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持梅相贈
文程寶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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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愛書如命，多年搜求減價書優惠書，但我終歸是一介寒士，一位俗人。整日工作之餘，便是柴米油鹽，哪得閑情侍花弄草，何況居室簡陋，連個陽台也沒有。
更重要的是，我還年輕。雖然大學時代的諸多宏願，如今大多翻作夢境，但我終不願這樣早就甘於淡泊，在書齋和盆草中間度過飲茶的一生。
所以，在薄寒的冬日，當一位忘年的朋友攜梅來訪時，幾乎引起了我的「不悅」。在我看來，二十七、八歲，是與足球場、假日遠足和野營聯繫在一起的年齡；而臘梅，與退休老者相伴，才最為相宜。
朋友的這片心意，我自然是感銘在心的。他姓傅，年齡與我父親相仿，面容粗糙，衣衫不甚整潔，一看便知屬於勞動人民階層。他在成都東丁字街開了一間小小的舊書攤，以書謀生，兼及會友，結交了許多嗜書如我之輩。他本是多年前昆明醫學院的學生，或累於疾病或迫於家境而輟學。我驚嘆幾十年人生的坎坷，竟沒能磨滅他心中的那一份雅趣。
在我狹窄得僅夠容身的居室里，黃黃的花朵和蓓蕾，使室內平添了幾分春意。持梅相贈，這詩情的禮物中蘊含著多少古意！看著這一樹梅花，和朋友飽經風霜的臉，我真不知他是一位舊書攤的「老闆」呢，還是一位葆有儒風的都市隱者。
古人常有將梅花喻作冬日的仙女的。如此高潔傲霜的仙客，自然不應在陋室里受到怠慢。幸好窗外還有一個木擱板，是房子以前的主人留下來的，雖比不上陽台，但也足以使這盆梅花吐納天地之氣，綻出生命的花朵。送走朋友，已是夜間10點，我和妻子一起，到樓下的空地里鏟些溫潤的泥土，培在花盆裡。妻子秉燭，我執鏟，燭光搖曳，照出我們晃動的身影。鄰居們見此情景，都甚為不解，以為可笑。我們知道，再鮮艷的花，離開土地只有凋殘，這一點跟人一樣。即使水中的浮萍，也有自己的根系。
早晨起來，推窗而望，渾濁的城市晨霧和冬日的寒氣襲面而來，那株臘梅如燭如焰，吐出幽幽的香氣，沁人脾腑。在居家的平凡日子裡，添了這樣一位怡情遣興的友伴，因之格外相信，即使最嚴酷最漫長的冬日，也不能戰勝一樹臘梅。我想給初嫁我家的這株梅，取一個古代女子的佳名，喚作「暗香」，不知宋代詞人，梅邊吹笛的姜白石老人以為然否？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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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這段文字，寫於1988年的隆冬，或是1989年的初春，推算起來，應該是我最早的散文。那時，家中的喜事是生了兒子，而街頭也還沒有「喧囂與騷動」就像福克納的長篇名作所暗示的那樣。不知何故，經營了10多年的詩，一時難以再寫下去，於是轉而學寫散文。「書齋」是二樓與三樓之間早已廢棄的一間女廁，三平方米，狀如單人囚室。而我的家，則在三樓上，兩間小屋，除了幾櫃舊書外，別無長物。一場時代的大變故，蟄伏著，猶如天邊的隱雷，我卻渾然不覺，年輕的心境，因了這一樹臘梅，倒變得沖淡與隱忍起來。
這一段人生，就這樣拋擲在成都的小巷裡--尋訪舊書，騎著一輛簡化到只剩兩個輪子的「防盜牌」自行車。有一天，拐進青石橋農貿市場附近的東丁字街，一眼就看見了這家舊書攤。
蹲下來，將書巡視一遍，又進到室內，將幾個書架逐一檢閱，找出幾本合意的國學典籍。交錢時，試探著想省下一兩塊錢來，剛要開口還價，顯然是攤主的憔悴男子，斷然地說：「我這裡是不講價的！書無二價！要砍價，書留下，到別處買去！」
話有幾分沖，不像職業的買賣人。對初次上門的主顧，這樣的一番話，是很容易招致反感的。我抬眼看了看「老闆」，是個面善的人。這樣的言辭對待買書人，大概不全然是為了多賺幾個錢。
如數付錢，然後，道過謝，我騎車走人。這時，守攤的中年漢子突然從書攤上撿起一本書來，追了幾步，扔進我自行車前面用來裝雜物的鐵絲框里。幾分鐘前，我算了算自己口袋裡的錢，已不足以買這本書，便將它放回了書攤。
「眼鏡，以後常來喝茶。你找什麼書，說一聲，我給你留意。」
