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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學者談紀念改開40周年:拋棄老對手,迎接新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文揚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要說的話、可說的話,相較於20周年和30周年時更多了,能夠體現中國巨變的各種數據更為驚人了,除了量的增加,又有了很多質的變化。

例如GDP,2017年已達82.71萬億人民幣,是1978年3600多億的230倍。再例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也都是1978年時的將近100倍。還有基建、脫貧、環保、國防、高科技等等很多方面,不必一一列舉。實際上,僅經濟增長這一項,就超出了40年前最大膽的預測,僅民生改善這一項,就超出了當時普通中國人最出格的夢想。

一個現代國家,一個大國,通過和平發展而不是戰爭掠奪取得如此成就,這是史無前例的,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這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基本事實,若把世界比作一個高山,今日中國已行走在接近峰頂的高處,而不是徘徊在山腳附近的低處,是中國超過了大多數國家,而不是大多數國家都超過中國。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視這個重大事實。

圖1. 2017年世界主要經濟體GDP排行

什麼是徘徊在低處?1978年復出後不久的鄧小平在多個場合反覆問:「什麼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裡?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同年9月在東北三省視察期間時他說:「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

如此之反問,反映出來那時候的中國領導人甚至連中國還能不能前進都心存疑問,所以才有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的口號。

圖2. 鄧小平在1978年

而今天的中國早已擺脫了如何開動機器這個基本問題,所有人都只關心前進的速度,沒有人再懷疑前進的能力。這時再看什麼是行走在高處?去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目標是:從現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放在國際競爭的視野內,這就是衝擊世界第一強國的前進號角。

歷史上沒有哪個大國能用40年時間跨出如此之大的一步,這是今日中國的獨享榮耀。

拋棄老對手

行走在高處和徘徊在低處,兩者天壤之別。關於今日中國的任何討論都只能以這個差別為前提,都要首先確定所討論的是哪一個中國,是1978年的還是1998年的?是2008年的還是2018年的?

如果針對2018年的中國,還繼續使用過去多少年始終不變的那些論調,就毫無價值了,因為事實本身已太過強大,關鍵問題已不需要爭辯了。面對40周年的巨大成就,那些天天用西方標準說中國這不行那不行的人,或者用過去的標準說現在這不對那不對的人,那些無論代表左右反正堅持要給中國開藥方、出模式、指道路的人,敢不敢說自己的改革方案更好更對?敢不敢說本來中國還可以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本來還可以更多地減少貧困人口?本來還可以更早一些達到貨物貿易總額世界第一、外匯儲備第一、製造業競爭力世界第一、220多種主要工業品產量世界第一?

如果承認不敢這麼說,那麼這些人到底嘮嘮叨叨在說些什麼呢?

所以說,來到40周年這個關口前,站在今日中國這個高度上,已經可以與近幾十年來與中國發展一路相伴、如影如形的反中反華派、昨是今非派老對手們,來一個根本的了斷,做一次徹底的告別了。從今以後,可以不再理會他們那些老掉牙的指責、貶低和詆毀,因為不在一個平台上了,對手們已脫離了基本事實,已不能區分什麼是高什麼是低、什麼是大什麼是小、什麼是新什麼是舊,變得昏頭昏腦了。

章家敦一直鼓吹「中國崩潰論」

拋棄掉假的問題和假的辯論對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因為新出現的真問題,都只建立在基本事實之上,不再與各種過時的、虛假的、不相關的問題混在一起。40年時間夠長了,如果繼續讓那些源自左右各種政治經濟理論教條的假問題糾纏不休,中國還如何再出發?如何聚力沖頂?

假問題唯一的益處是用它們的墓碑在不同階段標誌出中國的前進和超越,而害處則是在整體上拉低了中國思想界和輿論界的水平,因為應對假問題的回答也不是真回答,挑戰者和辯護者各說各話,結果雙方一起雲里霧裡原地踏步。

警惕不良傾向

拋掉假問題之後,真問題才會浮現出來。改開40年,作為一段不僅大大改變了中國而且深刻影響了全球的獨特歷史,其世界意義究竟是什麼?近幾百年來都是西方國家賦予世界以各種意義,例如文明,例如進步,例如自由,現在為什麼會是中國?為什麼會是當代中國?很多人都在嘗試回答,但卻難以說清楚,很多重大問題都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圖4. 短短40年時間,中國高速回歸其在世界歷史的中心位置

但真正做到深入思考這段歷史,卻並非易事。40年時間已不算短,在互聯網解構主義潮流的影響下,各種曲解、閹割、篡改、偽造的戲碼輪番上演。而一旦嚴肅厚重的歷史被虛無、被扭曲,總結反思就會失敗,40周年也等於白紀念,復原工作還要留待後人。

歷史就是這樣一種東西,真實的歷史本身已隨著時間逝去,留下的只有不會說話的記錄和不甚可靠的回憶,哪個面貌是真哪個面貌是假,全在今天的人如何解讀,尊重它能產生一種解讀,輕蔑它就能產生另外的解讀。所以,歷史虛無主義不一定是敵人的陰謀,很多是自己人的創造。

