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流動人口的婚姻焦慮

近年來，筆者在實地調研中發現，我國現階段人口流動的相關人群普遍存在一個比較嚴重的婚姻焦慮問題。此處「人口流動的相關人群」，特指流動人口中的婚姻適齡人群，以及其中已婚者的配偶，不論他或她是否屬於流動人口。婚姻焦慮則是人們由於意識到自己在婚姻上，可能要面對一定的負面影響或威脅而產生的一種焦急、憂慮的情緒，甚至過分緊張、不安、擔心、恐懼。考慮到人口流動相關人群的婚姻焦慮與我國現階段整個人口流動背景密切相關，這種婚姻焦慮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式婚姻焦慮。事實上，從實地調研的情況來看，人口流動相關人群的婚姻焦慮突出體現為三個層面的擔心：一是擔心何處安家的問題難以解決；二是擔心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難以解決；三是擔心配偶出現婚外性行為。以下分別從這三個層面，來探討這種中國式婚姻焦慮的特點及其背後隱含的社會文化因素。

我們中國人歷來有「結婚成家」的說法。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看來，「結婚」不只意味著締結一種夫妻關係，也同時意味著成立一個家庭。而既然成家，自然就要安家落戶了。在這個意義上，「安家落戶」不只是關乎「家」，實際上也是「婚姻」的基本保障。

我們知道，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我國城鎮化建設實際上伴生了一個由農村勞動力適齡人口大規模轉向城市第二、三產業領域就業的人口流動現象。不過，早期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進城就業主要是一種臨時性打工，目的就是多賺一點錢，補貼家用，或積累一定的資金之後返鄉尋求發展機會，其職業身份仍然是農民。此時，「何處安家」是一個隨著「結婚成家」而自然解決的問題，即其「家」就安頓在農村的家鄉。

然而，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化建設的加速不僅為農村進城務工人員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就業條件及環境，而且在相關政策上逐漸放寬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在城裡安家落戶的條件。與此同時，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自身在就業動機、職業身份及權利意識上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一者，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動機不再是單純的「打工」，而是通過進城就業以期獲得個人和家庭的全面發展機會。二者，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身份已經融入城市就業者的行列，其中，出生於1980年之前的群體因多年進城打工已經實現了「由農業生產到第二、三產業」的職業轉型，而80後（即出生於1980年之後，包括1990年之後）群體自停止學業即進城就業，原本就不是農民。再者，隨著80後這個文化素質較高的年輕人在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總體規模上逐漸佔據主導地位，這個群體愈來愈具有明確的權利意識，他們意識到自己應當享有與城裡人同等的權利。由此，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將起初的一個職業流動轉變成了一個農村人口的城市融入，即愈來愈多的農村進城務工人員通過在城裡就業而開始加入一個爭取進城安家落戶、同時逐漸市民化的進程。可是，面對中國現階段堅硬的城鄉二元體制，農村人口進城安家落戶談何容易。此時，「何處安家」真正開始成為了一個問題。也就是說，現階段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不再甘於在老家安家，也開始意識到自己有權利在城裡安家落戶，但是，儘管其可能性增加了，卻仍然限於制度、政策上的障礙而不容易做到，甚至不可預期。

城鎮化建設既需要農村勞動力適齡人口轉向城市就業，又不能解決其最基本的安家落戶需求，以致其家不成家、婚姻也缺失了基本形態和保障，這恐怕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最令人費解的事情。

當然，儘管何處安家的問題沒有解決，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生活還得繼續。可接下來又出現一個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實際上，進城務工人員中已婚者的「家」大多是離散的形態，或是夫妻分居兩地，或是夫妻與未成年孩子分居不同的地方；即便是夫妻一同在打工城市租房子居住，表面上似乎有了一個居家之所，可夫妻中的一方，特別是女性，隨時有可能返鄉，從而出現夫妻兩地分居的狀況。事實上，農村進城務工人員中男性數量佔到六成半，幾乎是女性的兩倍。[1 ]

無疑，夫妻兩地分居對婚姻構成了比較直接的負面影響或威脅。從我們關於返鄉打工妹的調研來看，其中，已婚者每當提及自己的婚姻，或是焦急於婚姻家庭生活成本的增加，或是憂慮於婚姻家庭生活質量的下降，或是對夫妻感情逐漸產生隔閡而憂心忡忡，更擔心婚姻關係遭遇破裂的危險；而未婚者也極其擔心結婚後出現夫妻兩地分居的狀況。

應該說，早期的留守婦女問題在婚姻家庭生活層面也是一個夫妻兩地分居的問題。只不過，當時的留守婦女從未外出打工，自我意識、權利意識也不強，因而往往是默然屈從、忍耐、承受夫妻兩地分居帶來的痛苦。

