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我是如何在一年內讀完218本歷史專著的
2017年對我而言是讀書上的「大躍進」，從16年的115本到17年的231本，正好翻一番。我的專業是歷史，故所讀書籍以歷史類為主，共218本。此外，有33本歷史書只是略讀或者選讀部分章節。能讀到這個數量，除了為畢業論文做準備外，也是走上學術道路後的自我鞭策，當然還和閱讀及做筆記技巧的不斷改進有關。
仿用柯文（Paul A. Cohen）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近代史三調：「細節」、「脈絡」和「全球視角」，是我反思全年閱讀經驗後，凝練出的三個關鍵詞。我將以此串聯全年所讀佳作，儘力提供給讀者最有趣的好書評介。
細節
首先是「細節」。歷史講求證據，有一分證據就絕不說兩分話，這是區分「歷史發明家」和歷史研究者的第一條標準。內容枯燥、排版惡劣、難以卒讀的史料往往是欲入史學大門者的必修課和敲門磚。我並不推薦類似《籌辦夷務始末》或《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這樣佶屈聱牙、排版不友善的原始史料，因為近代史的史料絕非全然如此乏味，亦有讀之興趣盎然而令人不願釋卷者。
近代史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與洋人的大規模接觸。歐洲人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中國的觀察與記錄，為我們留下可貴而又趣味盎然的第一手資料。早期來華之外國人多為基督教傳教士，如李明《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和馬國賢《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古籍，2004年版）中所描繪的大清，正值版圖益廣、國勢日勝的時代。這一東方偉大文明在歐洲引發了「中國熱潮」（Chinoiserie），並在啟蒙運動中大放光輝。不過中國形象在18世紀也非全然正面，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中國變色龍：西方視野里的中國形象》（理藝出版社，2005年版）就回顧了自馬可波羅時代以來西方對中國的種種想像，其中既有讚許亦有詆毀，所以書名以「變色龍」為喻，可謂匠心。
隨著世紀更迭，當18世紀如聖鞠斯特（Louis Antoine Saint-Just）所言的「被送進萬神殿」（Le dix-huitième siècle doit être mis au Panthéon）後，中國的光輝在19世紀的歐洲黯然失色，來華外國人描繪中國的筆調也漸趨黑暗。雖然如此，如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這樣富有仁慈之心的傳教士在《中華帝國紀行》（2冊，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中所載，無論是飽含同情地記錄下在橫斷山脈生活艱辛而等待靈魂救贖的挑夫，還是滿含戲謔地描繪陪同他一路回粵的風趣的四川官員，都令人印象深刻。古伯察的作品無論是情感抑或文筆都遠勝前人，甚至雄冠後來者，可以說是我所讀過最好看的外國人在華遊記。
外國人帶來的絕非只有宗教「救贖」，更多的是依仗船堅炮利的無恥侵略。「圓明園劫難譯叢」（共28冊，中西書局，2011&2013年版）所收錄的英法聯軍1860年北京之役參與者所撰回憶錄，就常常帶著侵略者的凶光。不過這些回憶錄也不見得全然面目可憎，有些人震驚於八里橋戰役中勇敢的清軍士兵，有的也如實記錄了自己人的惡行（比如法國人吃狗肉，英國人在遺迹刻字等等），看來這些常常被今日外國人所譴責的中國惡習，在百年前正是他們自己樂此不疲的行為。
還有如杜格爾德的《奉天三十年：杜格爾德·克里斯蒂的經歷與回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阿林敦的《青龍過眼》（中華書局，2011年版）也都是優秀的回憶錄作品。以上我所推薦的作品，雖然不見得每一句都是可以採信的史實，但是卻提供了數不勝數的精彩細節。有時閱讀這些材料，彷彿就置身於19世紀的時空之中，感受到「誒？原來百年前的人是這麼想的」，或者「啊！他們的所作所為與今人居然是一樣的」所造成的時空錯置感。歷史學家的工作正是從這無窮的細節中提煉出歷史的論述，但後者已經是冷冰冰的標本切片，不再帶有前者的溫度和活靈活現。所以不妨帶著輕鬆的心態體悟這些文字，即便不是一位歷史愛好者，這些回憶錄與遊記亦可作為文學作品來讀，同樣趣味盎然。
脈絡
枝枝葉葉的細節雖然引人入勝，但畢竟也只是萬頃叢林中的一木甚至一葉而已，研究者不僅要見得一葉，更要知悉全貌，把握歷史發展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脈絡。王國斌（R. Bin Wong）在《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分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建立」兩條線索，以串聯比較中西歷史經驗，這一觀察極有洞見，並有助於把握中國近代史之全局與脈絡。在我今年閱讀的書中同樣可以梳理出這樣的兩條線索。
