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顯功：尺牘文獻的源流與研究
尺牘作為一種文體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文本形態之一，也是最具有社會性的文本創作形式。現今所存世的中國尺牘文獻主要有考古實物、尺牘原件和帖與印本中的尺牘資料。
一
中國的尺牘文獻源遠流長，它是隨著人類社會相互交往的社會需求和文字的出現而產生的書面交流形式。早在遠古時代，當人們的口頭交流不能滿足人際交往的客觀需要時，出現了具有記錄信息意義的實物載體。民族學調查所發現的結繩、刻木等材料，可視之為人類早期信息傳遞的一種實物交互形式的孑遺。當文字的使用和人際跨域溝通日益頻繁時，書面交流日益成為人們重要的溝通形式，並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信息傳遞的主要媒介。劉勰曾說：「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文心雕龍·書記》)此論雖未說明尺牘的源頭，但指出了上古時期公文尺牘流行的時代特徵。我們從《左傳》中的《叔向使貽子產書》、《鄭子家遺趙宣子書》、《子產遺範宣子書》中可得到見證。
中國尺牘的源頭至今未能確考，但「目前發現最早的書信實物是1976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四號秦墓出土的士卒黑夫與驚寫給衷的家信」。這兩封寫在木牘上的信，完整的一塊長23.1厘米、寬3.4厘米、厚0.3厘米；另一塊殘缺的木牘長17.3厘米、寬2.6厘米、厚0.3厘米。據考證，這兩件尺牘均寫於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
由此可見，在紙張尚未使用之前，古人寫信採用竹片、木片為載體，竹片叫「簡」、木片叫「牘」，或「札」，長約一尺，「尺牘」之稱於是成為書信的代名詞。「尺牘」一詞首見於漢代，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評論孝女緹縈上書救父的故事時曾說：「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這種以實物載體為狀語形成的名詞在我國通行了兩千餘年，衍生了一系列不同的別稱，如尺素、尺書、尺翰、尺錦。在特定環境下，尺牘還有眾多不同的譽稱和代稱。在葉新華所編《舊體書信用語簡編》一書中收錄了許多此類詞語。按尺牘收受對象的不同，其「書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記、曰上書、曰啟、曰箋，自敵以下曰簡、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狀」。自漢以來，尺牘之作呈現從公牘向私人發展的趨勢。私人互通書札和家書的增多表明尺牘的社會性功能得到了人們的認同，成為人際交往的工具之一。但秦漢時期見之於記載的尺牘文獻只有少量名篇依附於史籍而得以傳世。實物原件只有少量的考古發現，如在《居延新簡》、《敦煌漢簡》、《居延漢簡甲乙編》和敦煌漢代縣泉置遺址帛書中有簡帛書信文獻著錄。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尺牘文體地位的確立，尺牘的文獻價值也相應地在文獻史上得到了人們的重視，之後尺牘的收錄、編纂、刊刻才成為一種主動的文獻整理行為，使之從私人領域擴展到公共空間。從《文選》的零散名篇到北宋的個人尺牘專集，從個人文集中的尺牘專類到同人師友的尺牘總集，從模刻歷代前賢尺牘手跡的刻帖到歷代尺牘選編，尺牘文獻蔚為大觀，名篇紛呈，在中國文學史、藝術史、社會史上，均佔有獨特的地位。
二
尺牘作為文體而形成的文獻類型，是我國自古以來數量十分豐富的文獻專題，它是歷代被人們整理出版和收藏的對象。在傳統的文獻編纂學實踐和目錄學中，尺牘文獻的類目與名稱的演變反映了人們對此類文獻的認識。
