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辰：近代越南與西方文化的接觸及其文化變遷
引言：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越南社會各層面經歷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其中，以法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伴隨著法國的殖民統治進入越南，打破了以漢字為載體的漢文化在越南長期的「統治」地位，越南文化體系經歷了一場瓦解和重建的過程，即以儒教為軸心的越南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從衝突，博弈，甚至出現文化斷裂到最後逐步走向融合、統一的過程。
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德?羅德與《越-葡-拉丁字典》
越南與西方的早期接觸
越南與西方的接觸最初是由商販和傳教士開啟的。16世紀起，西方殖民勢力東漸，歐洲列強開始在東南亞地區進行大刀闊斧的殖民擴張活動。西方殖民侵略的初期，傳播西方宗教、征服異教徒是促成其海外擴張的重要因素。因而，西方傳教士成為西方殖民擴張的先驅，在早期殖民事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此戰略背景之下，西班牙、葡萄牙、法國的傳教士接踵而至，在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開始傳教活動。西方文化也隨著傳教士的到來零星進入東南亞地區。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傳教士視為連接東南亞與西方文化的橋樑。且傳教士們出於傳教需要，在向當地人學習越語的過程中用他們母語的書寫符號---拉丁文字記錄越語語音，日積月累創製出一種新的越語拼音文字---國語字，並在教會內部流行使用。到了1651年，在對前人成果進行整理、補充、完善的基礎上，法國傳教士亞歷山大?德?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在羅馬正式出版《越-葡-拉丁字典》《T? ?i?n Vi?t-B?-La》，至此這一新創製的拉丁化拼音文字基本成型。
由於法國曾扶助阮福映建立政權，故在阮福映統治時期，法國人獲得在越南自由傳教和經商的權利，法國天主教在越南的影響不斷擴大。他們通過「嚴密的分級管理制度，使教會的影響深入到最基層的教徒之中，有的越南村落完全天主教化，被教會所控制」 而在阮福映去世後先後繼位的明命、紹治、嗣德，均尊孔崇儒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鎮壓天主教，這就給法國攻打越南製造有利借口。1858年，法國以越南禁教、殘殺教徒為借口發動對越侵略戰爭，轟開了越南的大門，並開啟了為期近百年的殖民統治。
法國入侵後越南的文化變革
法國深諳文化同化對殖民統治的重要性，故在其入侵越南之後，便意識到「只征服國土還不夠，還須征服其靈魂」，由此法殖民統治者開始橫加干預越南的文化思想領域，力圖對其進行全面征服，其殖民「鷹爪」之長，手段之多，可謂給越南語言文字、文學、教育、思想體系等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致使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越南國內出現文化斷裂，即傳統文化體系被打破，新的文化體系尚未成型的文化斷層階段。
1、 文字方面的改制
長期作為越南正統文字使用的漢字及其承載的漢文化思想體系，成為法國鞏固對越殖民統治的最大障礙。而文字改革往往是重構國家身份及意識形態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鑒於此，為了消除語言交際困難，割斷中越文化聯繫的紐帶，操控越南民眾思想意識，從而建立奴役文化，將越南塑造成其永久殖民地，殖民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推行國語字以取締漢字。須注意的是，使國語字在越南紮根發展並不是法殖民政權的終極目標，其根本目的是將法文作為越南唯一官方使用文字，而國語字的普及僅為過渡階段，這一真實意圖從Puiginier主教（對法國在東洋地區殖民政策的制定起重要影響之人）寫給法國殖民總督（tong truong）的信中即暴露無遺， Puiginier主教在信中提出八條建議，其中「第二條是要廢除漢字，首先以被稱為「國語字」的歐洲文字代替（漢字）記錄安南語言，之後再以法文取而代之」。
