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字還是簽字，「冤大頭」為何總是李鴻章？
文｜陳事美
都知道李鴻章有「賣國賊」的惡名，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李鴻章在很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上了簽了字，尤其是以《馬關條約》、《辛丑條約》最為著名。可為什麼偏偏是李鴻章？李鴻章為何屢屢被當作「冤大頭」？
其實說起來，晚清那麼多不平等條約，也不都是李鴻章一人簽的。比如最早的《南京條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簽署的，那是1842年，李鴻章當年才19歲，還在合肥呢。《南京條約》中方簽字代表是兩廣總督耆英。耆英處於大清國對外交往的前沿，自然要和洋人打交道。《南京條約》既賠款又割地，但很少人記得耆英這個人。
說起來，能代表清政府簽字的必不是一般人，或主管外交事務，或類似耆英這樣的朝廷重臣。李鴻章第一次簽約應該是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 《中日修好條規》作為李鴻章的「處女簽」，其實是一個平等的條約。這個時候的李鴻章因為成功處理了天津教案而威名四起，剛剛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主管內政、經濟、外交、軍事等諸多事務。這個官職意味著李鴻章已經正式進入「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李鴻章故居的李鴻章雕塑
三年後，1874年，日本悍然出兵台灣。李鴻章再次與日本簽約，這次名叫《中日台事條約》。這次就不再平等，而是嚴重損害主權。後來，又與英國簽署了《煙台條約》。從此，李鴻章在簽署不平等的條約道路一發不可收拾。
為何總是李鴻章呢？從朝廷角度來說，無才可用。曾國藩那麼牛，處理天津教案屎都不如，一世英名毀於一旦。而李鴻章僅僅跟洋人耍了一點小手段，就成功化解了這場危機。這說明，李鴻章是有外交謀略與手段的。久而久之，外事只有李中堂最擅長、最熟悉，誰能誰就上，這沒得說。簽訂條約不是簡單簽字即可，而是需要事先談判的，李鴻章早就摸透了洋人的脾氣。越談越有水平，越簽越有經驗。所以，朝廷只能倚重李鴻章。
另外，李鴻章是漢人，也是外面頂缸的合適人選。與洋鬼子簽署條約這事吃力不討好，大家都怵頭，沒人願意出面去干。別說沒水平，就是有談判水平也不願意去受洋人那鳥氣，最後還要背歷史罵名。所以，朝廷里的一些王公大臣們是堅決不去背鍋的。
王公大臣們不是沒幹過這事，耆英簽署過《南京條約》，桂良、奕?、崇厚等人也都曾先後代表清廷簽署過條約。但李鴻章走上舞台後，大家發現，李鴻章的眼界見識、外交能力比他們可強多了。重要的是，終於有人可以替他們背鍋了。
再者，李鴻章畢竟是進士出身，思想比較開化，否則他也主持不了洋務運動。在洋務運動的歷練中，李鴻章較早接受了國際法、主權、人權等世界先進理念。李鴻章不像朝廷王公大臣那般妄自尊大，唯我獨尊。他知道，天朝上國那一套早已過時，這個世界不再是以中國為中心。要想融入世界，大清帝國必須放下身段，向西方學習。
另外，李鴻章也是最懂中國的人。李鴻章組建過淮軍，打過無數的仗，對國家的實力、軍事裝備情況等了如執掌。不僅如此，他很早就與洋人打交道，兩相對比，自己能吃幾碗乾飯，幾斤幾兩，他最清楚。這就叫知己知彼。與那些自大、時常叫囂的皇室貴族、王公大臣們不可同日而語。比如慈禧曾向十一國悍然宣戰，這都是愚昧、無知的表現。慈禧敢這麼干，還不是受了周圍那幫王公貴族的蠱惑。如果是李鴻章在身邊，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
無疑李鴻章是最清醒的。在義和團運動最厲害的時候，大肆燒教堂、殺洋人，甚至清廷命令清軍攻擊外國大使館，皇室內一片拍手叫好，而李鴻章深知這是違法國際法的行為。
不僅如此，李鴻章的世界眼光還造就了尖銳的洞察能力。比如在1871年與日本簽署《中日修好條規》時，李鴻章從日本人的身上便隱約感覺到日本的可怕，擔憂日本成為中國的威脅。終於，甲午戰爭來了。中國戰敗後，在日本簽署《馬關條約》，李鴻章便悲痛感慨，日本將成為中國的終世之大患！
說白了，很多時候，李鴻章只是清廷的一個傳聲筒，一個馬前卒。以《馬關條約》談判為例。雙方談判很艱苦、很激烈。每次李鴻章都要向朝廷請示彙報，完全是按朝廷的意思來談的。無奈，李鴻章與國內的請示電報被日本監控並破譯了，談判底線全部暴露。即使這樣，李鴻章仍然據理力爭，為此還差點被槍手暗殺。
《辛丑條約》談判，李鴻章以78歲的高齡，拖著虛弱的身體代表清廷與西方列強周旋。洋人們步步緊逼，李鴻章深知，大清朝危在旦夕。可想而知，李鴻章壓力山大，弄不好還要被慈禧治罪。為什麼李鴻章簽字回來後，大口吐血啊，其實他的病情也沒有那麼厲害，主要是心情過於悲痛、沉重才誘發病情轉危。
即使這樣，俄國人還逼著李鴻章簽字。俄國人要單獨與中國簽約，出讓東北。此時的李鴻章早已老淚縱橫，眼皮都無力抬起，悲憤不已的他堅決拒絕再簽字。
李鴻章是裱糊匠，更是冤大頭。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說起來，這算不算勇於背鍋、勇於獻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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