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刷《無問西東》，怎麼沒人聊聊清華與隔壁的故事？
在清華與北大之間，流傳著一則著名笑話。
問：清華大學距離世界一流大學還有多遠？答：出西門往南300米。
可想而知，到了清華人口中，笑話必須變成：北京大學距離世界一流大學還有多遠？答：出東門往北600米。
「瑜亮」之間盤桓千年的相愛相殺，也不過如此吧？
最近，被《無問西東》各種刷屏，我們的少女之一駿卿，心情複雜地翻出了一篇舊文，寫的是清華與隔壁大學的那些事兒。文章用史實力證，清北之間的相愛相殺，最先，可是清華撩來的。比如，北大能跟清華當鄰居，就是清華人的主意。
咱們先聽故事——
1
有一所大學消逝了60年，但它依然活著——活在今日的北京大學裡。
它就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青年學者陳遠以《燕京大學：1919～1952》一書，給這所模糊在人們記憶深處的大學,「撣了撣灰塵」。
對於許多北大人來說，畢業多年仍然念念不忘的，是古樸而風雅的燕南園——曾經集納著冰心、吳文藻、雷潔瓊、翦伯贊等燕京大學老學者的寧靜所在；普通人對北大的直觀印象，則常是「一塔湖圖」之勝景——實則出自燕京大學設計者亨利·墨菲圖紙下的「中國最美麗的校園」。
（圖：1921，燕京大學新校區建築設計素描效果圖。）
今日的北大與燕園，早已合二為一。
追根溯源，北大作為前身為京師大學堂的「百年老店」，曾蟄居京城五四大街29號沙灘紅樓30餘年。直到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才遷入原燕京大學舊址。而燕大，這所一度在20世紀30年代與北大、清華齊名的一流大學，則在約10年的短暫輝煌後，退出歷史舞台。
長期關注中國大學史和近代文化變遷的陳遠，在該書中以若干燕大老校友的口述史為主體，試圖呈現燕大在上世紀33年中的發展與流變。如果說一所大學的歷史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文化史，那麼對待大學的態度，則反映出一個國家對待文明的態度。
（圖：1930s出版，燕京大學新校園彩色畫片(明信片)2——正門(西校門，校友門)。）
因此，燕京大學這一題材，因著中西文化的衝突和其介入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深度，而顯得頗具張力。
更值一提的是，由於燕大歷史長期處於「被遮蔽」狀態，作者試圖還原其面目的「艱難」過程，令《燕京大學：1919～1952》超越了一本校史書的意義。
燕京大學誕生於1919年，由清末的北平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女子大學、通州協和大學等美英教會學校合併而來，首任校長是著名美國傳教士、新中國前夕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由於教會大學一度被視作西方文化侵略的產物，創辦燕大並影響它最深的司徒雷登，最終也未能如願葬回燕園、與亡妻並肩長眠。即使到今天，燕大以「檔案保存完備」著稱，但作者查看檔案的過程，也因種種「不開放」而艱難備至。書中收錄的口述史和回憶錄，亦頗為珍貴，為今人接近一個「真實的燕京大學」，提供了更多的路徑。
（圖：司徒雷登與妻子艾琳。）
清華校長梅貽琦有句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燕京大學令人印象最深之處，一是中西交融，二是自由精神。
對「大樓」，書中對燕大選址的描述，生動鮮活。燕大一開始位於城牆旮旯的盔甲廠，作者引用司徒雷登的回憶錄，還原了他上任後踏勘新校址的有趣過程——原來，北大、清華能當「對門兒」，還是清華人的主意：
「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圖：1930s出版，燕京大學新校園彩色畫片(明信片)9——未名湖鳥瞰。）
對「大師」，更鮮為人知的是，60多年前的燕大，已經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書中直言，「法寶」是司徒雷登擔任校長期間，對中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醫療等方面一視同仁。
只要學問突出，不論觀點流派，均重金禮聘。「校長由中國人擔任，校務長與教授同拿360元」。
至20世紀30年代，燕大已是名師雲集：「海歸」學者有洪業、趙紫宸、馮友蘭、吳文藻、雷潔瓊、冰心、許地山；國內學者有周作人、顧頡剛、錢穆、朱自清；還包括了外籍教師斯諾、賴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謝迪克、林邁可……
難得的是，燕大對教師的水平要求極高，1922年燕大僅僅認定了4名教授。今日，北大燕南園裡「先哲安睡的靈魂」，相當一部分實受聘於燕大。
（圖：1926,燕京大學啟用新校區，校長司徒雷登在正門(西大門)前親自登梯揭校匾。校門是按照王府大門規制修建，蔡元培題匾）
