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寨進入無人區 外國人怎麼看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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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當我們談論中國創新，聽到的往往是這樣一些詞：山寨、模仿、追趕。十年前，我在華為工作，最常聽到的是「對標」（benchmarking）。當時華為的發展思路，是從研發、市場、服務、供應鏈，全方位地將愛立信、諾基亞、朗訊等世界領先的通信企業作為標杆，向他們學習、尋找自己的不足、最終實現趕超。
十年後的今天，曾經風光無限的通信巨頭星光黯淡，而慣性處於追隨者位置的我們，似乎還沒有習慣在「無人區」前進，茫然四顧，該往何處去？
十年，這世界變化太快
中國已正式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應地，中國經濟的體量也越來越龐大，中國擁有一個全面的工業，可謂全能型選手，而且在幾乎所有產業都能進入世界前五，很多是世界前三，甚至是世界第一，再往前發展，中國企業並無可參照，只有探索屬於自己的路，在摸索中創新。可以說，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程度的必然選擇。
將視線轉移到中國之外，全球學者和專業機構如何看待創新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們基於自身國家的發展經驗為我們帶來哪些不同的視角和發展思路？
筆者特別挑選並總結了幾篇近兩年發表的文章和報告，幫助你了解國際上如何看待與分析中國創新的發展路徑。
威廉·拉佐尼克：《中國，一個創新的國家》
與美國和日本的崛起時產業發展依靠國家生產體系不同，二十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工業化是伴隨著全球生產網路的擴張而快速發展的。對中國而言，這種不同既帶來機遇亦存在挑戰。
研究創新與全球經濟競爭的美國學者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在《中國，一個創新的國家》（China as an Innovation Nation）一書中闡述了這樣的觀點：與美國和日本的崛起時產業發展依靠國家生產體系（National production systems）不同，二十世紀80年代起，中國的工業化是伴隨著全球生產網路（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的擴張而快速發展的。對中國而言，這種不同既帶來機遇亦存在挑戰。當中國公司或者其外國公司成為發達經濟體中行業領先的公司的分包商時，GPN為中國成為世界市場的製造商提供了機會。但是由於生產網路中各節點相互依存的特性，GPN也使得中國在技術發展中取得戰略控制變得更為困難。
威廉在書中肯定了累積增量創新的意義，但同時也認為這種方式還不足以讓中國成為創新國家。比如，韓國在ICT行業的低端細分市場中進入GPN，但現在已經轉移到GPN的高附加值部分。這種轉變的成功取決於國家經濟中企業的戰略控制。
根據對中國汽車、高鐵、ICT、清潔能源等幾大產業的分析，他認為中國正通過幾種方式來突破既有玩家對產業的戰略控制。
第一，做系統集成者。中國企業現在處於一個比較好的學習位置，可以比較、選擇最適合中國市場的技術。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做系統集成者在全球製造網路中上移，通過這種方式對外國技術有更深的理解，然後基於這種理解來進行產品創新。在高鐵、通信網路、清潔技術能源行業中，一定程度上都存在類似的「技術平台」的現象。
第二，在技術轉移過程中取得戰略控制。這種方式伴隨企業能力的不同，效果有所差異。高鐵屬於一個特例，由於鐵道部在談判中的巨大影響力，高鐵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而ICT行業和「市場換技術」的汽車行業則沒那麼成功。
第三，加強公司內部研發，比如ICT領域的華為、中興。威廉也強調，只有中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內部能力時，本土創新才可能發生。
第四，最重要的一點，中國企業可以通過瞄準中國市場而提高其戰略控制的能力。比如，在智能手機行業，來自中國中端市場的需求促使企業能提供性能好且成本低的產品。這種要求產品「足夠好」的需求使得中國產生了小米等企業。威廉認為，隨著中國的市場容量與複雜程度的增加，激烈的競爭使得目前這些生產「足夠好」產品的企業中的一部分成為能夠製造更高端產品的企業，有機會在本土和全球競爭中取得成功。這與二十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工業開始佔領美國價格敏感的經濟型轎車市場後提高產品質量最終在全球汽車市場取得成功的例子類似。
根據行業的性質和全球一體化程度，威廉認為，中國的創新驅動力既有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在建設中國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直接影響著技術、市場以及企業的決策。中國對於創新的管理體制還在根據各行業的反饋不斷地試錯和調整。
中國若想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需要注重治理機構、就業機構和投資機構三方面的建設。
第一，中國尋求向創新國家轉型的過程中，需要一個治理制度，確保政府和企業對生產能力的投資方面的合作，即政府與企業協作分工，確立在哪些行業通過何種方式支持企業的創新，從而避免由於過度扶持導致產能過剩、競爭不充分等最後導致創新受到抑制。同時，新的治理制度必須防止管理過程中的「尋租」傾向。政策的設計需要保證公司的利潤回歸給納稅人、員工、財務投資者這些對於公司效率有實際貢獻的人。在公司層面，很重要的一點是確立公司的治理體系，保持公司的戰略控制結構以保障公司持續的競爭力。美國上市公司「最大化股東價值」的思想可能會削弱公司的創新性。