40年的時間,至少有兩種表面上看起來似無大害的傾向,會導致嚴重的歷史虛無主義。

一種傾向與人們的「享樂癖」有關。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過剩時代,生產過剩,消費也過剩,在這樣的狀態下,真正還能刻骨銘記短缺時代、貧困時期是什麼樣的人已經不多了。從未餓過肚子的人,不會完全理解餓過肚子的人的所思所想,從沒缺過錢花的人,也不會完全理解從小窮怕了的人的所思所想。由於人的天性都是嫌貧愛富,結果就是追求當下享樂的時間遠遠大於回憶過去貧窮的時間,俗話說「記吃不記打」,久而久之,歷史當中艱難困苦的一面就被淡忘掉了。

回顧歷史,無論從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還是從建國60多年,或只說改開40年來,艱難困苦的一面也不僅貫穿全過程,而且至今仍在延續。天性勤勞、百折不撓的中國人民作為一個整體,始終都在努力奮鬥中,未曾有過絲毫鬆懈。這一點如果被嚴重忽視,將會大大低估這段歷史的世界意義。縱觀數千年人類文明史,還沒有哪個文明能逃脫出業精於勤荒於嬉的興衰周期律,既然中國人創造了史上空前的大繁榮、大成功,其中也一定包含了史上空前的大努力、大奮鬥。特別是考慮到中國是從一個後發國家的位置上、沒有通過戰爭和掠奪、也沒有出讓主權和國土、完全獨立自主取得了這個成就,更需要從艱苦奮鬥這一面來正確評價這段特殊的歷史。

另一種傾向則與人們的「自大癖」有關。為了說明製造假歷史有多容易,保護真歷史有多難,不妨想像一下如下情形:

一位10後的小學生,面對80後的上代人,下了一堆斷言:1.我每天手機叫外賣點餐,這代表人類剛剛學會吃,你們老輩人既然從小沒有外賣,恐怕從來不懂什麼是吃飯;2.我每天用手機閱讀,這代表人類剛剛進入知識時代,你們老輩人既然從小沒用過手機,恐怕從來不懂什麼是學習;3.我用手機聯網,可以瀏覽全世界的網站,這代表人類剛剛睜眼看世界,你們老輩人既然從小沒有互聯網,恐怕也不懂什麼是世界;4.既然我來到這個世上7、8年就知道了這麼多,這證明我代表了真正的人類,你們和所有曾經活過的幾百億古人差不多是白活…

40年時間,知識「巨嬰」們以互聯網的速度進行迭代,今天的顛覆者一代,轉眼就成了被顛覆者一代,對於歷史的總結和反思,他們既聽不懂,也不想懂,當然也就無力傳承。可見,真正需要保衛的,不是自大癖們自己描繪的那個井底,而是只有通過敬畏心才能看到的整個天空。

深刻總結反思改開40年,對於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如果不能樹立一個敬畏之心,還不如不談。不用說,享樂癖和自大癖都會導致對歷史的曲解誤讀。前者只看到歷史光鮮亮麗的一面,無視另外一面;後者則誤認為歷史從自己才開始,虛無所有前代。在歷史長河中,40年很短,但如果滑入這類情感或認知方面的陷阱,也完全有可能在此發生斷裂,失去正常的傳承。所以,這是人們需要警惕並加以克服的傾向。

迎接新問題

習主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

這段話之所以重要,在於其中列出的四個時間,已經把中國問題的整個歷史格局展開了。40年的改開,與60多年來的中國與世界是什麼關係?與170多年來的中國與世界是什麼關係?與5000多年來的中國與世界又是什麼關係?可以說,以上每一個問題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超出了當前流行的各種理論框架,都需要做更新的、更深的探討。

例如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可以肯定是完全沒用了,不要說繼續拿來解讀中國的新問題,能把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短短10年西方自己的事情說清楚就算奇蹟了。其他一些基於西學傳統的流行理論也差不多,雖然有親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之分,但在歷史虛無主義方面卻大同小異。由於在中華文明5000年這個大格局中,現代意義上的西方其實只佔一個很小的位置,既不是近代以來的全部,更無關整個歷史。所以,言必贊西方和言必懟西方,兩種立場都不能正確地面對真正的新問題。

圖5. 中華文明的歷史尺度

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存在決定意識」這個基本原理上。對於中國來說,這個文明的存在基礎,既包括中華大地這個獨特的自然地理存在,也包括5000年的連續傳承這個獨特的歷史文化存在,而且兩者之間有著深層的內在聯繫,密不可分。套用「廣土巨族」的概念,也就是非廣土不能巨族,非巨族也不能廣土,5000多年來這一歷史運動邏輯演變到今天不曾中斷,60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視為這一演變過程的最新一環。這一點,越是放在世界各不同文明的發展過程比較中,越能看清楚。

中國所要迎接的新問題,就這樣展現了出來:一個方向是向前看,中國這個行走在高處的世界大國,從改開40年再出發,即將步入一個又一個「無人區」,沒有了仿效對象甚至也沒有了追趕目標的未來道路是什麼?將如何走?這都是新問題。另一方向是向後看,從中華5000年自身的歷史中、從世界各文明發展史的比較中識別出中國歷史演變的獨特道路,尋找出中華民族復興和現代化成功的獨特因素。這也是新問題。

而無論是向前看的新問題,還是向後看的新問題,有一點很明確:那些完全基於「西方中心論」的政治經濟理論,將逐漸失去位置,失去適用性。而一旦沒有了「西方中心論」學術體系的依託,意味著不僅問題是中國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將是中國的,這就是「以中國為方法」 時代的來臨。

如此來看,紀念改開40周年將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要做好準備迎接一系列新問題的到來,以及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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