在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之下，燕大校園內不必傳教，僅崇尚獨立與自由。
上世紀20年代末，燕大就在國際上嶄露頭角，與世界知名學府建立了交換教授和學生制度，哈佛燕京學社為中美學術交流之橋頭堡。也是在這寬鬆氛圍中，燕大完成了自身中國化的過程，並深深地介入了中國的歷史。燕京大學規模不大，畢業生不足萬人，但湧現的兩院院士就有50多位。
「如同所有教會大學一樣，燕京大學一開始的成立目的是為傳教，但在後來中西方不斷地交融與碰撞中，它無可避免地走上了中國化的道路。最終，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遺產。」
這是作者貫穿全書的主線——本是再尋常不過的結論，但如同電影《武訓傳》的解禁一樣，燕大面目清晰的一步，何嘗不是中國知識界努力破除「禁忌」與「自我閹割」，用真實與公允與當下自處的一步？
駿卿的舊文發表於5年前，那時她還是報社記者。最近問她，去沒去看電影，她傲嬌地說：「作為隔壁的，容我再做做心理建設。」然後，她就屁顛屁顛地去了。
然後，影評拖到現在。
20年前的一則雄文是怎麼說的？「北大是泉水，清華是岩漿。」
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篇文章，題目叫《北大清華同異》。原載於1998年某期《大學生》雜誌。如今的清華北大，也許早已不再如此，但裡面散發的精神，依然那麼迷人，而且將以「中國人的兩種面孔」的面目，永存。
「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2
很多人生平的第一次驕傲感，是從戴上北大或清華的校徽開始的。這種驕傲感使這兩所學校的畢業生往往在幾十年滄桑之後，依然自稱「北大人」或「清華人」—— 以緬懷那個留住他們黃金歲月的地方。
但是北大人和清華人之間，卻從來多少有些互相看不大起。
清華人挺起堅實的胸脯說：在兩校無數次的對抗賽中，你們贏過幾回？北大人則斜倚著門框以唇相譏：你連跑步都喊著號子，沒有比你們更乏味的人了。
這是北大人文主義和清華科學精神的對話，也是追求自由和遵守紀律的對話，更是傳統之花與今日之果的對話。我們從中明晰地看到中國人的兩副面孔、兩種精神。誠然，他們都是巨人。
在彈吉它唱歌的日子裡，北大圖書館草坪的夏夜是最令人難忘的。但往往是清 華來的吉它手最終坐在了草坪的中央，因為他們技高一疇。北大學生彈琴在於娛樂 和表達，清華人則更在乎技法而於此道痛下功夫。
有一次，一個北大女生去清華的舞會跳舞，一個清華男生請了她。正跳著，那男生突然說：「我記得你來過。」然後準確無誤地回憶起那是幾月幾號，她穿了什麼衣服，跳過什麼曲子。這女生驚呆了，以至以為他有什麼居心，一曲終了就飛逃而去。
這故事在北大是作為笑話流傳的：看看你清華人，高達6比1的男女比例失調竟使得你對我們的女孩記性好到這般地步。
儘管有些純樸的清華學生甚至到畢業時都還沒有嘗到過戀愛的滋味，但很多「我們的女孩子」還是被清華男生的執著專一打動了芳心。她們造了未名湖畔才子情調的反，在清華人那裡找到了更實在的感覺。我們班上第一個結婚生子的女生，就是嫁給了一個清華人。他們今天正在新大陸上過著或甜或苦的日子。而我們班上的許多男生，至今還處於「光榮孤立」的狀態，經常嘯聚於通宵的飲酒或牌局中。
這兩所大學的情形，頗類似於英國劍橋和牛津。劍橋在兩校間著名的傳統划船比賽中幾乎很少佔到上風，但他們依然可以嘲笑牛津的紳士們：你們懂得什麼叫浪漫嗎？
「你們有未名湖嗎？」北大人常以此恥笑清華的書獃子們，但這也正是清華人看不起北大才子的理由：未名湖有什麼了不起？除了能淹死詩人還能幹什麼？
這種爭吵持續了幾十年，並且還將由新一代北大人和清華人持續下去，因為他們都對兩校彼此間截然不同的傳統和精神充滿信心。
雖然是北大人而不是清華人最早喊出「民主與科學」的口號，但整整一個世紀以來，北大人身上卻似乎一直保持著中國原生傳統的一些特質。換句話說，北大人由於對酒和女生不能忘懷的情調，而使他們的生活更接近於傳統的文人士大夫，就連他們無數次試圖干預社會生活的行動，其特徵似乎更象大學生請願和「公車上書」精神的延續。這種文人士大夫氣，從每天扶杖徐行於未名湖畔的老先生們的背影中 就一目了然了。在年輕學子傾慕的目光里，他們本身就是生活和愛的化身。以至一位校園歌手僅用一句就唱出了全部的意境：「有漂亮的女生，白髮的先生……」
與北大流淌的文人氣相反，清華則以其理工科學院的特點，把現代文明追求精確重實幹的精神表露無餘。這無疑是一群最具朝氣的人。每次我走進清華的大門，都會感到彷彿他的每一個毛孔里都在向外瀰漫著精力和鬥志。與北大人悠閑甚至顯 懶散的腳步不同，清華人更象一張拉滿的弓，他們步伐更迅速，眼神更堅定，表情更肅穆。
在清華里，你會最深切地體會到什麼叫「天降大任於斯人」。
北大以其人文精神，很自然稱為首都以至全國各高校的精神領袖。幾乎在每一個需要學生們挺身而出的歷史時刻，各高校都會首先把目光投向北大：你們打算怎麼辦？
