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日本經濟60％的財閥命運轉折
日本簽署「二戰」投降書
從「慶應大學」的前身開始說起
日本財閥的掘起：日本代表性財閥興起的背景，與其在明治維新至二戰前，在政商網路的建立，和軍國主義的興起中壯大。
但如同部分讀者所言，日本財閥影響近代日本社會很深，自然絕非只有與軍國主義的互為表裡而已。因此在接下來的此篇文章中，將試圖介紹與探討日本財閥在二戰前後的命運變化，與他們對日本社會商道和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影響。
日本的經濟在亞洲發展得較早，也是早期往歐美輸出留學生的國家之一。在那個時代，留學生出國追求的是「國富民強」──以福澤諭吉為首的「海歸派」，在見識歐洲列強和美國的繁華與進步後，回到日本看到日薄西山的幕府，下定決心要讓日本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
不過福澤諭吉辦的不是雜誌，而是以教授「蘭學」（荷蘭學術之意，為幕府鎖國時期，日本境內少數得以透過荷蘭人接觸的西方科技、醫學技術等。可擴大解釋為西洋學術）、經濟學、英文為主的私塾，即今日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
1862 年位於江戶的蘭學私塾
如同滿清末年，清政府在慘痛教訓中見識到「蠻夷們」的「船堅炮利」後，部分精英階層開始思索外國富強的原因，推動「洋務運動」──日本在維新前後的朝野，也曾歷經了一番改革陣痛。
在日本統治階級，逐漸於明治維新前後達成從制度面開始「學習西方、改變日本」的共識後，整個社會逐漸慢慢脫離傳統士農工商的桎梏，也從抑商走向了重商的社會。要說一個小吃店可以經營百年，一定有其厲害的生意經。日本商業相對穩健地發展了四百餘年，除了時勢外，商業精英們的背景與其經營哲學，也令人玩味。
二戰前後的變局──從侵略者到被佔領
早些年，日本的對外戰役如日俄戰爭、甲午戰爭，均猶如猛虎出閘，勢不可擋。一直到偷襲夏威夷珍珠港之前，過度膨脹的信心，讓多數日本人深信能自己能夠征服全亞洲，這也助長了軍國主義與其相關財閥的氣焰。
直到太平洋戰線拉大後，美國正式參戰，隔年啟動了曼哈頓計劃，研發人類史上未曾見過的武器：原子彈。
「小男孩」、「胖子」，兩個看似戲謔的名字，卻是殺人不眨眼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1945 年 8 月 5 日，小男孩搭上 B29 轟炸機。 8 點 16 分，一躍而下──廣島市準備從軍的青年、剛送小孩出門準備開始做家事的主婦、上學途中的小學生，便無差別地被定格在那一分鐘。在長崎，情況也是如此──這兩顆美國種下的「大香菇」，至今在無數的日本人心中，仍是一個無法忘卻的疙瘩。
但儘管大勢已去，某些日本軍閥仍認為，就算是核彈也無法打敗日本，日本應該戰到全國一兵一卒都不剩為止才算輸（即 1944 年左右起，常作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之口號：一億玉碎、一億總特攻）。從今日的角度來看，實在很瘋狂。當然，一億玉碎最後並沒有被執行。天皇隨後透過廣播，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
接著，GHQ（General Headquarters，盟軍駐日總司令部）以代表盟軍的形式設立於東京，由美國遠東軍司令兼駐日美軍總司麥克阿瑟擔任最高司令官，達成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實質，正式登陸日本本土、並且接管日本政府。
財閥解體
審判進行中的法庭會場
戰後，除了東京大審判，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一追究日本軍國主義領導者的戰犯責任之外，作為共犯的日本財閥，也遭到 GHQ 的清算。GHQ 當時的實際態度，更是將日本財閥視為「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經濟基礎」、也是日本全國政經實力再起與否的關鍵，必除之而後快。因此在協助日本建立新憲法的同時，也設立了解散財閥目標，並將之列為盟軍佔領日本後，實施經濟民主化的三大主要政策（另兩者為農地改革與勞動政策改革）之一。
甚至在東京大審判判決出爐之前，解散財閥的工作早已開始進行：在 1945 年 9 月，GHQ 頒訂解散財閥的規定後，便陸續要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與安田為首的日本財閥，自動提出解體計劃。
但雖說是自動提出計畫，事實上 GHQ 的規範方針已經極為清楚：財閥家族必須出清手上所有持股；被列為財閥的關係企業主要幹部會長、社長、部長等必須離職；原先以控股集團形式鏈結的企業體，必須被分拆為受嚴格資本上限控制的個別公司等。
1946 年，GHQ 更近一步成立負責財閥解體的執行機關──控股公司整理委員會，要求各財閥家族交出所有持股，委託委員會進行出清。在當時的規劃中，三井財閥預計被拆分為 200 間公司，三菱財閥則預計被拆散為 140 間公司。
同時，由於財閥幹部離職令之故，根據當時統計，日本全國更有多達 3,500 名以上的專業人士被辭職。依據《日本戰後經濟史》作者呂理州之見解，此為日本戰後商界「不流血的大革命」──由少壯取代老成的革命，從體制上影響了日本企業日後之發展。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GHQ 所訂立的財閥解體計劃，從未被完整而確實地執行完畢。
二戰後的「運氣」，日本財閥東山再起的契機
沒有錯，二戰後，全球時局很快地迎來了美蘇冷戰的開端。歷經短暫的拆解，日本財閥們再次嗅到東山再起的契機。共產國際的掘起，讓美國改變了對日本的安排──改為將日本視為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重要基地，對日本經濟的發展，也從控制轉向為扶持。於是這些傳統財閥們，紛紛以各自的銀行為核心，重新透過關係人放款交易，將資本與家族影響力，再次集結於一度被打散的企業體，準備繼續干他們最熟悉的生意：賺戰爭財。
隨著韓戰與越戰打得越來越火熱，加上戰後嬰兒潮帶來的人口紅利，與相對安穩的國內情勢，日本商界甚至迎來了空前絕後的成長。日本財閥也因此有驚無險地從毀滅的邊緣中重生，更因此發展出避開監督、並影響日本派閥政治。
TAG: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