的「溫良恭儉讓」的人格，總是要以孔子為典範的。「三綱五常」也好，「普世價值」也罷，萬變不離其宗，後人只不過是在「軸心時代」思想的基礎之上進行了些演繹發揮而已。算來算去，也許就只有我們偉大的馬列主義未曾在「軸心時代」落下過痕迹了。若把「軸心時代」的全部經典集結成叢書，它必是全世界人類文明的至高寶典，言簡意賅、深藏大道，需要每個文化圈裡最智慧的學者花一輩子的時間去體悟。
對「軸心時代」特點的總結，鄂爾堪納（Elkana）的觀點得到廣泛認可。他認為這是人類文明體發展到一定規模之後，社會複雜化帶來的危機引發了反思能力的出現，即對思想本身進行反思(thinking about thinking, secondorder thinking)。我曾這樣取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在道生一時，我們有了「自由」；一生二，我們需要「平等」，自由相應地被限制了；二生三的時候，純粹的平等也很難實現了，我們製造出了「民主」，因為二對一已經可以完成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了。可這也就造成了「三生萬物」，因為三個看似完美無缺、顛撲不破的真理自相衝突制衡，人間萬事由此而起，再也不可能恢復最初的理想。「軸心時代「思想，就是對人類早年那些簡單粗淺的概念進行反思和再定義。我把它比作人類少年時的第一次青春勃發，影響其一生的思維方式與性格在此時萌動，就如同中二少年首次感知到了複雜的世界，同時也通過回顧自己短短的生命而知道了自己在這世界中的位置。
（和雅典學園對應的，正是齊國臨淄的稷下學宮）
2
古典帝國
我們順著Karl Jaspers的思路往下想，公元前2世紀之後分立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兩大帝國：漢朝與羅馬，無疑就是「軸心時代」思想的初步總結。在這個動勢上，中西雙方的步伐是差不多一致的：希臘哲人的學說都來自於城市文明，也就是城邦政治；而諸子百家中，老子孔子墨子的思想，其實也都是城市文明的產物。爾後，在西方羅馬的興起，繼承希臘文明遺緒並以羅馬的法律約束之；在東方秦國的興起，由法家一統百家，初步建立律令制的國家。在嗣後的漢代，百家思想依然是律令之外重要的社會紐帶和統治基礎，故有「外儒內法，濟之以道」的說法。
公元前202年，羅馬的西庇阿在扎馬戰役中擊敗了他最強大的對手，迦太基的名將漢尼拔；同一年，漢朝的韓信在垓下之戰中圍殺了強勁的敵人項羽。兩個大國幾乎同時擊敗了競爭者，奠定了其霸業的基礎。後來又經過一段時間的內戰和重組，這兩個大帝國正式在西歐和東亞建成，分峙在歐亞大陸的遙遙兩端。他們以絲綢之路相連接，甚至有過官方的接觸。其間，又崛起了安息帝國和貴霜帝國，這四個古典帝國彼此聯結，幾乎佔有了整個北緯45-25度之間的土地。這就是「世界史」第一次成型的時刻。
漢朝與羅馬這兩個律令制的古典帝國，強大、文明而有序，維持了長達三四百年的時間，深刻塑造了各自文明的根基，直到今天仍盤踞在集體無意識之中千尺之深。這種光輝而榮耀的「古典時代」，同樣也好比中二少年的初步成熟，寫下了人類文明最美好的十八歲記憶。
關於漢朝與羅馬的比較研究，在學界已有近百年的傳統，民間也很關注，比如甘肅發現的疑似古羅馬軍團遺址，成龍的電影《天降雄獅》正取材於此。但是大多限於某一角度、某些細節的研究，缺乏成型的理論框架。唯有1994年德國學者Christian Gizewski發表的一篇論文《羅馬與中國古代史比較：論大古典概念的可能性》（R?mische und alt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im Vergleich: Zur M?glichkeit eines gemeinsamen Altertumsbegriffs）最具魄力。這篇文章大膽地批判了歐洲自蘭克、蒙森以來已成型的「古典」概念，認為「古典」既然是一個時間概念，為什麼要限定其地域呢？希臘、羅馬固然是歷史學應該研究的古典，中國秦漢就不是了嗎？文中詳細指出了兩個大帝國歷史的相似性，這點我們下文會繼續說。可惜，這篇論文並不能改變歐美古代史研究的實際狀態，中國史至今仍主要由漢學家來研究，而精通拉丁文不懂中文的歐美古代史教授們，很少「撈過界」去管這些。所謂的古代世界史，在歐美依舊是古代（地中海）世界史。我的導師就曾對我承認，中國史對於他始終是個謎，並且問我：為什麼每一個朝代都要建一個新的城市作為首都，讓他覺得像古埃及。杜維明也曾在書中說過他的美國教授告訴他，想研究中國史可以去讀讀拜占庭史，因為他們都是存在千年的封建王朝……