先說民族國家的歷程。就近代的開端，我比較贊同的觀點是始於明清之際，而現代中國脫胎自清帝國，那麼自然應從滿清建國入手。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的《洪業：清朝開國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以史詩般的語言和動人的敘事風格描繪了明清之際扣人心弦而又極具張力的歷史大戲，是不可多得的兼具專業性和可讀性的佳作。不過《洪業》以清人為視角，若以司徒琳（Lynn A. Struve）的《南明史：1644-1662》（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為補充，則可從南明諸政權視角彌補《洪業》所遺忘的故事。
清人的百年「洪業」到了1840年代時已是千瘡百孔，有關鴉片戰爭的研究除了茅海建那本有名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之外，我想推薦的是藍詩玲（Julia Lovell）的《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和魏斐德的《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華南的社會動亂》（時英出版社，2004年版）。
前者的文字功力不輸於茅海建而更優於英國方面史料的運用，而後者對鴉片戰爭之於華南社會影響的考察更令人擊節讚歎。《大門口的陌生人》以英法聯軍制服了廣東的反洋人活動作結，但這並不意味著日益武裝化的中國停止了與各種企圖宰制自己的勢力頑強抗爭，這一趨勢到20世紀已趨極端，以至於在組織能力上的優勢已經被自然資源的瓶頸所抵消。黃道炫的《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即指出了「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央蘇區因為之前的苦鬥而達到了生態承受能力的極限而「反圍剿」失敗，不得不放棄江西開始長征。這一突破路線鬥爭框架的論述是黨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進步。
順帶一提的是兩本有關國家建立與思想—教育主題的書籍。楊瑞松的《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政大出版社，2016年版）探討了「病夫」、「黃禍」和「睡獅」三個原本源自西方，但內涵於今有所不同的有關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是如何被中國人「自我東方化」並用於國族想像的構建的。值得一提的是馮客（Frank Dik?tter）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從種族主義角度探討同一問題，很有趣味。李中清等著《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則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展示了中國高等教育在建國之後的變遷——教育正是建構國家最為穩固的基石。
再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準確的說，應是中國經濟與世界。不過首先要理解何為資本主義，馬克思的巨著令人望而卻步，不過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卻提供了替代方案。薄薄的小冊子卻將資本主義體系的本質揭露得淋漓盡致，令人嘆服。
把時間撥回新航路開闢的時代，自那時起，商業化的浪潮就不可阻擋地席捲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明太祖那嚴苛而苦行僧式的社會規範被縱樂之聲無情嘲弄，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即對此有了極為生動的描繪。推動晚明商業化進程的無疑是貿易的力量，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貿易打造的世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用一個個小故事告訴我們世界的版圖如何被貿易的力量所形塑。
然而貿易主導的「斯密式增長」和原工業化卻都面臨著不可避免的生態瓶頸。馬立博（Robert B. Marks）的《虎、米、絲、泥：帝制晚期華南的環境與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和彭慕蘭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巨流圖書，2004年版）就論述了中西共同面臨的前工業時代的環境瓶頸與二者不同的解決之道。後來的歷史也表明西方憑藉煤炭和殖民地這兩個頗為偶然的因素，成功突破了環境瓶頸和「馬爾薩斯陷阱」而邁入高速增長，而中國卻陷入環境災害中不可自拔。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鐵淚圖：19世紀中國對饑饉的文化反應》（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就描繪了「丁戊奇荒」時中國人的痛苦記憶。工業化的道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西方有殖民地可以轉嫁，而中國卻只能剝削自己。如果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的過去，才能真正了解和享受當下的工業化所帶來的福祉。