第二，創新本質上是一個不確定的過程，決策者需要投資、創建、激勵學習型組織，因此人力資本在創新過程中具有戰略意義。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得不改變，以適應中國作為一個創新國家的要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在1998－2010年期間，大學的入學人數增加了近七倍。2010年，中國公民在美國獲得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博士學位，佔到了所有臨時簽證持有者的25％，是第二大國印度的兩倍多。這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力構成了中國轉變為創新國家的人力資本基礎。
第三，創新型企業需要「有耐心的資本」。中國想成為一個創新國家，必須發展投資機構，提供多樣化但有「耐心」的資本，支持和獎勵創造價值生產能力的投資。威廉推崇華為的融資經驗，並提醒股票市場導向型經濟有可能會削弱創新能力。
Joseph L.C. Cheng和Daphne Yiu：《中國公司處於十字路口：機構，創新與國際競爭》
目前，中國商業正處於十字路口，原來促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廉價勞動力、較低的運營成本和相對較弱的政府監管，這些正在發生變化。若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將吸引更多的外國公司進入並進行研發投入。
學者Joseph L.C.Cheng和Daphne Yiu在《中國公司處於十字路口：機構, 創新與國際競爭》（China Business at a Crossroads-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一文中表示：中國是全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而且中產階級消費群增長最為迅猛。中國目前有13億人口，近35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7%-10%，從購買力評價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並且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多的國家，中國最有可能挑戰西方經濟、政治、技術主導地位。世界需要關注並理解中國在全球和地區間的影響力。目前，中國商業正處於十字路口，原來促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因素——廉價勞動力、較低的運營成本和相對較弱的政府監管，這些正在發生變化。若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中國將吸引更多的外國公司進入並進行研發投入。
Joseph L.C. Cheng和Daphne Yiu認為，從戰略和國際商業學者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商業正處於一個過渡期。中國要想在未來創新驅動的競爭中成功，需要做到這兩點：1.吸引外國公司在國內進行高附加值研發；2.幫助國內公司在產品和技術開發方面創新。
JosephL.C. Cheng和Daphne Yiu同時指出，有跨國公司用中國「逆向創新」，作為進入其他市場的跳板，即在中國進行研發，旨在為中國消費者開發定製產品，在其他市場的銷售中，也銷售這些產品。同時他們認為，目前中國有一定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這可能使得中國公司在尋求海外擴張時，招致其他國家的不滿。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中國創新的全球效應》
與美國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效率和用戶聚焦型創新方面建立了優勢，但在科研和工程創新上相對落後。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在《中國創新的全球效應》報告中，將中國各行業的創新歸納為四類：科學研究型創新、工程技術型創新、客戶中心型創新以及效率驅動型創新。他們認為，與美國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效率和用戶聚焦型創新方面建立了優勢，但在科研和工程創新上相對落後。
在大宗化學品、紡織、電氣設備、建築機械等效率驅動型創新的行業，中國製造業的創新優勢主要體現於快速學習、掌握新的生產流程並設法加以優化。作為全球製造業大國，中國形成了包括供應商、工人、服務企業和物流服務商在內的龐大生態系統，足以保障本國和在世界各地的工廠高效製造以及改善生產流程。
航天、電信設備、汽車等行業的創新屬於工程技術型創新，成效喜憂參半，先消化後創新。最出色的是B2G領域（即企業到政府），這些獲得政府訂單的企業通過「獲取、消化、改善」國外技術來學習創新。這一模式在包括高鐵列車（目前中國佔全球市場的41%）、風電（20%）和電信設備（18%）等行業最為成功。長期穩定的政府採購需求在過去30多年裡為本土企業提供了建設交付能力的獨特機遇。在此過程中，中國的創新者們幾乎抓住了所有可能的機會來學習和掌握先進技術。
互聯網服務與軟體、家用電器、家居用品等行業的創新，屬於客戶中心型創新。由於中國有著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企業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說是坐享其成。事實上，中國市場規模如此之大，以至於許多行業的國內市場領導者同樣也是全球市場的領導者。
