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75 王世傑 | 中國的妾制與法律

原標題：No.675 王世傑 | 中國的妾制與法律

妾制的廢除，在中國婦女解放問題中，是一個阻力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單靠法律所能解決的；任何法律在沒有完善的政治組織以前，決不會發生充分效力；就令有了完善的政治組織，一種法律，如果遠遠地立在時代思潮之前，亦決不會發生充分效力。所以廢妾運動的工作，最要緊的還是國民倫理觀念的改造，這是誰都承認的。可是，法律方面，也有不能抹殺的地方。法律方面之不容抹殺，不僅因妾制本身，終究必須用法律禁止。我們如果希冀妾制消滅，還得於妾制廢除以前，廢除那些直接間接助長妾制的法律。

我們先看看歷來的法律如何承認納妾。

從法律上說，吾國妾制與一般所謂一夫多妻制自然有別；因為妻妾的身分在法律上顯然不同：夫妻間之權利義務關係與夫妾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在歷來律例上，相異之點殊多；譬如毆妻與毆妾，刑罰便有輕重，出妻與出妾，條件亦有寬嚴。妾在家庭中雖亦為家屬之一員，其在法律上之行為能力，則極其微弱；即單就管理家財一層而言，妻在之日，為妾者便無管理家財之權。所以夫妻得稱伉儷，夫妾則不得稱伉儷。清律妻妾失序之條，亦注有「妻者齊也，與夫齊體之人也。妾者接也，僅得與夫接見。貴賤有分，不可紊也」等語。

這是妾制。這種制度究竟起原於何時，似乎還沒有人精細研究過。史稱黃帝帝嚳各有四妃，《尚書堯典》亦稱帝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白虎通》便說，四妃之中，有一為正，其餘都是副妃；屍佼亦說，二女之中，娥為妻而英為媵。這些話如果屬實，妾制殆與吾國歷史同古。可是四妃二女之說，究系事實還是傳說，已屬疑問；正妃副妃，妻雲媵雲，自然更是擬議之詞。但《禮記曲禮》所記如果確為三代之制，則夏以後妾制之存在殆無疑義；因《曲禮》載有「天子有後，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語。秦漢以來，妾制從未廢止，然亦皆依人民之身分而設為相當之限制者。例如明刑律對於親王，世子，以及其他官吏之納妾，限制雖然尚寬，對於庶民納妾，則設有「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納妾，違者笞四十」之規定。當時刑律尚能設置此種限制，也許當時納妾風氣不若今日之盛。清律則已將明律對於庶人納妾所設之限制，完全削除，而純采放任主義。納妾之風，似亦從而日盛一日。富商顯宦，甚至以多蓄姬妾誇耀親友；廣東商業省分，此習最盛。

民國成立，《暫行刑律》（元年四月頒行）本有「重婚罪」之設；凡「有配偶而重為婚姻者」，概在該律禁止之列。然娶妾是否構成該律之所謂「婚姻」，在文字上已不無討論之餘地；而依前清起草該律者之本意，該項律文實亦只在沿襲明清諸律之條文，禁止「有妻更娶妻」，初不在禁止納妾。民國二年袁政府及其左右，不滿於該律詞句之含混，乃更頒布一種《暫行刑律補充條例》，特設明文承認妾之身分；因此妾制之適法與否，不復成為疑問。爾後，大理院對於《暫行刑律》「重婚罪」之解釋，也就跟著說：「娶妾不得謂為婚姻；故有妻復納妾者，不成重婚之罪。」因此，納妾後可以娶妻，娶妻後亦可納妾，「重婚罪」對於納妾問題，不復有絲毫影響了。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略見過去的或現行的法律如何的承認納妾。將來廢妾，自然不是僅僅廢掉這些承認納妾的法律所能濟事。以下所述，都可說是直接間接助長納妾風氣的律條。這些律條，比較的容易廢除；而且不去掉這些律條，納妾風氣亦決不能消滅。所以我以為廢妾以前，應先廢除這些律條。