在取得對越南全境的統治權以前，殖民政府對越南文字的改制從濡染漢文化較淺的南圻著手，再逐漸向中圻、北圻蔓延。1865年越南第一份國語字報紙《嘉定報》（Gia ??nh báo）在西貢出版發行，自此過去僅在教會中流行的國語字開始進入越南大眾的視野。1869年2月22日，南圻總督Ohier頒布規定「自1869年4月1日起，所有正式公文皆須使用歐洲字母（即國語字），漢字文本只具參考價值或須隨附國語字譯本」。 而直到1892年，北圻發行第一份國語字報刊《大南同文日報》，1910年6月1日殖民政府才將國語字確立為北圻的正式行政文字。
當然，國語字在越南的推行並不都是強制性的。越南國內對待國語字的態度亦從最初的抵制（以阮廷炤、秀昌為代表）轉向主動接受和學習。國語字之所以能夠逐步走向社會化，除殖民政府的強制性主張外，還有一大原因在於符合越南當時的實際需求。20世紀30年代「新詩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范魁曾對19世紀以前的越南作出如下描述「說本國語，寫別國字，手口不一」。 可見國語字的出現解決了越南長期存在的語言和文字相脫節的現象，實現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其次，相比艱澀難懂的漢字和喃字，簡單易學的國語字更便於教化民眾。因此，許多越南愛國志士在推廣國語字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目的在於開通民智，宣傳救國主張。如1907年梁文玕、阮權等人發起成立的「東京義塾」以及1938年在印度支那共產黨影響下成立的「國語字傳播委員會」均有效的推動了國語字的發展。
文字是一國文化的根基，雖然法國對國語字的推行並非一朝一夕內完成的，但從整個越南歷史發展進程看，在法國殖民統治者插足越南文化領域後，催化了國語字取締漢字的過程，這種短期內略顯倉促的轉變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越南與傳統文化的聯繫，正如法國學者於敷華所言：「頓時這種新的書寫文字，不如說把越南與中國這株大樹的主幹切斷，至少也與它脫節了」 。
2、 教育改革及官僚體系的更迭
法國在越南的教育改革與文字改制一樣，並非一蹴而就，亦是採取循序漸進的手段。
在教育體制方面，起初採取的是西方教育與傳統私塾式的儒教教育並存這一「雙軌制」策略，目的在於籠絡越南封建士大夫，利用儒教維持越南社會秩序。科舉制，作為發展儒教教育的制度化工具雖得以保留，但在各級科舉考試中，逐步減少儒家經典的考試比重，增加自然科學、地理、法語、法國歷史等考試科目。到了1865、1915、1918年科舉制先後在南圻、北圻和中圻被廢除，1917年12月21日印度支那聯邦總督艾伯特·沙羅（Albert Sarraut）頒布針對整個法屬印度支那的《學政總規》，以法律形式確立殖民教育體制，1919年順化朝廷正式宣布完全廢除儒教教育，自此儒教教育體制在越南全面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法式教育。
印度支那聯邦總督艾伯特·沙羅
在學校設立方面，殖民政府始終以服務自身政治利益為核心。1861年9月21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沙內（Charner）簽署文件，在南圻設立「百多祿主教學校」，後更名為「翻譯學校」，以教授法語為主，目的在於培養通譯員和相關公職人員，解決語言溝通問題，為殖民政權服務；1871年7月19日在西貢設立的殖民地師範學院目的在於培養教職人員，日後到各小學任教，為以同化為目的的法式教育「開枝散葉」；1874年增設的Chasseloup Laubat學校則為越偽官員以及在越法國官員的子女提供教育。由此可見各大院校的設立均為殖民統治而服務。
關於課程設置方面，《學政總規》規定：「小學階段：一、二年級的法語課每周至少12學時；漢字課每周僅1.5個學時（僅在四上午授課），且漢字教學須嚴格依照政府規定，課堂上須有學校的督學教師在場維持紀律，不可任由漢學教師獨自授課。中學階段：每周27個學時，其中法語課和歷史課（法國歷史）12學時，而漢字和國語字統稱為國文課每周僅3學時」
法國在越南進行的教育改革，除了受文化同化目的驅使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在於瓦解舊的官僚體系。殖民政府通過廢除科舉制，打破舊的官僚選拔制度，同時不斷壓縮舊官僚的權利，從而建立新的效忠法國的附庸官僚體系。1886年1月1日殖民政府出台針對越南本地官僚的規定「所有行政機構在職官員都必須會國語字」。 把接受西方教育、會國語字作為官員晉陞的條件。