在醫藥、生物、技術、半導體設計等領域的創新，屬於科學研究型創新，即需要發明新的產品或技術。在這些領域，中國仍在迎頭追趕，也在嘗試新的中國式方法。科學研究型創新不僅能帶來最高的經濟價值，同時也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深遠影響（例如拯救生命的新葯）。中國政府視科研創新為重中之重，投入資金建設科學發現與發明所需的機構和能力。迄今為止，這些投資雖然尚未轉化為創新領導力，但已經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與此同時，在依靠科研創新的行業，中國企業正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比如利用中國的市場規模和速度來開展藥物試驗。
麥肯錫認為，中國政府過去從務實的經濟發展政策和投資建設科技發展所需的重要基礎能力兩個方面支持了創新活動。市場化改革造就了中國今天的創新成功，創造出龐大的消費階層和富有競爭力的製造行業。持續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將有助於支持更多的創新。
為了能在未來十年中取得全球創新領導地位，政策制定者應當注意這幾點：調整刺激創新的手段；支持創業，讓市場發揮作用；在政府採購中成為高要求的創新客戶；對科研投入，要使用能夠衡量創新實效的考核指標；培育強大的地區創新集群。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
從全球的視角看，中國的創新力量已經開始改變全球創新版圖，成為一股無法忽視的動力。中國科技創新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發展的，中國的創新過程並非孤立的，而是嵌入到全球生產網路體系的，是全球創新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在與全球創新互動的背景下，中國創新的發展將會越來越多地引發國際關注。
聯合國專門機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於2016年11月發布了《世界知識產權指標（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年度報告，報告指出，中國的創新者首次在單一年度內，提交了超過100萬件申請，同時推動全球專利申請量創下歷史新高。中國的專利申請量增長速度目前也位居全球榜首，同比升高18.7%。中國的創新者向海外提出的申請穩步增長，幾乎相當於整個法國的專利申請總量。中國專利局2015年的專利授權量約為36萬件，超過美國成為授權量最大的主管局。據估計，2015年全球的有效專利為1060萬件，其中約四分之一在美國，其次是日本，中國位居第三，其有效專利擁有量約佔全球總量的14%。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高銳（Francis Gurry）稱：「中國創新者在2015年提交的專利申請最多，超過110萬件，中國專利局也由此成為首個在單一年度內受理超過100萬件申請的主管局。」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指出，中國首度躋身前25名俱樂部（比上年度上升4個位次）。這對中國而言，有較大意義。原因在於：首先，中國是首個躋身前25位的中等收入經濟體，這個群體通常由高收入經濟體組成，這是一種突破；其次，中國縮小了與美國等高收入經濟體在研發支出或其他創新投入和產出方面的差距，在部分衡量指標中佔優。
從全球的視角看，中國的創新力量已經開始改變全球創新版圖，成為一股無法忽視的動力。中國在「商業成熟度」和「知識和技術產出」兩大維度中獲得高分，得分高於11-25名群體的平均分。
比如，在全球研發投入最多的一批公司中，中國的研發密集型企業數量尤為顯著。中國在「本國人專利申請量」、「本國人實用新型申請量」、「高新技術出口」、「全球研發公司」、「QS高校前三名平均分」、「國內市場規模」、「企業研究人才」、「本國人工業品外觀申請量」等衡量維度指標中得分較高。但中國創新力量的上升不應被視為威脅。
同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2015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報告》中指出，通過對3D列印、機器人、納米技術等突破性技術的研究，WIPO認為，美、日、德等工業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以公司為主導的前沿創新力量，而中國的創新格局，目前以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的貢獻為主。
WIPO同時認為，在全球語境下，所有經濟體都可能從創新中受益，全球知識的溢出效應和技術轉讓，通過跨境貿易、外國直接投資、高技能人才流動等途徑，使得創新成為多贏而非零和遊戲，狹隘地將中國創新視為威脅的「技術民族主義政策」並不可取。
客觀上說，與十年前相比，中國已經逐步摘掉「模仿者」的帽子，目前國際上沒有哪個機構可以忽視「中國創新」這股上升力量。事實上，每個強國的科技發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創新並沒有統一範式。中國科技創新是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發展的，中國的創新過程並非孤立的，而是嵌入到全球生產網路體系的，是全球創新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在與全球創新互動的背景下，中國創新的發展將會越來越多地引發國際關注。
回顧這些國際上對我們的關注，也有利於從外部視角來理解中國創新，從而更好地創新。而如何在這個一體化的體系中找准自身定位、參與國際分工、掌握主動性和話語權，便是中國創新在未來要面對的課題。若干年後，當中國企業也成為全球科技的引領者時，才可以說，中國是真正的創新強國了。這個改變，希望發生在下一個十年。
（本文作者王璟瑜是清華大學全球產業4.5研究院駐日內瓦特約研究員。）
來源：產業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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