如今，農村勞動力適齡女性沒有外出打工經歷的情形愈來愈少，而且她們返回家鄉也不意味著一定留守下來。所以，以「返鄉打工妹」的說法替代「留守婦女」，可能更貼切。事實上，返鄉打工妹之所以回到家鄉，其直接的原因大多是出於結婚、生育、照顧孩子及老人等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考慮而做出的臨時性選擇，一旦問題得到緩解，隨時可能再次外出打工。

當然，返鄉打工妹與早期留守婦女的差別，絕不僅僅是前者有打工經歷及隨時可能再次外出打工，其實更大的差別是思想、觀念不同了。可以說，城鎮化的深入推進及個人的打工經歷，在一定程度上讓返鄉打工妹經受了一場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洗禮：她們不僅增長了見識，開闊了眼界，掌握了一定的職業技能，更提升了建構自我、建構世界的觀念及其相應的自我意識、權利意識和平等意識。由此，她們很清楚夫妻兩地分居會給婚姻帶來怎樣的不利影響或威脅，她們不願意默默地忍耐，她們要爭取個人應有的權利和婚姻幸福的基本保障。

其實，返鄉打工妹是如此，那些獨自堅持在外打工的男性同胞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既然如此，為什麼返鄉打工妹一定要返鄉呢？即便返鄉打工妹因顧家而選擇返鄉，為什麼其中已婚者的丈夫不能一同夫妻雙雙把家還而非得堅持在外打工？沿著這個思路，我們不禁要進一步追問：究竟是當事者理性不足，抑或是制度缺陷使然？

如果說夫妻兩地分居對婚姻構成了比較直接的負面影響，那麼，配偶可能出現婚外性行為對婚姻來說則無疑是更直接的威脅。以實地調研的情況來看，返鄉打工妹中的已婚者絕大多數都擔心繼續在外打工的丈夫可能出現婚外性行為的狀況，即便丈夫人品不錯、婚內感情不錯，仍有擔心。當然，對配偶可能出現婚外性行為的擔心，並不限於夫妻兩地分居的情形，也不限於女性，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說，對配偶可能出現婚外性行為的擔心，實際上在人口流動的相關人群中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那麼，何以至此呢？

顯然，當事人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人口流動相關人群中實際存在的婚外性行為具有較高的比例，如近年來日益紅火的臨時夫妻。2004年，有調查顯示，當時進城農民工中的已婚男女有婚外性行為的人達到22.9%～24.3%，超過農村已婚者14個百分點，超過城市已婚者7個百分點。[2 ]2008年，另有調查顯示，在已婚的青年農民工群體中出現婚外戀的比例達到16.94%，其中，男性佔到37.01%，女性佔到11.56%。[3 ]據筆者2012年在一定範圍的實地調研來看，流動人口中80後群體（不包括90後）中男性出現婚外性行為的比例超出四成，女性也有一成多。

進一步來看人口流動相關人群出現較高比例婚外性行為的原因，夫妻兩地分居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特別是其形式已突破早期的夫妻長期兩地分居模式，而是愈來愈呈現短期、頻繁、普遍的趨勢，因而對婚外性行為的影響更大。另外，對流動人口婚外性行為有影響的因素還有職業不穩定、收入偏低、工作壓力大、居所不確定，以及家庭支持系統缺失，等等。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流動人口的性觀念似乎也在發生悄悄的變化。我們知道，中國人歷來將非婚性行為（包括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性行為）視為不道德的行為，即便當事者也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正當性。然而，時至今日，婚前性行為已被相當多的年輕人所接受；對於婚外性行為，也開始出現一些保持中立、寬容的態度，甚至出現為其正當性進行辯護的聲音。顯然，流動人口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以筆者在一定範圍的調研來看，流動人口不僅比一般人群更接受婚前性行為，而且出現為自己的婚外性行為尋求正當性理由的新趨勢。

可想而知，一旦婚外性行為的當事者出現自我正當性辯護，其婚外性行為即有可能脫離既定倫理道德的約束，也可能脫離婚內感情的約束。相應地，即便是人品不錯、婚內感情不錯的配偶，也可能發生婚外性行為。由此，流動人口中的婚外性行為開始出現一些質的變化，即愈來愈增加了發生幾率及其潛在性、不確定性、突發性和偽飾性。

無疑，有關婚外性行為正當性的自我辯護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本身的正當性有待進一步的審查、辨析和討論，此處暫且不論。但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是，現階段人口流動引發如此高比例的婚外性行為、性觀念的變化及相關人群的普遍性婚姻焦慮，其中何處需要客觀的理性分析，何處需要提出正當性辯護？

注釋：

「人口流動」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人口流動」是指人們離家外出一段時間後又返回原居住地的人口移動現象；而狹義的「人口流動」則特指「人戶分離」的人口流動，即人口戶籍登記地與現居住地不一致且離開戶籍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移動現象。本文「人口流動」取其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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