文獻的整理取決於該類型文獻存世的狀況和人們對此價值的認識。在「書介彌盛」的春秋時期，尺牘並未得到有效保存，見之於文獻記載的數量十分有限。在漢代，雖然尺牘創作日漸普遍，但還未對尺牘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文學的空前繁榮，紙張使用漸廣，書寫媒介的轉變促進了尺牘的應用性與文學性發展，文獻的社會價值日益得到體現，其獨立文體的確立為建構尺牘文獻整理創造了基礎。劉勰是我國古代最早從文體論的角度論述尺牘文獻流變與時代特徵的學者，在《文心雕龍》中已將尺牘歸入「書記」類，形成了早期的尺牘文獻類目概念。在中國古代最早的文章總集《文選》中，尺牘的分類更加精細。在該書所列賦、詩、騷、詔、冊、令等38類文章中，有「書」為尺牘專類，其他如表、上書、啟、箋、奏記中也有與尺牘相同或相類的文章。蕭統的《文選》編纂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分類體系的初步建立，在中國古代總集目錄中首創尺牘文獻專類，為後世的尺牘編纂創立了體例。之後，我國歷代編輯的文選類讀物中，尺牘成為一種常見的類別。如宋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收錄宋代的表、箋、啟、狀、制誥、奏狀、奏札、萬言書、書、札子、迭幅、慰書等各類文體近40種，尺牘與之並列。在後世影響很大的姚鼐《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中，尺牘也成為必選的文章，前者分為13類，其中有「書說」類，後者分為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三大類，在告語門下有「書牘類」，並註明：「同輩相告者……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吳曾祺編《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所列「書牘類」，細分為14目：曰書、曰上書、曰簡、曰札、曰帖、曰札子、曰奏記、曰狀、曰箋、曰啟、曰親書、曰移、曰揭，其餘為附錄。可見，尺牘因致受雙方的身份不同和功用的差異，名目多樣。
尺牘收入別集約在唐宋。劉禹錫的《劉賓客文集》中有書、啟之文，《歐陽文忠公集》將尺牘類分為「書啟」和「書簡」類。編為個人尺牘專集則始於北宋，《宋史·藝文志》載有《范文正公尺牘》、《黃山谷書尺》。南宋時出現了彙集同人或師友的尺牘總集，《宋史·藝文志》載有《謝逸溪堂師友尺牘》。此外，首部以刻帖形式彙編尺牘的叢帖《鳳墅帖》也誕生於南宋，此帖保留了一代名人的書法手跡，成為一部彌足珍貴的尺牘文獻集。
明清以降，尺牘文獻的編輯刊刻漸成風氣，尺牘選本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還出現徵集尺牘編選出版的情景，如周亮工為編《尺牘新鈔》、《藏弆》、《結鄰》，三征尺牘，樂此不疲。清代尺牘的存世劇增，為原件的收藏彙集創造了條件，現今存世的古代尺牘主要為清中期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目錄史上，從明代起出現了尺牘類目。如《百川書志》的集部之下有「啟札」類，清姚際恆《好古堂書目》集部下設「尺牘」類。群書書目中設立「尺牘」類目正是尺牘文獻數量不斷增長，目錄學家對其文獻地位重視的反映。
在中國古代目錄中尺牘的歸屬以集部別集為主，後世目錄也多遵循此例。上海圖書館主編的《中國叢書綜錄》在集部總集類下列有「尺牘之屬」，收錄了39種總集和專集，另在別集中著錄了一批尺牘文集。
三
中國尺牘文獻的存世全賴實物原件和刻印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作為一手材料，其文獻流傳特徵一是原物遞藏，代代相傳，二是考古發現，偶有所獲；後者作為二次文獻，其文獻的傳播特點一是刻石傳拓，手跡傳真，二是雕版印刷，存世深廣。前者具有唯一性，後者具有複數性。雖然形式不同，但其文獻價值的本質是相同的，皆為一種具有信息內涵的文本，可資後人研究利用。但歷代文獻的產生與傳播均有偽作篡改現象，因此，尺牘文獻的辨偽自古至今也是人們的關注對象。
