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修齊治平都要切於實際

「

導讀

由於擔心離別後弟子專事標榜導致世俗之謗及道德學問無成，王陽明在《與辰中諸生》一信中告誡弟子「要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換言之，不論修己治人都要竭力避免脫離事物而空談義理的不良趨向，修身齊家要貼近日用實際，治國平天下要貼近政治實踐。

」

實際上，這也是孔子編《春秋》的旨趣。在解釋作《春秋》的原因時，孔子說道：「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此，《春秋》並非空言論道之書，而是將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是非得失、興衰成敗系統進行了總結和整理，所謂「吾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實際上，孔門弟子和後世儒者多從「資治」、「鏡鑒」作用理解《春秋》，注重《春秋》對於君主和士人政治實踐能力的養成，或者說經世意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孔門弟子和後世儒者認為《春秋》「切而為國家資也」、「有國有家者不可以不學《春秋》」。因此，在孔門弟子看來，《春秋》是一部貼近政治現實生活的政典，《春秋》的精神是一種切於實用的實事求是精神。

《春秋》中這一實學精神在後世得到連綿不絕的繼承。後世學者在學風空虛時，往往會重新拾起這一精神。如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在晚近學風轉換中就倡導切於實際的學風。

在傷痛明亡之餘，顧炎武明末空虛的學風是導致「神州盪覆、宗社丘墟」乃至亡國亡天下的病根。他批評明末學者「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不研究孔子修己治人的實學，而空言形而上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顧炎武對明末學風的批評並止步於空對空，而且腳踏實地得從自身做起，所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曾有人向顧炎武求文，他答覆說：「文不關與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為也。」

明亡後，顧炎武退居深山讀書多年，通讀了二十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誌書以及名臣文集奏章、公文、邸抄。在讀萬卷書同時，他還注重行萬里路，他以二馬二騾馱書自隨，在大江南北實地考察，並尋訪熟知地方掌故的遺老耆學之士，詢問天下各郡國之利病得失。遇到邊關扼塞，便找來退伍老兵詢問詳細情狀。行經無險可守的平原曠野時，他就在馬背上默誦諸經註疏。在此基礎上，他編寫完成《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多種不朽之作。

此外，顧炎武雖絕意仕進，卻將經世之才在墾田度地等農業生產經營事業上牛刀小試，「累致千金」、「隨寓即饒足」，故而他在生活上比較富足，不似其他明遺民般清苦。

也正是因此，清代著名史學家全祖望高度評價顧炎武，認為他雖好言經世，卻無此前人多「欺人無實之大言」之弊，其實事求是、見聞廣博的踏實之風遠遠超出了此前一些儒者的功利之學。

因此，刊落聲華，切於實際。既是《春秋》的精神，也是從孔子弟子到後世大儒歷經傳承的不朽精神，更是我們當下修己治人的重要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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