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為什麼要提到《萬曆十五年》
編者：熱播的反腐劇《人民的名義》中，有這麼一個情節，漢東省的政法委書記高育良，被高小琴的妹妹高小鳳利用一本《萬曆十五年》給攻陷了。
可是這《萬曆十五年》是本什麼樣的書呢？
黃仁宇與《萬曆十五年》
文程龍偉
有位英國哲學家說，一切歷史都是虛假的，除了名字；一切小說都是真實的，除了名字。其意大概著眼於歷史的不可還原性。
歷史總是在不斷地演進，在歷史發生的那一刻，就註定再難復原它本來的樣子。換言之，歷史總是滲透著記錄者、再現者個人或其所屬團體的情感及立場。
文字上的歷史是主觀而非客觀的，《史記》歷來被推崇為信史，但司馬遷的愛恨卻也浸透在他的「春秋筆法」之中，何況中國向來都是後朝整理前朝的陳跡呢？歷史總是人對史料的再造，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那些卷帙浩繁的史料真偽難辨。
對歷史的這種認識，是在讀了很多不同立場的人寫的歷史書籍之後才有的。
我們學生時代所閱讀的歷史教材現在看來無非是帶有嚴重政治偏見的政治鬥爭史，或者乾脆叫階級鬥爭史。它們把中國的歷史簡單到兩個階級、兩種思想的你爭我奪。在這樣僵化的歷史觀的灌輸教育下，人們頭腦里的中國歷史也被固化。
直到我讀了《劍橋中國史》後才如夢初醒，甚至生出「這是在講述中國歷史嗎」的懷疑。看著文字中似曾相識卻又極陌生的描寫，我對白紙黑字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迷惑。
而其後，更讓我思考的就是這本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它從書寫方式和研究角度上徹底顛覆了我對歷史書的一般認識。
它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既有宮廷生活、嬪妃恩怨，又有財經政治和思想文化；既生動活潑又一絲不苟。
看似隨筆寫來，有如野史般趣味橫生，但每章之後的注釋和最後長達七頁的中英文參考書目又確鑿無疑地告訴我們，作為歷史學家的黃仁宇絕非信馬由韁、無中生有。
敘及的主要人物：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個個生動，人人鮮活。
國內的明史專家可謂多矣，恕我孤陋，卻未嘗見有此例者。這種研究及寫作方式向前延伸，作為歷史學家的黃仁宇寫出類似李敖《北京法源寺》的小說《汴京殘夢》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更具有創見性的是他提出的「大歷史」觀。什麼是「大歷史」？用黃仁宇的話說就是：「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引入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他認為，分析歷史的因果關係及其歷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對其他細端末節，不過分重視，甚至每個歷史人物的賢愚得失或某個歷史事件的發生，都認作次要。
我想這可能就是《萬曆十五年》英文原著名稱《無關緊要的一五八七年》的題旨——通過對平常的年份的社會經濟政治的考察總結出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癥結。
書中人物的悲劇性命運自有其個人原因，但以黃仁宇「大歷史」觀來看，「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2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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