我騎車穿過泥濘的、堆滿爛菜與垃圾的農貿市場。價值一兩塊人民幣的這本白白得來的書，使我想認識這個奇特的賣書人的願望，一下子強烈起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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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光顧這家舊書攤時，他端出自己用的一個碩大的舊茶缸，請我喝茶。釅釅的，正是成都普通市民最喜歡的「三花」，茶缸的內壁，結了厚厚的茶垢，顏色莫辨。當時，我由京城畢業，分配到蜀都的報社工作，早就知道，四川人在喝茶上不分彼此，大家喝一個茶杯里的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放在北京，或是我的家鄉湖北，准得讓被請的客人大吃一驚。
喝過幾口茶後，我通名報姓，他也簡單地說，他姓傅，叫傅耀先，擺這箇舊書攤，活人，活命。問起他的家庭情況，他說，自己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妻子沒有工作。這箇舊書攤，是全家主要的收入來源。他特別提到自己的小兒子，正在讀初中，成績很好，將來一定要將他送進大學。說到這裡，漢子臉上飛出幾分喜氣。
嘆了一口氣，老傅說，我的這點生意，最近遇到了麻煩。城管部門的人，不准我將書擺在我門前的走廊上，說是「佔道經營」。你看，這樣窄的店面，進兩個讀者就轉不開身了，書不擺在走廊上，哪會有買主！聽他的語氣，似乎是想打聽打聽，看我這個「黨報」記者，是否可以幫他呼籲一下。
成都素來是書肆雲集之地。經過一番調查和採訪後，我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成都舊書業的調查報導，其中特意用單獨的一段文字，描繪了這家舊書攤的經營情況和目前的困境。文章見報後，老傅別提多高興了，買了好幾份，分送給附近的街道居委會、派出所等單位，他們也出面，幫著向城管部門說好話。說來也巧，此後，城管部門的大蓋帽們，便再也沒有上門勒令他將書攤收回室內。
過了幾天，老傅竟然一路打聽著，尋到了我的陋室，端著一筲箕雞蛋，進得門來。妻子正在月子里，不便出門待客，老傅在小屋裡坐了片刻，喝了兩杯茶，便要告辭。送他下樓時，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麼騎三輪車來呢？他說：「我不會騎自行車，只會騎三輪車。」原來，在擺舊書攤之前，蹬車拉客就是他的營生。為了來送雞蛋，他特意去仍然蹬三輪車的昔日夥伴家，借了這輛三輪車。
受人雞蛋之惠，我和妻子於心不安。老傅說這是成都人的老規矩，坐月子用的，我們也不好推辭。他臨出門時，已近八旬的妻子的老外婆，拿出自己親手做的冬瓜糖、蜜棗，硬塞給他幾包。他哈哈地笑著，也不推辭，蹬著車走了。
以後我到他的舊書攤尋書，他便不再收錢。這倒讓我很是為難。80年代末，我是家庭負擔沉重的工薪階層，手頭確實不寬裕，這也是我10多年來只買舊書的根本原因；而老傅則要靠這箇舊書攤養活家小，還要指望它為自己的小兒子攢下從初中到大學的教育費用。我若是硬塞錢給他，他便要勃然作色，說我看不起他這個「賣舊書的」。沒有別的辦法，我只有盡量減少光顧這家舊書攤的次數；即使去了，也盡量只挑一兩本自己實在喜歡、別處又無法買到的書。記得有一次，我發現了一本1895年美國聖公會出版的英文版聖經。那時，中文版的聖經尚且不易覓得，何況近百年的英文原版。見我將書捧在手中，摩挲不已，他拿過去，從一本舊畫報上撕下一頁，替我包好，塞在了我的懷裡。
以我對舊書珍稀版本行情的了解，這本書，他至少可以賣300元人民幣。在當時，這相當於我半個月的工資獎金
我回到家裡，將自己的藏書進行了整理，淘汰出大約兩百本價值不大的書，從單位的食堂里借了一輛買菜專用的三輪車，拉到了老傅的舊書攤。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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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舊書攤，是典型的「前店後家」。從書架的窄縫中穿過去，是一間破敗的廚房，天光從頭頂漏下來，原來是半露天的，只有一半屋頂。順著一架梯子爬上去，便是閣樓上的兩間小屋，一家老小就擠在那裡。屋裡黑得很，印象中還有一個老太太，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不知是老傅的高堂，還是他的岳母。