我認為不只漢朝-羅馬的比較研究要多做，古典世界是完全可以一鍋端的，放在一個大概念下去研究。Karl Jaspers和Christian Gizewski這兩人的思路非常正確，下面兩小段我會給出一些大概念研究的例子，作為日後治學的目標。如果只想讀「古典世界極簡史」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第5節去看。
（民間想像中的漢朝與羅馬）
3
老子、孔子與墨子的城市思想
上文中，為什麼我說孔子墨子思想也是城市文明的產物？其中有許多需要理清的頭緒，否則官方歷史的單一視角將會遮蔽經典的本相。從黑格爾開始，到馬克思再到天朝的歷史解釋系統里，似乎我國一直是一個廣土眾民的凝固體，一個扁平而龐大的小農社會，千年不變地盤踞在極其廣袤的土地上。但只要稍微用心讀點史料，便會發現，我國歷史一直處在一個活躍的動態之中，換一個思路看問題，一些傳統老舊的思想可以立馬獲得新生。比如現在我就說說老子、孔子、墨子所處的社會到底是個什麼形態，又如何影響了他們的思想。
杜正勝的《周代城邦》已經有詳細的論述，「國」最早指的不是一片廣土眾民的領地，而只是「城」（或「王城」）而已，「國人」與「野人」就是城裡人和鄉下人的區別。後來有了「縣」，縣就是「懸」，孤懸域外的飛地，是國君派到遠方去開闢的新基地。這樣，圍繞「國」和「縣」才有了兩個分離的圓，直到這兩個圓慢慢擴張彼此聯接為止，一個普遍意義上的「國家疆域」才算形成了。但是「縣」的領袖因為相對獨立於「國」，往往有很大的權力，比如戰國早期楚國的很多縣侯，都能獨當一面；直到戰國中期的齊國，靖郭君田嬰在薛建城，他兒子孟嘗君就發展為一個獨立勢力，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於是在戰國後期就出現了「郡」，郡就是「君之邑」，相當於直接受命於君主的縣，由中央派出官僚加以統治，隨時可以撤換。這樣的「郡」更易控制，而「縣」被中央打壓，所以最後形成了郡管轄縣的「郡縣制」。
這裡花了很大功夫來解析國、郡、縣的發展過程，如果讀者了解日本歷史，立馬就會有所頓悟，為什麼現在日本縣比市大？古代日本縣稱為國？怎麼一個統一的國家可以有六十六國？很簡單，國本就是城，直到江戶幕府時代還頒布《一國一城令》堅持這個傳統。這些城國對於中央政府來說就是「縣」。日本因為一直保持封建制度，所以其用名設事，頗有古風。
鋪墊許久，終於可以進入正題了。春秋和戰國早期的國家，其實都是城市國家，杜正勝直接說成「城邦」，是引發大家對於腓尼基城邦、希臘城邦的聯想。從英文City-State或德文Stadtstaat看來，「城市國家」「城邦」翻譯沒有差別，甚至德文的Staat和Stadt更切近於「國即城」的本義。於是我們就明白，那個時代的三位大哲，老子、孔子、墨子，都是城邦哲學家，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柏拉圖、蘇格拉底他們，相差並不甚多。
比如老子說「小國寡民」，這時我們就該理解，這個「國」就是城邦。城邦政治學就是西方政治學的基礎，把老子的「無為」放到城邦政治學上來理解，立馬就可以和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學說互通有無了。
孔子在《論語》中所想要治理的「國」，從來都是城邦性質的。他從沒想過去晉、楚這樣的大國去主政，一直在魯、衛、鄭這樣的小國徘徊。井上靖《孔子》中認為他的徘徊是欲去晉楚而不能，這樣的設想是錯誤的。從孔子一生行事，很多處都可以看出他的城邦思想。比如孔子主政魯國時施行「隳三都」，即意圖拆毀季孫氏等三卿的都邑，其中心概念就是恢復魯國的「一國一城」。現代片面地解釋成了打擊貴族的權力，那為什麼早先公山不狃以費城為據點叛亂時，孔子想要前往效力。（《論語.陽貨》「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而後來又在「隳三都」中打跑了公山氏，毀了費城，難道孔子是個反覆小人嗎？非也，孔子欲往費城的意圖就是「吾其為東周」，想在那裡恢復城邦政治的道統。後來主政魯國也還是秉持城邦政治的原則，從這點上來看，助費和滅費都是一以貫之的，只不過施政環境不一樣了而已。同樣，佛肸以中牟城為據點獨立於晉國的時候，「佛肸召，子欲往。」（《論語.陽貨》）難道孔子是喜歡參加叛亂嗎？難道孔子學生記載這些是為了黑老師嗎？非也，這仍然是為城邦主政的傳統。明白了當時人的想法，才能真正看懂當時人的記錄。孔子與弟子們深深地涉入衛國政治，仍是同理，衛國因他特殊的商業優勢，應該是春秋戰國期間最成功的城邦，也湧現了無數優秀的人才，故而一直存活到戰國最後，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才正式滅亡。