第一，就是關於宗祧繼承之律。在宗法社會之中，尊家重宗之念，自然甚重；吾國社會最初承認妾制的時候，是否根於這種觀念，我們誠尚不能十分斷定，可是尊家重宗的觀念，為吾國妾制流傳甚久之主要原因，固盡人所承認。所以歷來法律，有時甚至只承認無子者可以納妾。關於此層，明律《名例篇問刑條例》，載有這樣的一段律文：

「各處親王許妾媵奏選一次，多者至十人而止。世子及郡王額妾四人；長子各將軍額妾三人；各中尉額妾二人。世子，郡王，選婚後二十五歲，嫡配無出者，方許選妾二人；以後不拘嫡庶，如生子，即以二妾為止。至三十歲無出，方許娶足四妾。長子及將軍，中尉，選婚後三十歲，嫡配無出者，方許選配一人；以後不拘嫡庶，如生子，即以一妾為止。至三十五歲無出，長子，將軍方許娶足三妾，中尉方許娶足二妾。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許選娶一妾。」

由這一段律文，足見自世子以至庶人，俱須無子始能納妾或增妾。律文之承認納妾，完全在滿足人們殖子嗣以延宗祀的慾望，足見這種慾望的力量極大。滿足這種慾望的方法，除了容許納妾以外，便是立繼。在我們未能變更這種殖嗣延宗的心理以前，我們自應該注意立繼的問題。可是吾國曆來法律及現行律（即清律）對於立繼，亦設有一種嚴酷的限制，即異姓不得亂宗。在這種律文之下，無子立嗣，不論生前立嗣或死後立嗣，所立之人，必須是同宗之卑親屬；異姓之人，在特種場合之下，雖亦可以收養，要不得立為嗣子，俾獲繼承家產。這種限制，是現代一般文明諸國所無的限制，這種限制，很可以助長納妾的風氣，因為許多不願納妾之人，因同宗無適當之人可以為嗣，往往亦不能不出於置妾之一途。全國各地，無子之夫婦，往往秘密收買嬰兒，偽為己出，也就是圖避異姓亂宗之律。假使此律消滅，則收養異姓義子之風習，必然更盛，納妾之風，亦或可以稍息。所以前清《民律草案》，對於異姓亂宗之禁，亦已稍稍解除。然該草案仍規定異姓入嗣者以特定戚屬為限；即姊妹之子（因其與兄弟之子相似），妻兄弟姊妹之子（因自妻言之，為以姪承姑，亦有血族關係），與婿，三種戚屬是。三者之外，仍不許濫行立嗣。實際上以異姓之人為嗣，歷來已屬常見，凡一人而兩姓者，類屬異姓入嗣之徵。晚近以來，家族之觀念漸薄，異姓亂宗之禁，盡可完全解除，而無保留任何限制之必要。