日子一長，老傅的情況就知道得更多了：老傅先是從昆明醫學院學業未竟，遭厄後(至於是不是1957年的那場「陽謀」之厄，我沒有打聽清楚)回到成都，打工謀生，60年代末期，莫名其妙又來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運動，口號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閑飯」。政府將在大城市裡沒有鐵飯碗的自謀生路者，統統下放到農村，逼迫他們從事自己完全不熟悉的農業勞動。這樣的德政，算起來實在不少。老傅就這樣被趕到了成都附近的崇慶縣農村，在那裡度過了10多年掙工分的苦日子，一直到80年代初，才想辦法回到成都。更令我吃驚的是，老傅的那麼多兒女，原來並非老傅親生，只有最小的那個兒子，才是他的骨肉。怪不得那張滄桑的臉，一說起兒子，條條額皺里都是笑意。
初次到老傅家登門作客時，老傅將我介紹給那些成年的兒女，要他們稱我「程叔叔」。這真是令我尷尬莫名的一件事，因為明擺著，至少他的大兒子和大女兒，和我的年齡不相上下，稱我「叔叔」，他們無法出口，我也不敢應聲。可我也知道，老傅從骨子裡講，是那種舊式的中國人，一個原本應該在大醫院裡穿白大褂的知識分子，恪守著傳承幾千年的中國傳統社會的那種「禮數」，他不能將我這個因書結緣的忘年之交視為晚輩，儘管在年齡上講，他完全與我父親相仿，而我，以自己所謂的「身份」和「地位」，又哪裡能夠將他當長輩稱呼。
老傅高看我的，倒不在於我寫下的那點不成器的文字，而是我從鄉村到城市一路走來的毅力，以及對父母、弟妹的那份長子、長兄的「擔待」。有一天，他早早就關了鋪門，帶著小兒子到了我家，約我到錦江劇場內的茶館，要了一壺茶，幾碟吃食，請我將自己的求學故事，講給他的兒子聽。這個麵皮白凈、鼻子上架一副眼鏡的聰慧少年，專註地聽著。我想，希望這個孩子將來有美好的前途，這不僅是老傅的心愿，也是我內心的大願。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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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傅的舊書，來自「收荒匠」。
在成都，有一群騎著自行車，馱著兩個筐子走街串巷，收購破舊電器、舊書舊雜誌的農村漢子，將收到的舊貨，賣到廢品收購站。別的舊書業主，只挑能夠賣出的，而老傅則不然，凡是上門來的「收荒匠」，他都一概照收。那些實在賣不出去的書報，他都轉賣給了郊外的磚瓦廠、鞭炮廠，用來墊磚坯或是裹炮仗，費事，又不賺錢，圖的就是不讓「收荒匠」白跑一趟。
然而，一座城市的舊書，原本就不是無窮無竭的資源，加上城市管理的日趨嚴格，走村串街的收荒匠越來越難以生存，他的書也就收得少了。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買書人，特別是專門買舊書的人，數量也是很有限的。兩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捉襟見肘的日子就難免了。
90年代初的一天，我到他的舊書攤去。他遲疑了片刻，說：「你手頭有活錢嗎？有的話，拿千把塊給我周轉一下。孩子們做服裝生意，賠本了，連帶著把我收書的錢都掏空了。」
幾年的朋友，這還是他第一次向我開口。當時，報社的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我也有了點可憐的積蓄。第二天，我帶了1500元錢，騎車到他的書攤交給了他。
此後半年，我再也沒有光顧他的書攤。
有一天，到他的書攤去，他責怪我說：「怎麼這麼久沒來？怕我覺得你是來催我還錢，所以不來？」喝著他的「三花」，我暗想，這個忠厚的人，卻也有這樣細密的心思，能覺察出人心的幽微之處。
過了一段日子，他收攤後到了我家，說是還錢來了。我接過信封，厚厚的一紮，比我借給他的，似乎多出了許多。我一數，整整3千元。我問他：「我借給你的是多少錢？」
老傅說：「3千塊啊！」
我說：「你多了一倍！」我一邊說，一邊數出1500元，遞還給他。
老傅一臉錯愕，有點懷疑自己的記憶。當時，我家的老婆婆也在客廳的沙發上坐著，數著念珠。老傅從我退回的錢中，抽出200元，塞在老婆婆手裡，說是孝敬她老人家的。老人橫豎不收，說，你一大家子，日子艱難，我們的日子好過得多，哪能收你的錢！
令我和妻子完全想不到的是，坐在沙發上的老傅，突然「撲通」一聲，雙膝著地，端端正正，跪在瓷磚地板上，望著老婆婆，說：「您要是不收，我就在這裡跪定了！」