在《論語》經典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一章中，孔子學生們所闡述的政治理想，都帶有鮮明的小國政治的傾向。子路的「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的「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 這些都是城邦政治思想的產物，可見和老師是上下如一的。
以這種城邦政治思想看《墨子》，更能看出新意。《墨子》一書，分為很不相干的幾大部分，卷一是墨子的一些散論，卷二到卷九是墨子最核心的「兼愛非攻」等幾大命題，卷十和卷十一是最難理解的《墨經》，卷十二到卷十三是論語式的對話錄，卷十四到卷十五一變而為軍事手冊，真是駁雜無比，要如何貫通這些毫不相干的內容呢？答案是：城邦思想。
墨子姓不姓墨，為什麼叫「子墨子」，有很多的爭論。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有《墨翟非姓墨、墨為刑徒之稱考》，認為墨子的姓氏來自於古代的「墨刑」，很有道理。我再增補一條以明其義：《周禮.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漢書.刑法志》類似）。孔子門徒被稱為「儒者」，墨子門徒卻被稱為「墨者」，這兩個名稱的來歷其實都沒有明確的解釋。當年儒墨並舉，既然墨子對應墨者，為什麼沒有孔者？反叫儒者？關於「儒者」的考證，可以另成文章，但總而言之，這是古已存在的一類人，可能身懷法術（《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可能身有殘疾（侏儒；《廣雅》《荀子》中分別用作愚昧、懦弱之意）。在原始部落中，這兩類人本來就是一類人。因為正常男子都要擔上打獵勞作的義務，只有殘疾者才分配以特殊的義務，如盲法師、盲樂師，這些都是自古就有的。而「墨者」，也是古已有之的特殊職業，前引《周禮》已經言明：墨者，也就是受罪刺面之人，應該安排特殊的職責，就是守城門，這就跟受了宮刑的太監應該去宮裡一樣。那麼，我們看到，《墨子》十四十五兩卷軍事部分的第一篇，即以《備城門》開宗明義，說明「墨者」的天職，就是：城邦防禦者。
這樣，墨子的行跡都可以同條貫通地解釋了，他早年就學於儒家，受到了城邦政治思想的影響，後來愈發激進，終於和儒學決裂；他為了宋的存亡，去勸諫公輸般，是城邦思想；墨子曾經仕宋，後被司城子罕設計陷害下獄（曾見錢穆《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考》），而這個子罕後來篡奪了宋國成為僭主，可見墨子仍是作為城邦防衛者，而和「司城」起了權力衝突；墨子晚年到楚，卻並未出仕楚王，而是效力於魯陽文君、陽城君這樣的「縣侯」，活躍於中原，這和孔子如出一轍；他勸說魯陽文君不要滅鄭，並幫助魯陽文君阻擋韓國，還是城邦守護神一般的存在；最後，他的弟子孟勝，帶領墨團半數人員殉難在吳起死後引發的「陽城之難」中，在陽城君已經逃亡的情況下與孤城同死，將這種城邦保護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為什麼墨子有如此強的城邦思想？可能是因為他真的受過墨刑而成為上古意義上的「墨者」，也可能因為他本來是儒家學徒，這種城邦政治意識是一脈相承的。如此，我們再看《墨子》的分卷，便一目了然，卷一是墨子早年就學於儒家時候的言論，到卷二至卷九發展為他自己的經典論題，把守護城邦的思想升華為「兼愛非攻」，其他如尚賢上同、節用節葬、天志明鬼等，都可以在城邦政治學的語境下理解，而不該在大型國家的層面上理解，比如「上同」絕不是無條件的服從於上級，而是在城邦生活的語境下，和尚賢（賢人政治，甚至是哲人政治）、天志（上同於天）等理念相互勾連在一起的。《墨經》部分，是用於城邦哲學辯論之中的實用手冊，這點和希臘哲學的辯論傳統類似，而後面仿《論語》的部分，也和希臘哲學的談話體形式相同，這些都是借當時城邦生活的實用，以傳達自己學派的思想。最後兩卷的守城篇章，更是墨者的軍事義務。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墨者」作為一個流動的軍事宗教組織，在城市生活中的全貌：他們對所到的城市負有軍事防衛的義務，由此也享受市民生活的權力，日常可以談辯講學，也有固定的宗教生活、組織生活，是井井有條的教團。這樣一來，《墨子》全書從內篇到外篇，從理論到實用，就條理異常分明了。
