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壁生：《孝經》的現代意義
2017年12月19日晚，弘道書坊「《孝經》之當代意義」座談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103室成功舉行。此次與會嘉賓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陳壁生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增光副教授和外交學院楊暉副教授。座談會主持人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顧家寧講師。此篇為陳壁生教授的發言。
很高興今天跟諸位交流對《孝經》的理解。我的發言主要分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對姚中秋老師的《孝經大義》的看法，第二是對《孝經》的現代意義的看法。
先說第一個方面，讀了姚老師的書，我感覺有兩點是比較贊同的，第一點是講「大義」，經典講大義，基本上以發揮為主。大義跟註疏是有區別的，註疏的做法，注緊扣經，疏不破注。但是講大義可以有更多的發揮。這本書的出發點，是中西文明對比，因為寫得比較通俗，所以結論比較簡單粗暴。但在意識上，以孝作為中西文明對比的落腳點，是很正確的。
我覺得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近十幾年來儒學復興，到了我們今天，開始有許多人講孝。我們中國人上一次特別把孝當成一個問題來講，是「五四」時期，「五四」之後，孝就不再成為一個問題了，因為大家都覺得它已經不是「問題」。到了最近這幾年，很多人開始覺得，在理論上孝又很重要了，這本身就意味著一個思想的轉折點的到來。在這一百年里，孝兩次成為「問題」，根本的原因在哪裡呢？其實就是對中國文明的認識的兩次根本轉折，最後都落實到孝問題上。所以，我覺得講《孝經》，如果能夠在中西文明對比的維度中來講，特別重要。如果要看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一個最核心的，或者是文明根基上的差別，我覺得主要就是在父子一倫以及孝的理解差異。這本書第二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立論的基礎。我覺得今人解經，一定要看懂註疏，才能對經文有入門的理解。姚老師這本書很多地方參考曹元弼的《孝經學》，曹元弼恰好是皮錫瑞以來解《孝經》最好的一位。不過，姚老師參考的《孝經學》，卻不是曹元弼解釋《孝經》最重要的著作。曹元弼的《孝經》著述，現存主要有一篇文章和三本書，文章是《述孝》，在《復禮堂文集》里。三本書包括《孝經學》、《孝經鄭氏注箋釋》和《孝經集注》，其中，《孝經學》其實相當於通識教育讀本，不是專業著作。《孝經集注》則是比較精簡的，可以作為家塾課讀。而《孝經鄭氏注箋釋》是最專業、完備，而且能體現曹元弼思想的著作。
接下來談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我們今天會重新重視《孝經》？
第一方面，孝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問題，所以，要重新認識和理解中國文明，就要重新重視孝。今天對《孝經》等經典，以及孝等問題的重新關注，與傳統文化的處境密切相關。十幾年來，中國學人對中國文明的理解有種種變化，表現在態度、立場、理論等各個當面，而其根本差別，就是對古今中西的認識的差別。如果說「五四」以來的思想主流，是把中西問題變成古今問題，那麼現在的主要變化就是把中西問題和古今問題分開了，變成中國有中國的古今，西方有西方的古今，然後在這一背景中談論古今問題。在這一背景中，理解「中國」，重新成為一個關鍵的困難，因為此前一百年，對中國的理解，往往是以西學的眼光進行認識的。因此，如果認為中國的古今與西方的古今不完全一樣，那麼，就有必要更好地認識中國自身。這便不得不深入到中國文明的基礎，中國文明的核心中，思考中國文明自身的問題。
無論是傳統文化的復興，還是像《孝經》這樣的經典重新被重視，都跟這一背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剛才講過，就是對孝的認識，自辛亥革命至今，一百來年的歷史中，有兩個時期特別突出，第一個時期是「五四」，第二個時期是現在。為什麼是「五四」和現在呢？「五四」時期全面反傳統，對傳統的全面否定，要到對「孝」的否定，才能打倒中國文明最核心的內容。如果我們今天重新來講孝，是重新肯定中國文明最核心的內容。但是這個核心的內容不是像我們現在講一套哲學體系意義上的核心，也不是把一般意義上的子女對待父母的情感當成道德基礎，而是指一個文明的核心。把孝做為文明的核心內容，跟我們今天一般地理解的孝，是不完全一樣的。
