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靠譜地討論政治
我們今天推薦的這本書，也許能在你今後討論政治和政府時，得到一個更容易逼近真相的視角。
文｜周承輝
一百多年前，有一個幾百人的小群體，從掌控一個部門開始，逐漸突破了法律、政黨、政府以及其他官僚機構的大多數束縛。
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都是無名之輩，沒有出眾的理論家、英雄人物或獨裁者，卻取得了罕見的恐怖成就，他們一手製造的無數事件，今天都家喻戶曉。
他們就是舊日本陸軍大學校的畢業生群體。1945 年日本戰敗前的半個世紀里，他們控制下的日本陸軍扭轉了日本的國家戰略，最終導致數千萬人死於戰火，國家乃至周邊地區的命運為之改變。
俞天任的《戰犯參謀》一書，提供了大量與他們有關的故事，觸目驚心又妙趣橫生。不過我會推薦它，更多的是因為，在我們討論更廣泛的政治和歷史話題時，它能帶給我們一種更可能接近真相的視角。
各國政府機關里，官僚機構都是必不可少的骨架，他們的行為邏輯，往往也是能夠決定歷史的重大力量。
但是，官僚的行為難以得到清晰的分析，公文、媒體報道和答記者問中，不會告訴我們決策背後的算計：擴大本部門的預算和編製，方便升遷和尋租，減少工作量，降低問責風險……
這種隱藏的官僚邏輯，即使是內部人，往往也需要老同志的提點才能看透，外人就更難系統研究和理解。
萬幸的是，有日本陸軍這樣的例子，靠著它的成就和滅亡，為我們完整展示了官僚的邏輯，和它造成的種種奇觀。
比如說，一戰爆發前，日本陸軍最大的特徵，莫過於努力爭取擴軍，他們編製報告，嚴密論證擴充陸軍事關國運和國民安危。
這一套不奏效，陸軍大臣乾脆於 1912 年辭職，迫使內閣倒台，新內閣只能增加親陸軍的勢力。
事實上，日本作為島國，只要保證海軍實力遠勝於中俄，就可以悶聲發財，像陸軍那樣大搞「滿蒙生命線」，反而會招致列強杯葛甚至翻臉，對日本並無好處。
陸軍之所以堅持擴軍，其軍官的組織構成是重要原因：陸軍高層的位置本來都為陸軍大學校畢業生保留，然而，陸大逐漸有了二十多期四五百個畢業生，陸軍系統高層已經全部是校友，新畢業的就沒位置了。
如果只是如此，陸大校友們也可以通過內部鬥爭來騰出位置。不幸的是，他們彼此之間又太熟了，無法下手。
這是陸大的學生規模決定的：前十幾年總共只有100多學生，剛好一個鄧巴數；後來每屆四五十人，學制三年，剛好也是一個鄧巴數，小團體非常團結。
註：鄧巴數是指人們知根知底、新人協作的人數上限不超過150人，超過後就會自動分開圈子。和同時能高效管理協調的下屬副手不超過7位一樣，都是人腦的生物算力限制。這兩個數字在組織行為學中非常重要。
此外，陸大校友們又不可能離開陸軍另謀高就，因為陸大全面學習德國，而日本其他方面包括海軍都全面學習英國，因此，陸大的學生畢業後去其他任何部門，都毫無優勢可言。
戰後，陸軍官僚集團面對的壓力更為巨大：一方面更多軍官畢業，另一方面戰後裁軍壓力巨大，多年的壓抑和不解，導致他們集體仇恨現實體制，尋求另一條路線。
正式的翻臉，就是我們熟悉的九一八事變。按照軍法，陸軍總部應當逮捕審判策劃事變的軍官，但軍部官員集體默默護短，把球踢給了政府。
從組織行為學看，這是官僚集團的正式「宣戰」，悄無聲息。
時任內閣只能辭職，新上台的首相拒絕承認關東軍扶持的偽滿洲國，還計劃清理陸軍中的桀驁之徒，結果慘遭刺殺。
後一屆內閣只能趕緊承認了事，其他機構的官僚也醒過神來，違逆會有血光之災，順從則能至少自保，賣力則有望加官進爵。到國聯譴責日本時，外交官乾脆聲言退出，回國後被當作挑戰國際霸權的全民英雄歡迎。
曾經受到尊重的大國日本，從此逐步淪為國際秩序挑戰者。
陸軍的勝利，也給自己種下了禍根：九一八的肇事者未受懲罰，反而加官進爵，更年輕的軍官自然會學習他們的榜樣。
於是，七七事變的「不擴大方針」幾天就作廢，淞滬抗戰的「限定作戰圈」也無人理睬；到美國制裁後，又拒不撤軍——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沒人敢命令撤軍、啟動和談了，各人唯求自保。
這種局面下，無法無天者獲得了競爭優勢，上演了太平洋戰爭期間的種種奇觀。直到天皇宣讀投降公告後，仍有一夥陸軍殺進皇宮試圖阻止播出。
《戰犯參謀》成文於早年 BBS 時代，偏向大眾口味也比較零碎，習慣嚴肅讀物的朋友可能不習慣。但目前能看到的書中，這是唯一把組織行為演化當作主線的作品，適合一切想要了解官僚機構真實邏輯的讀者。
如果身邊的家人朋友總限於忠奸善惡、英雄傳奇、一盤大棋、階級性民族性等舊框框的話，也給他們帶一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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