戰國時代，城邦逐漸淪亡，變為大國爭霸。時移世易，後學不能理解當年哲人生存的環境，是以和他們提出的理論就隔了一層。幾千年學術，實際上都跳不出大一統帝國的固定視角。今天我們用古典城邦的普遍概念去透視經典，反而能看出很多新意，也許更能切近古人的腦迴路也未可知呢。
（雅典，古代城邦的範式之一。對於中國存在時間最長的城邦：衛，似乎還沒有系統的研究）
4
古典世界城邦一般研究
為了繼續申發古典世界城邦史這一課題，我自己塗鴉了一幅極不考究的地圖，大致揭示軸心時代北緯45度至25度之間的文明區域，其中囊括了四大文明古國，也包含了日後的四大古典帝國。然而最有趣的課題，是這個區域中的共性：城邦（城市國家）。人類早期的聚落慢慢壯大成為城市，最早的「國家」（如果有這個概念的話）也只能是城市，比如中文中的「國」本來指的就是城，而城外就是「野」。
然而由於農業耕地的有限、城邦政治的不穩定性，城邦發展到一定程度，只能通過「殖民」的方法，消解內部危機。（參見Finley《古代世界的政治》p.77）也就是說，把部分居民派到或趕到更遙遠的地方去另建一個根據地，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城邦。如果以每個城市為中心畫一個圓的話，這個新城邦必然在舊城邦影響力所及的「大圓」之外，重新開創一個圓點和其「小圓」，慢慢再繁衍生息，擴大規模，直到後來自己也達到飽和，開始孵化更多的「小圓」。如此循環往複，漸漸塞滿北緯45度至25度之間的宜居地帶，隨後早期「殖民」的浪潮消退，代之以城市國家之間的資源爭奪、邊界衝突，甚至是大規模、曠日持久的戰爭。在希臘羅馬文明的鼎盛時期，這種戰爭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檢索雅典、斯巴達、羅馬等城市的歷史很少有哪一年不在作戰(參見Finley《古代世界的政治》p.24)，春秋時代的中國也是同樣（春秋、戰國戰爭性質的研究參見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戰爭」代替「殖民」，成為消解城市內部危機、處理剩餘人口的最主要方法。由此也誕生一種成熟的貴族文化和戰士文化，在希臘羅馬，貴族就是戰士，在中國文士、武士不分家。一邊是持續不斷的危機和衝突，一邊是自我標榜、不懈追求的貴族和戰士，兩相刺激之下，精彩的軸心時代思想發軔於斯。不論在希臘哲人、印度沙門還是中國諸子那裡，我們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文化背景。但同時，城市國家的思想漸漸隱退，轉化為領土國家的意識形態，在西方是希臘-羅馬的變化，在東方是春秋-戰國的演進。最後，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整個文明區域由幾股大的統一力量，慢慢把其他勢力兼并，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四大帝國結構。
是的，這個理想的解釋模型，甚至可以用《文明5》的遊戲過程來展示（建立第一座城市--開發糧食--人口趨於飽和--生產移民--城市三格之外另闢據點--圈地：繼續開發奢侈品解決滿意度問題；同時控制人口--很快國與國之間開始接壤、爭地--發動戰爭--提高科技、生產力以應付更大規模的戰爭--滅亡對手或者被滅）。我尤其鍾愛沿著河流、湖泊或海洋慢慢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電腦則胡亂鋪城、大肆擴張，然而大家都是遵循著某種演算法在推演最優化的路線，以期在解決內政問題的同時發展和解放生產力。那麼，是否能在古典時代的真實歷史中，也找到類似的共性邏輯呢？