清華則顯得默默無聞得多。明確的紀律感和使命感賦予了清華人一種「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的品質。即使在最躁動的日子裡，仍有不少清華學生可以踏踏實實地把自習上到熄燈，然後上床倒頭便睡。這在北大是不可想像的。那些遊離於焦點之外的人，至少會成為同伴嘲笑的對象。以北大傳統中著名的寬容，這種現象是很奇怪的。清華人更接近一個自我中心者，在學生時代社會參與意識相對淡漠。不用督導，他們知道目前他們應該多讀書而少去分心勞神。他們更象一些苦修者，他們清楚他們還缺乏干預社會事務的能力和手段，他們在有意識地為將來的一飛衝天積蓄力量。
這種不近人情的沉默使他們變成一些「怪人」，可誰若是因此而輕視或嘲笑他們將大錯特錯。一個顯而易見的實事是，這群學理工的人，後來成為更優秀的管理者和行政管，並且有望升遷到更高的決策層。而北大人，則在短暫地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後，更多地是以布衣的身份遊離於社會之外而終了一生。
從更大的時間跨度上審視，清華人會輕而易舉地成為社會的主流。北大人作為一個批評者而不是建議者，則永遠帶著異端式的懷疑的目光。
是北大人天生的抗拒做官嗎？不是。是過早的爆發使他們在走到青春的頂點之前就耗盡了心靈的動能，甚至未老先衰。這是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劇，而他們卻往往更願意將其歸結於社會的不公和人們的偏見。
由過早地入世到過早地退隱，北大人往往意識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滲入了他們的靈魂。來自未名湖畔的吟唱使他們更醉心於體味某種輕愁薄怨的情調，然後縱情於詩酒之間。而清華人在科學與自律的外表下則更接近於真正的儒家。他們從來不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會選擇在最適當的時機做全力一搏。讀書時的兩耳不聞窗外事絲毫沒有影響到他們中大多數人的入世精神。設想若他們象北大人一樣，在讀書時就時刻準備著拍案而起，那麼他們未來的身影則很有可能與潦倒的教書匠或卑微的科員形象重合。那時，他們可能會在酒後大罵清華害人不淺。而北大人雖以這種普遍不得志的處境，卻對自己的母校無怨無悔，甚至以其為終生精神的聖地和靈魂的歸宿，北大實在有其獨特的迷人之處。
北大這種魅力的核心，就是告訴她的孩子們：你是一個人！你要獨立行走於天地之間。這也許註定了你苦難的命運，但你應該以此為傲。因為你是眾生的俯瞰者，雖然不是救世主。
北大人是以傲氣著名的，以至於不屑於在世俗中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類。清華人則不然，他們似乎天然具有群體合作的精神。讀書時，他們常常以這種精神在體育館對抗中把北大的散兵游勇打得落花流水；走上社會後，他們也是以這種精神互相提攜，一榮共榮。在這個意義上，北大象雅典，而清華則象斯巴達。我常想，中國今後的歷史，很可能是清華人來寫，北大則永遠會以一種精神漫遊者的形象被歸入另類。他們的上者成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為不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為潦倒的流浪漢。清華人，則上者成為堅定的領袖，中者成為穩健的官吏，下者成為可以信賴的士兵。當然，清華人更多的會成為成功的學者和工程師，以上不過是一種不太恰當的比喻。
北大的歷史比清華的更長些，但北大人從來沒有學會經綸世務，從來沒有養成更深的城府。若以一個人不同的人生階段作比，則北大是青年，清華是中年。青年人的敏銳中往往會有盲動和偏執的成分，有走上歧途之憂；中年人的務實往往會流於刻板，有隻顧眼前而陷入僵化之慮。只有北大精神與清華精神的結合，才更接近於完善。
當北大人徘徊於月下未名湖的時候，當清華人鼓著腮幫子奔向球場的時候，我們看見了中國人的兩副面孔：追求嫻靜的心靈和追求刻苦的勞作。這兩種特質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過去甚至未來，以致我願意把這兩者互容共存的關係用孔子的一句話來作比喻：「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我們中國人和西方人的不同在於：西方人在精神上都已太理性太科學化了，以致連他們自己都有一種走進了死胡同的困惑。所以北大源於中國傳統的這種風範和魅力，也許要在將來，人們才能認識到其價值和影響，甚至要高於她曾經首倡的一些最明確無誤的精神和教義。
傳統中國人的精髓，除了已溶入我們血液中的那些與生俱來的東西，很多已漸漸死在圖書館和博物館裡了，只有在象北大這樣少數的一些地方，還活著。這是彌足珍貴的財富。
清華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他沒有沉甸甸的過去，所以他無憂無慮地輕裝上陣。
他所爆發出來的活力，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所在。
北大是泉水，清華是岩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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