全球視角
抓住了國家構建和經濟兩條線索便可觀中國近代史之「林」，但是若欲得更為廣闊之視野，則需與世界之「林」相互參看，即擁有全球的視野並與中國史相互對照。本年度所讀的他國歷史相對較少，但就國別史而言，亞洲所讀的有馬來西亞、伊朗、阿富汗、越南和印度的國別史；歐洲部分則閱讀了義大利、法國、英國、西班牙和波羅的海三國的國別史。這些著作除了芭芭拉·沃森（Andaya.B.W.）的《馬來西亞史》（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11年版）頗有可讀外，其他都比較無趣。所以以下推薦的四本是我認為優秀且對形成廣闊視野有所助益的書。
首先是吉拉德·霍恩（Gerald Horne）的《種族戰爭：白人至上主義與日本對大英帝國的挑戰》（遠足文化，2017年版），本書從種族戰爭的角度對太平洋戰爭做出全新的詮釋，若以種族歧視和殖民帝國的角度出發，日本在二戰中的角色將發生顛覆性改變，從帝國主義侵略者變成了「有色人種代言人」。作者雖然並不是想為日本的侵略罪行翻案，但是讀者卻不能忘記英、美白人的種族主義是如何為一場「人類的勝利」抹黑的。
同樣令人難以接受的還有托尼·朱特（Tony Judt）在《戰後歐洲史》（共4冊，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中指出的，歐洲的和平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希特勒等人的種族屠殺。一方面，種族屠殺抹去了歐洲混雜的民族而造就了相對單一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清晰界限；另一方面，種族屠殺也削平了殘存到一戰之後的舊歐洲所有的特權階級。這兩個「成就」是歐洲得以重建福利社會的根本基礎。歷史在此竟是如此諷刺。
若對此有一絲疑慮，那麼參考喬弗里·瓦夫諾（Geoffrey Wawro）的《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的解體》（左岸文化，2014年版），就可對舊歐洲混雜的民族所構成的國家面臨的內外挑戰略知一二。
再把視角切換回亞洲，布魯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視差：美國與東亞的關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同樣對二戰及戰後的東亞世界給出了與常識大異其趣的解讀，例如重新評價日本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從屬地位，並為朝鮮政權翻案。
以上四本書都從不同角度顛覆了原本的話語體系，為我們提供了看待歷史的全新視野，而這正是一位良好研究者必備的素質。
如何做讀書筆記
最後，我想談談有關做讀書筆記的話題。
讀書筆記重要嗎？絕對重要，因為以自己的讀書速度來看，若沒有做筆記，或許讀完合上書頁時，內容已忘卻大半。但如果做好讀書筆記，那麼幾乎等於重讀一遍，記住的內容就會大大增加。這是在閱讀速度和質量之間取得平衡的一個有效方法。
讀書筆記需要大段的摘錄嗎？視情況而定。我原本的讀書筆記確實是有大段摘錄的習慣，以至於一年下來筆記有80多萬字（一百多本書的筆記）。後來我覺得這樣不僅浪費時間而且似乎沒有必要。於是我做出了如下改變：閱讀時隨手圈出體現論述邏輯的關鍵詞和關鍵句而非整段劃線，若沒有明確的關鍵詞句則每章讀完後，自己思考總結出一個章節主題並寫在紙條上夾入書中，閱讀完畢之後，再根據圈出的關鍵詞回想章節乃至全書的邏輯。在做筆記時用盡量簡短的話做概述，這樣就能省時省力。
也就是說只要摘錄關鍵詞然後自己串聯即可？也不一定，一個最顯著的例外就是當寫文章需要引用某段話的原文時，那是要一字不動的將全文摘錄。當然也有很多「投機取巧」的辦法，比如找到電子書的PDF文檔，然後筆記上只標註「見第XX頁」，需要時再翻看PDF文檔原文。但是必須要說的是，老一輩學者用手抄寫檔案是有原因的，抄寫的過程即是一種記憶過程，現在少有人用手抄錄，但在電腦中親手錄入一遍，也比簡單的標出頁碼要記得牢固。如此才能真正消化史料而非讀過即忘。過程雖然痛苦，但是卻是必要的訓練。
做讀書筆記時還有幾點需要注意。首先，絕對不能忘記出版信息。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日期一個不能少，若是外文翻譯作品最好把外文原名也記錄。其次，摘錄的頁碼一定不能忘記，不然在使用時會因為找不到原文追悔莫及。最後，可以在末尾或開頭簡短的對書籍的邏輯、文筆和關鍵內容等做簡要評價，逐步培養自己的讀書品味。若能認真寫出書評，當然更好。這裡我推薦葛劍雄等著《誰來決定我們是誰》（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這是一本書評合集，可以作為初學者學習如何寫書評的一個很好的範本。（文/張翼）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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