比如古典城市人口的上限大概是多少？拓殖外地建立新城的平均距離是多少？新城市又要多久時間達到飽和？（常玩《文明5》神標盤古的玩家，可以老練地推出電腦在多少回合內達到什麼樣的水平，不管地圖多麼隨機、電腦多麼亂鋪，其發展的大體節奏是可以把握的。）如果，把以上幾個數據的平均值找到，便很快可以建立一套數學模型，計算出北緯45度至25度之間固定的土地範圍之內（僅指宜居的），需要多少年、建立多少個城市、養活多少人口，可以把這片區域塞滿。再把這樣的數學模型代入羅馬史或中國史驗算，我們會得到大歷史脈動的節奏，從而更清楚地看到古典帝國形成的一般規律。
在這種粗疏的構想之中，數學模型是相對簡單的一環，前期的理論準備和數據採集才是難點。比如：你憑什麼認為中國春秋時期的國家是城邦？春秋諸國的形成過程都隱沒在西周史的黑暗中，在「戰爭」這一階段之前的「殖民浪潮」是很難證實的。（而「大希臘」的建立史則可以總結出很明晰的年表）
所以，在這一大課題之下，有無數的子課題等待解決。以下，僅綱領性地列出一些，等待日後慢慢完善：
--蘇美爾及其他兩河流域城邦、埃及古王國、印度摩亨佐達羅時代、十六國時代城市發展的簡單模型：因為史料的相對匱乏，數值和年代只能做最簡單的估算
--希臘城邦擴張的一般模型：羅馬和斯巴達則屬於征服型國家（參見Finley《古代世界的政治》）
--西周的殖民史研究：牽涉到夏商史的再討論-夏和商都是城市國家聯盟的首領，而非統一的領土國家；周是通過逐步的殖民--封建取代了商的地位的，牧野之戰只是一個分水嶺；吳太伯和漢陽諸姬的研究--西周在南方的殖民擴張；晉國和燕國早期史的研究--西周在北方的殖民擴張；宋、魯對殷的遺民的處置；齊國姜/呂姓氏族與中央政權的關係
--春秋幾個重要城市國家歷史的研究：衛國史（衛國的工匠暴動和國人暴動，衛國和邯鄲的特殊關係，孔門眾人和衛國政治）；鄭國史；宋國史；齊國的五都分權體制；重耳和孔子對中原城邦的周遊。（這是基於杜正勝《周代城邦》所展開的課題，也是最有趣的觀察角度。）
--早期西域史的探索：史料極度匱乏，大概只能向《希羅多德歷史》甚至《穆天子傳》這樣可靠性很低的作品求助了。
當然，我們也可以不要搞的那麼學術。幻想戰國時代末期，整個文明世界傾向於兼并統一，城邦時代的垂暮。這個時候一個錢財大把、武功高強的少年，從東海之濱的齊國，經即墨-臨淄-濮陽-邯鄲-咸陽走出中國，過義渠，穿西域，抵達絕域亞歷山德里亞（Alexandria Eschate，亞歷山大東征的最遠端），然後遍游蘇薩、巴比倫、耶路撒冷、推羅、羅德島、雅典、科林斯、孟菲斯、迦太基、羅馬，最後到達漢尼拔在伊比利亞半島最南端的軍事據點：加的斯，在赫拉克勒斯石柱（直布羅陀巨岩）寫下：俺老孫到此一游。這一路上他描述各處的歷史傳說和風土人情，豈不就是一個古典版的《看不見的城市》嗎，順道不也寫盡了軸心時代的城邦史嗎？
（不好意思開了一波腦洞XD）
5
三世紀危機
前面兩段開了一些腦洞，現在讓我們收回來，繼續梳理古典世界的同步歷史。「軸心時代」和古典帝國，從公元前8世紀開始構造偉大的思想，同時文明人類也不斷開疆拓土，在北緯25-45度之間的歐亞非三洲大陸上，建立起了數個並立分流的、又彼此接續不斷的文明體（尤其北緯30度被稱為貫穿文明古國的緯線）。亞歷山大的東征，兵鋒直達內亞。希臘化風格通過犍陀羅藝術影響佛教造像，並在數個世紀後仍然流佈於遠東世界。張騫出使西域，甘英已可以眺望西海。甚至公元166年，漢朝官方記載了大秦王安敦（羅馬皇帝馬可.奧略留）使節的來訪。已有不少學者致力於絲綢之路商業對於漢朝、羅馬政治的影響，更或兩漢對匈奴的打擊如何通過「多米諾效應」造成了民族大遷徙等等。總之，我們已經可以將這些古典文明當做一個聯動的整體來討論。
然而在公元三世紀，這個文明整體出現了巨大的危機，古典四大帝國中的三個：漢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安息帝國（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貴霜帝國（繼承了希臘化的巴克特里亞，三世紀中葉衰亡）宣告滅亡。但是「三世紀危機」這個概念，卻首提自羅馬史，因為同時的羅馬帝國，也經歷了深刻的危機動蕩，導致了漫長的死亡，大趨勢和東方帝國是一樣的。
因為中國在漢朝滅亡之後，又經歷過西晉的短暫統一，最終才被蠻族佔據進入黑暗時代，所以這裡我將漢朝以至於西晉統稱中華的「第一帝國」。拿這個「第一帝國」和羅馬帝國來比較，相似性異常驚人。這兩個帝國崩潰的內因，都是軸心時代原有的傳統逐漸失效，社會失序，地方勢力（軍閥或世族）崛起；外因則都是內部空虛導致大批外部無產者湧入（「五胡亂華」和「民族大遷徙」）。而兩大帝國漸漸解體的進程也非常一致：