實際上，上述的一系列教育措施僅針對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殖民者對廣大越南下層民眾實行的是奴化政策，這也暴露了法國插足殖民地教育的本質在於培植順從殖民統治的忠實奴僕，而並不在於發展教育本身。這就導致法屬時期，越南人總體文化水平急劇下滑，「在法國人來之前,近80 % —85 %的越南人可以讀和寫,但是在法國人離開越南的1954 年,這個數字已經跌落至15 % —20 %」。
《南方》雜誌
3、報刊業的出現
19世紀末，法殖民者將一種新的傳媒工具---報刊業引進越南，目的在於將其作為殖民政權的宣傳工具，通報相關殖民政策以及對法國文明在越南的傳播，即所謂的「開化之恩」進行歌功頌德，以操控民眾思想，鞏固殖民統治。無論其最初動因如何，客觀而言，這也是西方精神文明成就輸入越南的一大表現。正如越南學者陳國旺所言：「無論從語言文字的角度還是從新聞報刊發展歷史的角度，使用國語字辦報都是越南文化發展進程中的一大突破。」 隨著報刊業在越南萌芽與發展，越南文紳志士們一方面將其作為拓寬國人視野，開發民智的有效手段，創刊辦報介紹西方文化成就，登載新式文學作品，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語字、國語文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將其作為宣傳政治主張的工具，傳播救國思想，號召民眾積極響應。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兩份報刊是1913年創辦的《東洋雜誌》和1917年創辦的《南風雜誌》。
4、文學的變革
隨著國語字的發展，漢文學和喃字文學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逐漸走向式微。20世紀初至30年代，屬於新舊文學語言更替初期，這時期的越南文學以翻譯文學為主，主要翻譯漢、喃、法語書籍。如阮文永、阮友進、潘繼炳、傘沱等人掀起對中國經典作品的翻譯熱潮；而對法國作品的譯介中，阮文永貢獻極大，將法國詩歌、小說、話劇等優秀作品譯介至越南。1907年，他還成立光明翻譯協會，推動了翻譯文學的發展。
20世紀前三十年可以說是越南國語文學的萌芽階段。經過前一階段的奠基，自20世紀30年代起，文學翻譯勢頭逐漸消退，開始轉向以國語文學創作為主，出現了呼籲對舊詩進行改革、提倡新詩體、新理念的「新詩運動」。創作風格多樣化，且多受法國吹來的「西風」影響，以浪漫主義文學、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主。如阮公歡、武重奉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帶有莫泊桑的創作風格，春妙的詩歌帶有保爾·魏爾倫（Paul Verlaine）和阿爾蒂爾·蘭波(Arthur Rimbaud)兩位法國詩人的風格。
得益於報刊業的發展，文學作品能夠更廣泛、快速的傳播到社會中去，增強了文學作品的影響力。過去的文學創作多以言志、怡情、消遣或酬唱為主，多為「自說自話」，一如越南研究專家陳廷佑（Tr?n ?ình H??u）評價過去「文人更近乎聖賢而非藝士」。而到了這一階段的文學創作開始面向廣泛的讀者群體，並參與到社會現實生活中來。如貼近現實，反應民生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將文學作為思想傳播工具的革命文學。即便是「新詩派」所引領的浪漫主義文學也是對越南社會現實的另一種反映，是在抗法鬥爭陷入低潮，悲觀情緒籠罩下，部分越南知識分子轉而對封建禮教進行控訴、追求自我解放、個人幸福。此外，文學市場也逐漸形成起來。正如王智嫻所言：「放眼全局，此時的文章著述已擺脫過去「自發」、「自給自足」的局限性，並轉變成了一門社會行業。」
勤王詔書
5. 近代思想的發展
這一時期是新舊思想激烈碰撞的時期。截至阮朝，儒學依舊被視為「國學」，朝廷拒絕變革發展，排斥除孔道以外的一切思想知識，這就將越南擋在了新世界的大門之外。而當法國殖民者轟開越南大門後，新的思想觀念亦不斷湧進，且不斷修正、重構及發展。
政治思想方面：1885至1896年，愛國封建士大夫發起勤王運動，其口號是「驅除法賊，擁護王朝，謀求獨立」，其宗旨是維護封建王朝統治，可見保皇派仍未跳出儒教「忠君」思想的樊籬，依舊擁護皇權。到了20世紀初，資本主義民主思想開始萌芽發展，潘佩珠則是思想改進的最佳例證。1904年潘佩珠成立維新會時，仍囿於「君主制」的思想枷鎖，到了1912年成立光復會，轉而主張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其政治思想經歷了從君主立憲主義轉向民主共和主義的巨大轉變。到了20世紀20年代，受馬列主義學說及共產主義思想的熏陶，以胡志明為代表的革命志士踏上新的救國之路，1930年2月越南共產黨成立（10月更名為印支共產黨），共產主義思想在越南的茁壯成長推動越南民族解放運動加入到世界共產國際運動的浪潮中來。
