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民黨外交官眼中的中國近代史
讀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那段曾經熟悉的歷史，又多了幾分陌生的認識。我對中國近代史的認知多半是從歷史課本上得來的。
上學的時候，不太喜歡語數外這些主科，反倒對政治、歷史、地理這些偏門興緻盎然，其中歷史尤甚。因為歷史是最波瀾壯闊、激蕩人心的，尤其是中國古代史部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蔚為大觀，屹立世界東方，坐等萬國來賀，讀來心潮澎湃、眉飛色舞。但是好景不長，到近代史，年年割地賠款，歲歲喪權辱國，看罷咬牙切齒、捶胸頓足。可恨國民黨也是扶不起的阿斗，一盤散沙、民心喪盡，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專治各種不服，才讓我胸中這口老氣舒了出去。
歷史課本主題宏大、脈絡清晰，必然性佔據主流，對人物的評價，也跟階級立場有很大關係。但真實的歷史可能是混亂的、支離破碎的，歷史的走向很多時候是由突發的偶然事件決定的，而歷史中的人物往往也是多面的、複雜的，遠不是英雄、梟雄或革命黨、保守黨，改革派、頑固派，這些簡單的概念所能定義。
所以，在有了基本的歷史常識和籠統的歷史觀後，舍遠求近、見微知著，從細枝末節處窺探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在光怪陸離中評說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是樂於去做的。讀完《中國近代史》，達到了部分目標。
（一）蔣廷黻其人
蔣廷黻（1895.12.7－1965.10.9），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陽（今邵東）人，1911年赴美求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23年回國任南開大學第一任歷史系主任，與梁啟超成為南開大學史學的奠基者；1929調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在任期間改革清華大學歷史系，建立起全國一流的史學陣營；1935年受到蔣介石的賞識，棄學從政，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1945年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被譽為國民黨官員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紐約去世，享年70歲。（來自百度百科）
他是留美洋博士、新潮史學家，本在學術上可有一番更大的作為，可惜最後棄學從政，為國民黨政府搖旗吶喊，蹉跎半生，空有一番報國志，卻無沙場秋點兵。學者從政，本無優劣而言，所謂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現，為國家服務的歷史使命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和本色。陶淵明跟五斗米無冤無仇，只是身逢亂世，無奈退隱罷。蔣廷黻視自己為政治精英去關懷國家前途和社會進步，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擔當，但站錯了隊，走岔了道，進便是退，得便是失了。
（二）《中國近代史》其書
這本書只有五萬多字，但被譽為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山之作，曾經是很多大學歷史系的教材，現在仍然可以作為了解中國近代史的入門書。從書中，我看到了：
一個王朝的衰敗史：清王朝乾隆時期GDP佔全世界三分之一，鼎立東方，可才過了幾十年，這個巨人就大腦梗塞、半身不遂了。為何？因循守舊、夜郎自大，一味避讓、不圖革新。正如作者所說，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在作者看來，列強起初只是想跟中國做生意，要求也不過分，最後兵戎相見，也是事出無奈，只怪清政府頑固不靈、不識抬舉、誤國誤民。
作者沒有把焦點放在戰爭本身，沒有去渲染散權辱國的悲涼情緒，而是專註於我們能不能實現現代化？為何我們的文明程度不及人，失敗後還不自強圖新？他最早提出中國的強國之道在於「近代化」。哪個國家率先「近代化」，哪個國家便佔據了主動。書中說，英國領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從而變成了第一強國。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土耳其也正是進行了「近代化」，才慢慢走上了正軌。毋寧說這是歷史學家的獨特見解，不如說這是一種政治家、外交家的寬廣思維。
一群王公大臣的眾生相：比如，慈禧是有能力的，一個女人能坐在那個位置，她的心裡不可能沒有天下，但她也確實有私心，這種私心往前看，家天下，沒毛病，但在那個時代，那種歷史背景下，就顯得太不合時宜了。
光緒也是有魄力的，把康有為這樣的狂悖激進之士奉為座上賓，甲午戰敗後，維新心切，甚至不避諱召見日本前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對策，在內憂外患之下，也力圖有一番大作為，可惜有勇無謀、有心無力，變法維新胎死腹中。時勢造英雄，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袁世凱這些人物在戰亂紛爭、波詭雲譎的歷史進程中都寫下了精彩的故事。
蔣廷黻對林則徐有不同我們以往認識的評價，他指責林則徐作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卻不肯發奮去喚醒中國這頭睡龍，而是獨善其身，寧願活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世界，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
蔣廷黻對曾國藩推崇備至，他認為曾國藩「是一個實踐主義的理學家」，既是「精神領袖又是事業領袖」，守舊革新同時舉行，相得益彰，幾近完人，強大到清王朝雖嫉妒他、忌憚他，但不得不求著他出來做事。
對李鴻章的評價則比較複雜，李鴻章確實是一個多面性的人，公眾號裡面有一篇文章專門講過李鴻章，這裡不再贅述。
總體來說，作者對這一時期的的風流人物的做法的評價是「同治、光緒年間的政治領袖如曾、左、李及恭親王、文祥諸人原想一面避站，一面竭力以圖自強。不幸，時人不許他們，對自強事業則多方掣肘，對邦交則好輕舉妄動，結果就是誤國。」倒也客觀。
一個民族的覺醒夢：被揍了幾頓後，開始清醒，起初認為是軍事不如人，後慢慢認識到是制度不如人、文明不如人，這頭沉睡的獅子才算真正醒過來了。
他說，「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奮鬥出來的。」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大阻礙之一。所以，無論是取得政權還是推行新政，得民心、啟民智都不可偏廢。
他最感慨的是中華民族本可以早點覺醒，他說「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戰爭以後而出現於二十年後的咸豐同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是如此」痛心疾首之情，溢於言表。
一個政黨的誕生時：
蔣廷黻認為近代中國救國圖存有四個方案：一者洋務運動，求利器；求之不得，故變法運動，求政治變革；再義和團運動，則是反西洋化、反近代化的「倒退」；均不得，而後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他認為三民主義是民族復興的路徑所在，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是顧到的，因為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就當時來看，確實有見地。
但活到1968年的蔣廷黻後來也見證了國民黨的失敗，以及沒有經過長期科學訓練的毛澤東思想是如何推翻三座大山的。所以說，中國共產黨誕生時並非天賦異稟、金甲護身，反倒是兇險無比，步履蹣跚。越讀近現代史，就越覺得我黨不容易，說是最牛創業團隊一點也不為過。
（三）讀書體會
1.居何處？
紮根大地。人就像一棵樹,它愈想伸向高處和明亮處,它的根就越要向下,向泥土,向黑暗,向深處。
2.忠於誰？
挺直腰桿。忠於信仰而不是忠於理論，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朝廷，忠於人民而不是忠於權力。
3.向何方？
心向光明。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行於所當行，而止於不可不止。
TAG:王輔導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