在羅馬，內部的動蕩於四凱撒之年開始已經露出端倪（69年），公元三世紀終於表現為軍閥鬥爭和帝國的分裂（235-284年「士兵國王」時期），這一時期，既有高盧帝國之主波斯圖穆斯(Postumus，？-269)這樣保護地方安危的自治勢力，也有奧勒良皇帝(Aurelianus，214-275)、戴克里先皇帝（250-312）一類謀求帝國重新統一的英雄人物。雖然他們各有事功，但是力難回天。老帝國夕陽遲暮，不得不分割而治，如此日消月割，在最後的榮光（君士坦丁大帝，272-337）之後，亡於更強更猛的蠻族入侵狂潮。
在中國，漢朝完成了對舊諸侯勢力的溶解，但日益面臨世族崛起的挑戰。經過王莽的篡權（8-23年），劉秀撥亂反正，建立了向世族妥協的東漢。但政治仍日益惡化，帝國矛盾無法彌合，終於爆發了宦官、軍閥、農民起義等一連串的亂政，變為三足鼎立之局（220-280年「三國」時期，廣義自184年始）。這一時期也是人物輩出，如孫權（182-252）自保一方偏安割據，如諸葛亮（181-234）力圖恢復老帝國，又如曹操曹丕父子（155-220,187-226）用新制度重構帝國。但種種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晉武帝司馬炎（236-290）算是結束三世紀危機之人，但他身後又起八王之亂，西晉亦亡於蠻族大舉入侵的「永嘉之亂」。
總結下來，雙方都經歷了分裂-重組-滅亡的過程，經過一系列的曲折掙扎，最終被蠻族摧毀，淪入黑暗時代。從這個角度上看來，《三國演義》這一故事的藍本，有其深刻的悲劇性源頭，即整個古典文明在三世紀遭遇的動蕩，等於西方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諸葛亮等人的宿命，就是這種古典帝國遲暮時代，有識之士欲挽狂瀾卻難敵天命的悲涼。若那一代人，往後看看整個世界公元四至六世紀漫長的黑暗，只能悲憤垂淚苦無語了。
（三世紀危機中的羅馬帝國）
（三國地圖）
6
黑暗時代?宗教時代
黑暗時代其實並不像想像的那麼黑暗。如果把「軸心思想」比作少年的初步成熟，「黑暗時代」可以說是少年遭遇現實危機之後的一次內心反省，他變得內向、偏激、躁動不安，卻為以後的爆發積蓄著能量。三世紀危機之後，是一個宗教的時代，又被稱為「軸心思想的第二次突破」。
在羅馬帝國和漢帝國晚期，隨著舊傳統的崩解，新的信仰開始流行。希臘-拉丁文明被基督教信仰取代，東方儒法國家被佛教征服。這兩種信仰本身就在軸心思想里有極深的根系，在黑暗時代更是大行其道，全面接管了思想世界。當然你可以解說為黑暗時代文明倒退之後，迷信和蒙昧壓倒了古典的理性，甚至因為野蠻人的智商接受不了複雜的哲學思辨，宗教才會得勢。但這種制度化了的新型宗教，遠非一般迷信和原始宗教所能比擬。他們帶來一種真正的和社會生活相結合的信仰，對東西方的影響比古典文明還要深刻許多。在世俗政府全面遭遇失敗的情況下，他們卻是處處凱歌，構建了中古獨有的社會形態，甚至一度凌駕於國家權力之上。與此同時，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其他宗教也紛紛萌動，在這個宗教空前活躍的基礎之上，也就此誕生了精神內核最為強大而持久的伊斯蘭教。
公元七世紀才誕生的伊斯蘭教一出生就表現出爆炸性的力量，就此也成為基督教世界的千年勁敵。直到今天雖然伊斯蘭世界在科學技術的層面上落後西方，但他精神本源上和西方的分庭抗禮，表現在生活與思想的方方面面，不可能被消解，在21世紀看來，仍有強大不可估量的生命力。雖然自命為「文明進步」的人類不願意去理解，但如果不用「發展、進化」的視角來看文明的進程，一切都很好接受：你心中默認了一個方向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可歷史的邏輯並不然。每當人們感慨禮崩樂壞、世道不古的時候，歷史往往別開生面，超越人們的喜惡評斷。我們必須承認，任何發展方向都有他的道理，也不會總在高速地前進中，反而如湯因比所說，「停滯、衰亡」才是常態。一個方向的發展對另一個方向可能卻是倒退，逼迫不願「進化」的人強行「進化」，可能有歷史變遷的必然性，但絕不佔據什麼道德上的高點。