清代辨偽學家姚際恆在其所著《古今偽書考》序中說：「造偽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偽書滋多於世。學者於此，真偽莫辨，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文獻辨偽不獨辨古書，單篇文章與尺牘也屬其範圍。在《文選》卷四十一中，蕭統收錄了《李少卿答蘇武書》，對於這通尺牘名篇，自唐以來一直聚訟紛紜。劉知幾在《史通》中指出該文「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宋代蘇軾也稱其「辭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作」。後代錢大昕、翁方綱、黃侃等皆曰此信為偽作，所據均是從它的文體風格不同於西漢時期的主流文風方面予以判斷。也有學者從李陵與蘇武之間所通信件的文本分析與史事考證入手判定：「《李答書》為偽說成立。……產生於公元前54年之後。」 對此文的爭論近年時有文章發表，成為尺牘辨偽研究的一個著名例證。
在近現代，隨著學術的發展，尺牘成為重要的研究資料，人們對其辨偽日益重視，發現的偽作層出不窮。中國文獻造偽有其特定的社會環境和主觀動機，既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目的。眾所周知，太平天國歷史文獻偽作眾多是困擾學者研究的一大難題，學者們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辨別史料的真偽。羅爾綱自1934年秋天起在《大公報》「圖書副刊」上撰寫太平天國史料辨偽問題文章，發表了一系列論著，他總結了同時代人和後人作偽的原因各有六種情況。例如1862年，當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率軍從各路圍攻太平軍時，清廷的浙江官員把一封偽造的《侍王李世賢密札》散佈於社會，借李世賢之口宣傳清軍的強大，製造輿論以配合其軍事進攻，以此擾亂太平軍的軍心。此外，對於石達開出走後影響很大的《天王賜石達開詔》和《石達開報天王書》兩封洪秀全與石達開的通信也是偽作。 在上海圖書館所藏尺牘中，我們曾檢出一通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書信，在201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160周年前夕，我們請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專家和上海近代史學家共同鑒定，經從書法、印章、史事三個角度辨偽，判定為偽作。
名人尺牘因其特有的收藏價值備受人們的關注，其蘊含的經濟價值使造偽者利令智昏，混淆視聽。如南京有人「專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偽，並以此為業」。 所以歷代尺牘作偽以晚清名人受害最烈，不論原件和出版物，均須以辨偽的眼光予以審視。現以家書為例。1912年，共和書局排印出版了《李鴻章家書》，首次公開了李鴻章的90封家書，之後多次出版，甚至台灣文海出版社也將此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流傳頗廣。但經學者考證，其中有篇偽作。近代名人尺牘具有較多的閱讀受眾，是出版商樂於出版的讀物，但誤收偽作令常人難辨是非。因此，近代名人尺牘的辨偽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範圍。如1936年廣益書局出版的《清代四名人家書》，不僅有李鴻章的偽作書信，也有林則徐的偽作書信，常為史學家誤認為信史而引用。上世紀30年代上海中央書店出版的《張之洞家書》曾被後人編入多種家書文集中出版，經考證也是偽作。近年來，家書讀物盛行書市，但一些編者和出版社並未作認真的辨偽工作，只是簡單地編排翻印民國時期的名人尺牘圖書，致使謬誤廣傳。
當代書信的辨偽也不容忽視。關於郭沫若致陳明遠書信真偽問題曾是文壇一大引人注目的公案，郭沫若的秘書王戎笙曾寫有《郭沫若書信書法辨偽》一書專論此事。2013年的北京文物拍賣中，楊絳反對拍賣錢鍾書書信是一個廣受熱議的文化事件，由此而引申出錢鍾書、楊絳致魏同賢的信「全系偽造」的新聞。
從文獻特點而言，尺牘較之書籍作偽更易，數量更多。因此，尺牘的辨偽需要從流傳與來源、書寫特徵與紙張、文筆風格、信札內容、致受雙方的情況等多方面予以鑒定。
四
對尺牘文獻的評論與研究主要有三個取向：一為文體論，二為文學史，三為書法史。而尺牘的文獻內容作為一種文本資料，任何研究均可從中引征，為己所用，其研究可歸之於各自探討的範圍。