從保皇到改良再到民主革命，越南先進愛國志士的思想歷程，是在複雜的社會背景下吸收西方先進思想而形成與發展的。但這並不是對傳統思想的全然拋除，而是東西方思想的有機結合。如潘周楨將儒家「民為貴」的思想與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相結合，提出了「君權不可倚，民權不可奪」的主張；深受儒家思想濡染的胡志明，其思想體系亦是在東西方思想的相互融合中不斷發展的，其本人在40年代就曾表示「孔子、耶穌、馬克思、孫逸仙難道沒有共同點嗎？他們都欲為人類謀幸福、為社會謀福利。倘若他們今天尚健在, 聚會一起, 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如親密朋友相處,……我要努力做他們的小學生。」
學術思想及思維方式方面：過去越南的思想體系是在長期的封建自然經濟狀態下催生的，多以感性思維、實用主義為主，依靠經驗總結以滿足生活所需，固守陳規，對事物的認識僅限於表面，缺乏思辨意識。西方先進文明的輸入，為越南提供了全新的思維方式---理性思維、抽象思維、分析思維，以辯證的眼光重新認識自然、社會與人類；開始注重透過現象探究事物的本質；科學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漸進，為越南學界邁向科學的軌道拉開序幕。
辯證看待帶有殖民色彩的文化接觸
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接觸，其結果將導致各群體內部的文化發生變化，文化水平相當的群體之間可進行「平等對話」，即在雙方自願的前提下，有選擇性的吸收對方的文化因子，為雙方創造新的文化價值；而文化水平差異較大的群體間往往呈「水流之勢」由高處向低處傳播，即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一方影響較低的一方，甚至有可能演變成強勢一方對弱勢一方的文化壓迫，從而導致弱勢一方喪失自身文化特色。法國對越南的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文化接觸是不平等的，換言之，西方文明在越南的輸入伴隨著殘暴的侵略，所帶來的改變是強制性的，是為殖民統治而服務的，無論如何粉飾也難以抹滅其殖民色彩。法國對越南採取的「同化」政策，導致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南國內出現文化斷裂現象，越南文化體系經歷了一場瓦解和重建的過程，這一過程見證了越南民眾從最初的強烈抵制西方所帶來的一切到後來對國語字的接受與認同，對西方文化的接納與吸收，其態度與意識的轉變推動了越南民族文化在東西混雜、新舊交織的複雜背景下不斷變革與發展。民族意識的覺醒使得越南有識之士意識到一味地固步自封無法滿足思想解放的要求，吸收西方先進文明與文化是當時的背景下救國圖存的唯一選擇。於是，「自由、平等、法制」的西式思想成為越南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利器，國語字、文學、新聞報刊的發展更是充當了有力的思想宣傳工具，推動了越南民族解放事業的發展。從這一角度來看，法國殖民主義充當了馬克思所指出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縱觀越南這一時期的文化變遷，並不是對傳統文化的全盤顛覆，而是東西方文化因子經過衝突、博弈到融合、統一的過程。如文學方面，在引進西方文學的同時並沒有割斷與漢文學的聯繫，因而20世紀初出現了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熱潮。潘佩珠、潘周楨、胡志明等革命領袖的思想亦是在東西方思想的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槍杆子里出政權」，縱使殖民者的「槍杆子」再強大，也難以摧毀在一片土地上沉澱兩千年的文化傳統，正如潘巨棣所言：「進入20世紀，西方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日益滲透，但在這裡沒有吹走東風，而是在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我們隨時準備接受文化的精華。」 西方文化輸入的結果是使得越南文化體系呈東西交匯的多元化趨勢重構與發展。
作者 ：王怡辰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亞非語言文學16級碩士
越南歷史研究第五十八期
編輯:鄧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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