3世紀到9世紀間廣為流布的幾大宗教，不管在你的眼中看來「落後」與否，都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的進程，即便從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發展的脈絡上來看，他們也是貢獻良多、不可或缺的。往往是對上帝的崇拜，促進了啟蒙思想和科學理念的誕生；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塑造亦毋庸贅述。所以，伊斯蘭教的大爆發、基督教在西歐的鞏固、佛教道教在中古中國的鼎盛，其重要性不亞於「軸心時代」。這種宗教的繁榮，亦造就了唐代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豐富，儒道佛傳統三教和三夷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祆教，同時也存在伊斯蘭教）構建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基礎。從今天看來，唐代是一個商業和文學鼎盛的文明，哲學思想性上似乎有所欠缺，但其實若以宗教時代的觀點來理解，則是空前的昌明之國。（東亞日韓諸國的佛教信仰也受唐代影響極深）《西遊記》這一故事的藍本，要在這個大的「宗教時代」的歷史背景下去看，才具有全世界範圍的意義。
（其他地區，如在西歐和東亞之間的西亞、南亞世界：薩珊波斯在安息和貴霜衰落後興起，卻亡於伊斯蘭爆發，此後西亞都進入伊斯蘭世界。而南亞一直相對獨立，發展節奏似乎比北方世界的歷史主軸要緩慢。11世紀開始被伊斯蘭世界滲透，而傳統的印度教-佛教文明依舊保持緩進，直到今天在南亞、東南亞仍呈現出一種伊斯蘭與印度教-佛教各自頑強存在的態勢。）
（早期基督教的傳播和這兩位聖徒關係甚深）
7
宗教世界的三條道路
至此，我已經寫了不少關於城邦-古典帝國的發展進程，古典帝國的崩解也在論「三世紀危機」的小札中大致總結了。但是這都是從社會上層的角度去看，其實從下層看來，又別有一股力量，接過古典世界的旗幟，深刻構建了古典之後至今的世界，這就是宗教的力量，這裡不妨再就其發展過程嘮叨兩句。
宗教自蠻荒時代便以迷信、神話和多神信仰等形式存在，但這裡特指的是有強大組織形式的宗教。在軸心思想的諸多流派中，有的直接構成了日後的幾大宗教（希伯來士師、釋迦摩尼、瑣羅亞斯德等），有的宗教性較強卻發展成了秘密社團（畢達哥拉斯、墨子等，儒家也有這個傾向），有的則強調辯證而遠離宗教（希臘哲學，道家起初宗教組織性也不強）。這些思想，在古典帝國時代經歷了各自的起落，或被扼殺，或被接受。歷來強調的，總是統治者主觀選擇了某些學說作為統治手段，似乎帝國統治者本身創造了歷史。這就遮蔽了「宗教」自己發展的脈絡。
殊不知古典帝國的通性，就是完成了上層的城邦社會/貴族社會的統一，下層的治理是無力的，全靠民間自己的傳統和信仰。而這種傳統，很大部分是靠宗教自己傳播完成的，只有他在「原生態」的系統中勝出，才可能冒出頭來被統治者所接納。
比如儒家的勝出，不是由董仲舒一人提出「罷黜百家」就突然完成了的。從誕生之初，他就打破傳統提供一種面向下層民眾的教化（「有教無類」），經過歷代儒師的傳播，成為了與墨家兩分天下的「顯學」。墨家在戰國晚期更依附於秦國國家機器，按理說應該能蓋過儒家，但是他自己那種秘密社團性質的組織在下層不利於傳播，且隱隱對國家組織形成威脅，是以秦朝統一天下之後，墨家便突然銷聲匿跡，儒家則挺過了統治者的清洗（焚書坑儒）和漠視（劉邦）。余英時關於西漢儒家在民間的傳播，有很鞭辟入裡的論述，在《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中他講到：「移風易俗」絕不是一句空話，這就是當時儒家利用官方職務所進行的准傳教活動，甚至不惜因此和帝王發生衝突，以身試法而死（韓延壽等的事例）。在這種努力下，地方門閥漸漸放棄了俠的傳統（墨學），而接受了士的傳統（儒學），「遊俠的儒士化」（折節讀書）由下而上改變了社會風氣，而使統治者不得不接受。這種深入研究衝擊了「統治者扶持」論的刻板印象，讓我們感受到儒家作為一種准「宗教」力量，在民間奮力成長的過程。
不消說，基督教的成長過程更充滿了艱辛，在中東和羅馬有著無數的對手。一種描述是：基督教抓住了日耳曼系族裔的人口，才在古典晚期日益崩壞的羅馬帝國站穩了腳跟，擊敗了當時也很受皇帝支持的波斯密特拉信仰（密特拉和彌勒同源）。同樣還有婆羅門教和佛教在印度的爭鬥，雖然佛教也受到很多國王的支持，但是婆羅門教也同時進化（印度教），最終依靠強大的傳統力量打敗了佛教，把他從自己的故鄉清洗出去。這些，都可以看出非國家組織在下層的奮戰。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在古典世界崩解之後，也就是所謂的「黑暗時代」「軸心思想二次迸發時期」，宗教作為強大的民間組織，普遍出現在文明世界中。這時候遍地都是野蠻與文明雜處，傳統國家無存，山河支離破碎。殘存的古典城市繼續堅持其傳統，鄉野之間的人民或以武力自保，或追隨宗教組織遁世，外部無產者最先接受的是宗教，然後才是古典文明的其餘部分，於是，宗教引導了文明與野蠻的融合與重構。可以說，中古世界的歷史，不應該是國家史，而應該是宗教史。
