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應該如何被記憶

歷史應該如何被記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潘宇  時間：2018-01-24

孟子說，孔子著《春秋》亂臣賊子懼，這便是強調了歷史敘述對於政治秩序的意義。不過，孔子自己作春秋是筆則筆，削則削，但他卻十分誇獎秉筆直書的董狐為「良史」。很顯然，重要的歷史事件該如何被記錄，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理解。

實踐一旦被「歷史」性地記錄下來，就會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並塑造出一種持續穩定的價值觀。然而，對於久遠的歷史「敘述」歸納，相對要容易一些，因為歷史的敘述既然與政治環境密切相關，那麼，如何處理晚近歷史事件的敘事策略，以了解其中所建構的「集體記憶」，的確需要一定的理論勇氣。李紅濤和黃順銘所著的《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一書，選取了近代以來最具創傷性的「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象，梳理了20世紀40年代到2014年國家公祭日確立期間媒體報道的變遷，提出了這樣極具挑戰性的問題：「我們真的記住了『南京大屠殺』嗎？」因此，該書既可以被看作是對「南京大屠殺」的媒體敘述歷程的反思，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從歷史建構價值之可能性的探索。

創傷：為何我們對日本修改教科書的事件如此敏感

創傷和抗爭是目前中國近現代史敘事的主調，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客觀描述。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抗日戰爭，西方列強和日本利用戰爭，對中國的領土和資源進行了瘋狂的掠奪，從圓明園到治外法權，中國人飽受屈辱並奮起抗爭，所以在1937年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媒體報道的重點是「一心抗日」。而在1949年之後，南京大屠殺的敘事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該書通過對1949年到2012年《人民日報》關於南京大屠殺文章的分布的分析，發現到1976年，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不多。而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試圖修改教科書以否定侵略中國的歷史之後，《人民日報》將南京大屠殺重新發掘出來，所以書中以「重新發現的」南京大屠殺來反映這個轉變。

由此可見，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的瘋狂舉動，促發了中國人的「創傷」記憶。其實，1940年以來，日本對於中國乃至東亞的侵略為害最烈，而雖經遠東戰犯審判所的審判，日本政界始終對日本軍國主義對於東亞乃至世界文明造成的傷害認識不足，缺乏真誠的道歉。因此，日本教科書事件尤其成為刺激中國人「創傷」神經的因素。我們從1982年開始了「建館立碑編史」活動，1985年8月1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正式落成並對外開放。受到日本廣島和平集會的啟發，1994年12月13日，紀念館首次舉辦「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儀式」，此後紀念活動持續開展。

1982年日本「歷史教科書事件」還直接推動了國內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開展，出版了大量學術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已陸續出版72卷，收錄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約3000萬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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