我急忙過去，將那200元錢塞進婆婆的手裡，將老傅攙扶起來。至今我也不明白，老傅當時為何要行此大禮。
其實，這並不是我和老傅之間，第一次產生金錢上的來往：幾年前，我報考托福，報名費必須是美元。錢雖然不多，卻難住了我這個從來沒有見過美元的人。我記得老傅說起過，前一陣子，一位台灣來的讀者，買了他的幾本醫學古籍，給了他100美元。我將需要美元之事告訴他，他二話沒說，當即從屋子裡，拿出35美元來。後來，我因故沒有報名，將這筆美元退給了他。
1998年初夏，我舉家移民到了美元之邦，便再也沒有見到這個賣舊書的朋友。臨出國時，諸事忙亂，加上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煩，也沒有去向他辭行。我相信，這並沒有得罪他，因為，成都的任何朋友，我們都沒有辭行。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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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一切從零開始。在成都時買舊書、將書擦凈、補好、細細把玩的那份閑情與怡然，再也享受不到了。
更無從享受的，是清貧歲月里那份醇如酒、濃如茶的人情味。
2001年夏天，第一次回國，在成都只停留了四天，白天實在無法抽出時間去看望老傅一家，臨走的前一天晚上，也與老傅相熟的好友楊永清，開車帶我去看望老傅。在街頭的雜貨店裡，我花五十多元人民幣，給老傅買了一條他愛抽的煙。楊永清說：「你為什麼不買百把塊錢一條的好煙？」
我說：「我買這條煙，可以保證是他自己抽；買更好一點的，他肯定留下送人了。」另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口袋裡只有100元左右的人民幣了。
可惜那天老傅全家人，不知去了哪裡，屋子裡黑咕隆冬的，喊了半天，無人應承。對面的一家髮廊，一位小妹正要關鋪門，見我們在喊，就問：「你們找傅大爺？」 將我們讓進髮廊，顯然也是來自鄉下的這兩位妹子，和我們寒喧起來，說起「傅大爺」的好心腸、好品性，她們交口稱讚。我在一張紙上，給老傅寫了個便條，說我們來看望過他，沒有見到，這條煙，算是一點心意。下次回來，一定和他相聚。寫完，我掏出剩下的50元錢，托髮廊妹一併轉交老傅。
其實，我的錢包里，美元倒是有的。想送一點給老傅，轉念一想，又有點擔心，怕這兩個妹子靠不住。魯迅先生在《一件小事》中所鞭撻自己的那種「皮袍下的『小』」，就這樣不經意地浮出我的腦際。
時光流逝無痕。一年多前，聽說老傅的妻子「張姐」，偏癱在床，我曾托楊永清代表我去探望。我和妻子已經商量好了，下次回家時，一定要在經濟上，對老傅幫襯一下，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的困境，至少可以回報他10多年的慷慨贈書，特別是給我家老婆婆的雙膝一跪。
前不久，我終於回到了成都。從機場接到我，一上車，楊永清說：「這回，我們必須去看看老傅了！」
我說：「那當然。你安排一下吧！」
楊永清說：「這回，要到另一個地方去看他了！」
我的心一怔、一驚、一陣抽搐：我這個買舊書的人，與這個賣舊書的人，已經天人永隔了。
第二天中午，我們開車去老傅家時，陽光很好。在車上，我暗暗地在心裡說，見到「張姐」，我一定不要哭。停好車，只見「張姐」坐在門前，守著攤子，一副拐仗斜靠在牆上。我奔過去，蹲在她的身邊，眼淚「嘩嘩」地奔涌而下。我的腳下，舊書依舊，是在富裕的美國，花再多的美元也無法尋覓的精神食糧。此刻，在我的淚眼迷離中，這一地的舊書模糊一片。
張姐說：「莫哭了，莫哭了。難得你心裡還有這個賣舊書的人！幾年不見，你長胖了呢！」
問起他們最小的兒子，張姐說：「考啥大學！沒有考上，現在接了他爸爸的班，賣舊書的命，沒法子！」
無言的悲涼，為老傅，也為那個當年的白凈少年。
而我自己呢？舊書在蜀，故人在天。我伸出手去，觸摸到的，是這異國的冷夏，雲山千疊之外，洪波萬頃之外，經冬的臘梅和過年的炮仗之外。
2005年8月10日，美國舊金山無聞居
作者簡介：程寶林，湖北荊門人，先後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舊金山州立大學英文創作系，分別獲法學學士、藝術碩士（MFA)學位。現居美國，中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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