這個視角有什麼意義？讓我們穿過層層歷史之幕，大膽放眼千年，瞬間便有了領悟。國家崩壞、宗教救世，在公元四世紀到七世紀，可謂全球皆然。但是這之後，不同文明的解決手段則大相徑庭。中國在經歷了魏晉南北朝的「中古世界」之後，由隋唐帝國重新統一，並且以儒教+科舉制度的強勢組合，開創了新的「四民社會」（農、工、商可以依靠讀書中舉來轉化為士）。宗教界雖然在唐朝依然鼎盛，但總體被隔離在「四民社會」之外，自生自滅。所以到今天，宗教的力量在社會中幾乎無存。中間經歷宋朝儒家的改革（第二輪的「傳教」）、明朝有意的消解（明朝開國團體，宗教屬性非常複雜，但他利用儒學合法化自身地位，因此遮蔽了本來面目），又有天朝的唯物主義思想灌輸，中國成為「去宗教化」最徹底的國家，相應地，國家機器的力量也最為穩定而強大。
歐洲經過了漫長的中世紀，並沒有出現第二帝國來重建羅馬的榮耀。教權與皇權一直處在激烈的爭鬥之中，中間複雜的消長過程和相互利用，在此略過。直到15世紀之後，「絕對主義」作為一種新的脈絡，漸漸開始統合歐陸上的各種力量，步步向近代國家邁進，然後又經過無數變化，最終奔向大眾民主，其過程可參見《歐洲文明史》《十九世紀三部曲》等書，寫出來就是一整部歐洲史。言而總之，就是在不統一的情況下，漸漸組成公民社會，把宗教的力量內化。直到今天，其仍然扮演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只是不再和「國家機器」衝突對立了。宗教與國家並存於公民社會，按照基佐的闡述模式，就有種百川匯海、萬折必東的感覺。
阿拉伯世界和印度，則呈現出另一種極端的景象：宗教引領國家前進，宗教力量始終盤踞在國家機器最上層，而其教條與傳統，一直深入社會最底層。哪怕是印度社會在被英國殖民幾百年之後，上層實現了表面上的近代化和民主，種姓制度卻是不動如山，仍然牢牢地把住下層。宗教勢力本就是自下而上的，如此則源頭活水、連綿不絕。阿拉伯世界的情況我不太了解，但他們的移民所到之處，仍然保持著極為強勢的宗教傳統，也可見得力量之強大。而阿拉伯國家的西化改革，成效甚微，1979年霍梅尼推翻巴列維王朝，在西方的角度上看是倒行逆施，但在阿拉伯世界的基礎上看來，似乎政教合一才是順理成章的。如此我們可以總結：阿拉伯世界和印度，從中古發展而來，幾乎沒有開始建立「近代國家」的進程，宗教的勢力凌駕於國家之上，至今仍牢不可破。
中國、歐洲、阿拉伯/印度，正形成了一個宗教與國家關係演進的光譜。由此，他們各自的歷史邏輯不同，思維方式也大相徑庭。到今天，這種差異性也未消解。甚至可以說，在「後現代」時期，各國的科技水平都追了上來，不復存在19世紀那種強勢輸入的情況，那麼這個時候，大家又恢復到前近代那種態勢：各自依照慣性發展，自我感覺良好，不會為外人所動。今天，西方社會想消化伊斯蘭移民，已經成了老大難問題。中國想要實現西方的公民社會，似乎也舉步維艱。這種差異性，其實就是中古時代以來的歷史慣性。全球化的是商品和技術，逆全球化的是宗教、社會形態和此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價值觀。
（在這種粗線條的分析中，英國以及他開創的一系列國家：美、加、澳。和英國位置相似的日本。以及我完全不了解的印尼，都處在這次觀察的死角中，未能歸納總結。把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合說，可能有點不顧教義之別而失於籠統。但單論北緯45度至25度之間的大陸文明，這種演進光譜和發展脈絡似乎是很清晰的。）
結語：至此，我已完成了公元6世紀以前歐亞大陸歷史的同步敘述。在那之後，東西方分道揚鑣，中國重新統一，而歐陸繼續分裂，兩者的歷史不再能等量齊觀，可比性較低。接下來的一系列文章，我將從「三國」與「三世紀危機」的共性入手，重述三國史，揭露一下「世界史視角下的三國」。敬請期待！
紫府夜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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