第二就是關於婚姻豫約之律。誰也知道，納妾風氣之養成，一部分原因，便在為婚之男女，缺乏婚姻自由。所謂婚姻不自由，不只是說；為婚者不能純依自己意思成立婚姻，而須取得父母或其他親長之承諾。這自然也是中國曆來法律及現行法，對於一切成年或未成年男女所設之一種限制。所謂婚姻不自由，還有更進一層的意味：中國的父母或其他親長，依照歷來的律文與習慣，不論在什麼時期，都可不徵婚姻當事人（即配婚男女）之同意代為訂立婚姻豫約。歷來法律及現行律，俱只禁「指腹割衫襟為親」，至於男女出生而後，婚姻豫約，不論在什麼時期，都可訂立。並且都可由父母或其他親長獨立的代為訂立。無數新青年，受了婚姻自主的思想，儘管厭惡重婚或納妾，事實上仍然重婚或納妾，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大理院鑒於這種實際情狀，近年成立了兩個判例，以略解青年男女之束縛。一，父母為子女所訂婚約，如果成立於子女成年以後，則非取得子女同意，不能強其履行。二，父母為未成年子女所訂婚約，子女成年後如不同意，亦不能強其履行。這兩個判例總算容納了婚姻應尊重婚姻當事人意思之原則。可是在這兩個判例之下，不拘什麼時候，父母仍然可以獨自代子女訂立婚約；不過子女於事後尚獲以未曾表示同意為理由，使已成婚約歸於無效而已。事實上這往往不是一件容易實行的事體。大理院只是解釋法律的機關，他的能力也許只能做到這個程度，目前所需要的，在根本的推翻關於婚姻預約之現行律，而承認兩個原則：即（一）一切婚姻預約，非得當事人同意，絕對不能成立；（二）任何婚姻預約，於男女未達適當年齡以前，絕對不能成立，採取這兩個原則，納妾重婚之事實，在新青年社會中，應可減少。

第三為關於蓄婢問題之律。妾之供給，以婢為主要淵源。許多人蓄婢，往往就是準備納妾。南方諸省——最著明者為廣東——蓄婢之習最盛，納妾者亦最多，本來，奴婢名目，自前清宣統二年《禁革買賣人口條例》頒布以後，在法律上即已消滅；價買奴婢，亦已受該律禁止。那個條例，迄今仍為現行律之一部。可是那個條例雖已廢除奴婢名目及假買奴婢，卻又規定了一種長期僱佣之制，以為奴婢制度之代替：凡貧民子女不能存活者，准其議定年限，立據與人為僱工；先受雇值多少。雇定之時，不問男女長幼，總以扣至本人二十五歲為限，如雇時十歲，雇約期間得為十五年，雇時九歲，雇約期間得為十六年之類；願減少者聽。限滿聽歸本家。其限滿後無家可歸與無親屬者，女子，由主家為之擇配。在此種長期僱傭制度之下，被雇男女，自然仍與往日奴婢制度無甚差異。蓄婢的人，即令畏法，亦大可收蓄婢之實，而無虞犯法。如果納妾應從禁婢起，不獨價買奴婢應當懸為嚴禁，就是這種長期僱傭制亦決不能令其存在。

有些人或者以為廢除妾制應先寬離婚之律，這卻不然。中國離婚之律，並不甚嚴，與歐洲諸國離婚律歷來受教會思想之支配者不同。中國法律歷來俱承認協議離婚，即夫婦關係，依夫婦兩造之合意，便可消滅。至於夫之出妻，除義絕之場合不計外，迄今仍存七出之條。所以現行離婚律，雖然尚有許多應該改正之點，但就廢妾問題而言，離婚律並不構成障礙。誠然法律上雖然承認協議離婚，事實上因為婦女的貞操觀念，與婦女生活不能獨立等等原因，協議往往極難成立。可是這是事實問題，不是法律問題。我們初不能因是而承認夫妻一造，不必具備任何法定理由而宣告婚姻消滅。

中國妾制存續之原因，除卻殖嗣延宗之觀念，以及前述諸種助長納妾風氣的法制而外，還有一個頗重要的原因；就是夫婦年齡之相若，甚或婦長於夫。在北方諸省，婦長於夫之婚姻，似較南方諸省為尤眾。即就李景漢先生在京兆農村所作的調查而言，婦長於夫者亦佔全村配偶總數百分之三五（見本刊第七十一期《京兆農村的狀況》）。這自然也是助長納妾風氣的一種習慣，因為男女性慾衰減年齡，並不相若。可是這也是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干預。法律對於男女結婚的最小年齡雖然可以定下不同的限度（譬如說，男年二十一女年十八），卻不能限定任何配偶間之年齡差異，必須達何程度。

本文作者為王世傑先生，原刊於《現代評論》第四卷第九十一期，民國十五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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