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之痛：東京博物館的中國文物
到東京，不可不看位於上野公園的東京國立博物館。雖然它的收藏與規模不能躋身世界幾大博物館，但其東洋館的中國文物卻堪稱精絕，有各種國寶級的佛造像、青銅器、歷代名瓷與名人書畫。
到東京，不可不看位於上野公園的東京國立博物館。雖然它的收藏與規模不能躋身世界幾大博物館，但其東洋館的中國文物卻堪稱精絕，有各種國寶級的佛造像、青銅器、歷代名瓷與名人書畫。不過，收藏豐富，館方卻未必全都展出。我此次前往觀看，書畫廳正舉辦吳昌碩書畫特展，其他歷代名家的書畫作品就一幅也沒看到（比如南宋李迪的《紅白芙蓉圖》，馬遠的《洞山渡水圖》及黃庭堅、米芾、趙孟頫、八大山人、鄭板橋等的書畫作品）。雖然如此，東洋館和中國相關的五個展廳，仍目睹了不少頂級的中國文物。作為一個中國人，看到這麼多精美中國文物流失在異邦，心情無疑是沉重而難過的。
館中文物一些可以拍照，一些則明文禁止。我邊看邊拍，並揣度館方禁拍的標準。以佛造像為例，並列的兩尊，一尊可拍，另一尊則不允許。難道是因一尊出自私人捐贈，一尊則來源不明？
說到這裡，不能不指出，東京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迄今為止，各種說法歸納起來，大致三個來源：第一個來源出自館方的對外表白，稱主要來自私人捐贈，而捐贈者是代代相傳，且這個代代，不是幾十年的追溯與傳承，而是來自公元七八世紀，由那些到東土中原留學和訪問的日人帶回日本本土。2015年其館長錢穀真美在接受上海東方日報採訪時甚至以此為傲：「有一些文物，比如在中國已失傳的書法作品，在七八世紀傳入日本後，日本收藏者非常珍視，被很好地傳承下來，在日本至今都有所保存。「從邏輯上講，這一說法有一定可能性。不過，一千多年前留學日僧帶回，又能代代相傳，直至東京國立博物館成立再捐贈出來的文物，在十萬計的中國瑰寶中，所佔比例究有多少呢？錢穀沒有說，我們可以從常識來判斷。我在館中看到的多數展出文物，既未標明來源，館方也無公開披露館藏中國文物的全部詳實目錄，這從反面印證了錢穀的說法不能令世人信服，館方只能避而不宣。
實際上，戰爭劫掠是東京國立博物館中國文物最大的來源。看過《台北故宮》和《故宮文物南遷》兩部系列記錄片的人們，一定會為民國時期故宮人的盡職堅守所感動：他們扛不動槍，但扛起了文物，他們無力阻止國土淪喪，卻盡最大努力守護了中國不絕的文脈。百萬餘件文物遷移流轉十餘個省，原本統一收藏的國寶，戰後分居多處，至今猶未團聚，其因全在於當年那場日軍侵華戰爭。戰爭結束後，作為戰勝國的民國政府，雖然向日本討回了一部分被掠去的文物，但仍有計十萬餘件留存於日本的各個博物館，以東京國立博物館為最多。民國政府教育部戰後對戰時文物損失的清點，有一個大概數字：自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軍在中國各地劫掠的文物約有360餘萬以上。其中，書畫類1.5萬件，古器物類1.6萬件，碑帖類9300件，珍稀典籍300萬冊，文檔60多萬件。
此外，日本的中國文物還有第三個來源，或者說，與敦煌藏經洞有關係的佛像、繪畫與經卷，來自於另一個，那就是大谷探險隊。這個探險隊與伯希和，斯赫文定在西域地區的活動相類似。實際上，大谷正是受後者啟發，步其後塵而來。從1902到1914年，正值清末民初的擾攘紛亂時局，身為僧人的大谷光瑞，以尋找佛教遺迹為由，連續三次前往敦煌，騙買盜掘了大量珍貴的敦煌文物。這些文物被日方稱為「大谷收集品」或「大谷發掘品」，先後收藏於京都博物館和東京博物館內。據研究資料，僅大谷的第三次探險，就運走了86箱文物，大約1000卷經書。
有人說，文物流失異邦，其實也無所謂，說不定保管傳承得更好。這種文物無國界的說法實在是自欺欺人。就我所知，現階段的世界各國，比如埃及，希臘，西班牙等等，凡是流失境外的文物，都有專門追討的部門，負責對本國文物的追蹤，調查，關注其拍賣與轉讓活動，並通過外交和其他途徑，盡最大努力使他國機構與個人的非法擁有回歸本國。甚至劫掠他國文物的日本，也一直在回購其各種方式流失于海外的文物
文物歷經戰亂、動蕩，流失難以避免，但作為民族血脈所系，文明程度所彰，任何國家都會儘可能保護本國文物，將流失境外視為本國文化的重大損失。這是故宮文物在危卵之下艱苦南遷的原因，也是戰後民國政府一定在參與日本戰犯審判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中加派文化專員，向日本追回106箱珍貴文物的原因。不僅如此，1946年，中國老一輩的文物學家還專門編了《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一書（該書於2016年再版 ），以十六開本、九卷三大冊，共計180萬字的篇幅，記錄了自甲午戰爭以後至1945年抗戰勝利，被日本劫掠的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等中國文物。
觀此龐大而詳盡的記錄，東京博物館的中國文物從何而來應該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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