我們現在講到的孝，一般是兒女對待父母的倫理關係。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兒女對父母的孝，完全是個體性的，是一個個體對另一個個體好。但如果我們仔細考慮就會知道，單純這樣理解孝，完全無法理解為什麼孝是整個中國文明的核心，無法理解中國文明建立的基礎是孝。孝的問題，涉及到的人倫關係是父子，而它本身是一個道德術語。當我們說孝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問題的時候，對孝的理解，就不能僅僅理解為一種倫理文化，或者一個哲學問題，而是要把孝理解為一種秩序建立的基礎。
這就涉及到第二個方面，孝是中國文明所理解的秩序建立的基礎，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形成的基礎。在這個意義上，孝不止是兒子對父親的倫理關係。那麼，怎麼理解孝是中國文明秩序建構的基礎呢？這涉及到我們看中國傳統在講一種秩序的建構時，是怎麼樣講的。如果我們回到整個中國文明裡面來看，不管是性惡論還是性善論，不管是理學還是心學，都共同承認一些基本的要素，這些要素與孝都有密切關係，也就是說孝可以作為秩序構建的根本性的東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父子關係是自然的，而孝則是在這種自然的家庭中，自然發展出來的美德。當每一個人確認了自己都是由父母所生，那麼，要怎麼樣對待父母才是合情合理的？這種道德在中國文明的表述中就是「孝」。理論上來說，只要有家的存在，孝就是最自然的倫理道德。而且，儒家思想將更重要的一些道德，建立在孝的基礎之上。《論語·學而》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孝可以生長出仁。像道德的起源問題，孟子有孟子的論證方式，荀子有荀子的論證方式，但他們背後都會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比如把孝作為道德的基礎，則是他們的共識。像在孟子思想中，就強調一個人出生就知道愛敬父母，愛敬兄長，這就是人的良知、良能。在這個基礎之上，孝會成為一種最基本的道德。而這種最基本的道德，正是文明秩序產生的根源與基礎。在儒家所設想的秩序中，一個人在家庭中形成的道德，自然地向外生長，他在家庭裡面能夠一個好兒子，那麼在政治生活中，在其他的所有地方，都會懂得怎樣做一個好人。
在古代中國，孝作為秩序的基礎，表現為具體的禮樂秩序，比如「親親相隱」思想變成「同居相為容隱」的刑律，比如子為父服斬衰三年的禮制落實為丁憂制度等等，都是在父子的人倫關係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可以說，我們今天重視孝、《孝經》，應該更多地從文明史的角度，將之視為秩序建立的基礎，通過這種角度討論家國關係、歷史沿革、自然與文明、什麼是美好生活等大問題。
第三個方面，是「孝」作為一種維繫人倫關係的道德基礎本身的意義。在過去的一百多年的革命史中，主要是對人倫的革命。辛亥之後，君臣一倫表面上消失了，隨之而來的社會革命中，大家族解體，父子、夫婦、兄弟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人從禮法關係中解放出來，越來越變成個體。百年革命史，個體化以及以此為基礎的重建團體關係、家國關係，成為革命的基礎。
今天講孝，不止是要重視作為道德的孝，而且更要重視孝背後的人倫關係，以及在這一人倫關係基礎上建立的家國關聯。傳統五倫中，父子、君臣尤其重要。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曾留下了非常寶貴的理論資源。比較典型表現在晚清刑律改革上。晚清為了收回治外法權，張之洞他們推薦了沈家本、伍廷芳等人修訂刑法，伍廷芳、沈家本是當時所謂的法理派，他們修訂的這套法律，帶有理性主義的色彩，沒有完全考慮中國作為一個人倫國家的「國情」，而在法律中並沒有完全突出保護人倫的意義。後來，張之洞等人從「中體西用」的立場出發，對之進行了反駁，其代表人物是勞乃宣，勞乃宣寫了文章，並編成《新刑律修正案匯錄》一書，主張法律要根據習俗，中國文明的核心就在人倫上，所以，法律要保護君臣、父子、夫婦主倫理。這一派被稱為禮教派。修律的過程，經過了好幾年的博弈，表面上，沈家本等法理派勝出，包括民初刑律，仍然延續了晚清修定刑律的基本思路。但禮教派留下來的思想資源可能更加寶貴。像董康這樣晚清的法理派人物，進了民國之後，看到民國的變化，又放棄了原來的立場，認為法律必須講人倫了。而且，我們今天也可以看到，晚清的這場爭論之中，禮教派將中體西用的思想貫通到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之中，留下了極好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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