中國古代文體論可溯至先秦，但直到魏晉南北朝才有較系統的文體論著作產生。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第一個單篇的文體論，其中已有片言涉及對尺牘的評論。當劉勰的文體論巨著出現後，尺牘作為文體的理論才初步建立起來，在《文心雕龍·書記》中，劉勰對尺牘的文體特徵作了概括：「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此後，對尺牘文體歷代均有各種評論，抑揚不一，對其文體地位、特徵、歸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國古代雖未有全面的尺牘研究專著產生，但在文人學者的著作中時有討論。按照我國唐之後選文基本採取按體編排，依類選文的傳統，尺牘類選本的序跋例言最集中地代表了編者對尺牘研究的心得，這些文章具有尺牘文獻學的學術價值，藉此可深入研究中國尺牘文獻學理論，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學術資源。
尺牘的文學研究是人們最關注的一個方面。自古以來，許多傳之千古，膾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佳作。尺牘作為一種「雙人文體」，是兩人之間的直抒胸臆之作，文字情真意切，自然洒脫，具有文學的審美性。尺牘文學特性的成熟與該文體的獨立和自覺密切相關，從魏晉南北朝至今，人們普遍將尺牘文獻歸於文學之列，在傳統目錄學中，歸類於集部之下。尺牘寫作在文學形式上除散文外，還有駢文，或駢散結合，或以詩詞作書。歷代選編出版的尺牘類文集，也多以鑒賞名家尺牘之作為標準。在現代所著中國文學史中，尺牘有其一席之地，並有《中國尺牘文學史》專著問世， 結合其他尺牘專題文學研究論著，中國尺牘文學的概貌已初步顯現於文學史。
尺牘在書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對象分為兩部分，一是歷代刻帖，二是尺牘書法。眾所周知，古代刻帖的主要目的在於鑒賞名人書法手跡，刻帖在保存和傳播優秀書法作品方面厥功至偉，帖中所選書法作品保留了許多名家的尺牘。因此，帖不獨具有公認的書法價值，還有被忽視的文獻價值。帖學研究是我國一大顯學，歷代著述，高論不絕，但對其中的尺牘研究還需深入，特別是明清刻帖中的尺牘文獻狀況。尺牘原件歷來被人視為墨寶而收藏。作為書法資料，其研究與影印出版也是佳作不斷，成果斐然。因此，結合尺牘的書法史研究，從中可發掘出一批可作文獻輯佚的尺牘文本資料，而不是單純地視之為書法作品。如上海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所藏《紹興米帖》殘卷中所收13篇尺牘均為米芾佚文，藏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英光堂帖》殘本也有近40篇尺牘為米芾佚文，均為《全宋文》失收。帖中尺牘文獻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在尺牘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歷代尺牘文獻的整理成果可謂連篇累牘。但由於尺牘寫作動機並不以刊布為目的，致使具有隱匿性和易失性特點，實際傳世的尺牘只是原來創作中的小部分，顯得尤為珍貴。因此，整理搜集尺牘自宋以來，古刻鴻音，錦書薈印，代代刊布不絕。因尺牘書體各異，工草不一，趍錄整理之中時有衍脫誤認和無法辨識的情況，若未見原件或影印手跡，其差錯難以校勘。如《顏氏家藏尺牘》有潘仕成《海山仙館叢書》整理本，「然其書釋文未精，魚豕多訛」，經上海圖書館重新「訂其文字，正其訛誤」，推出了新式標點本。 整理書信若傳抄或編輯不當，也會出現錯誤。如1976年出版的《魯迅書信集》中有兩封魯迅致許壽裳的信被顛倒誤植。 所以，尺牘的整理不僅是文字處理的困難，其年代的考訂也是公認的難題，古今許多尺牘沒有明確的時間標註，需整理與引用者從內容與作者生平方面斟酌判定。總之，尺牘文獻研究的主要目標在於不斷深入認識尺牘的文體發展規律與特徵，通過辨偽、考訂、校勘等方法，從多學科揭示和整理尺牘文本，發揮尺牘文獻的價值。
五
尺牘文獻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史料性、藝術性和社會性三端。
尺牘的史料價值在於它的真實性，較客觀地反映了當事人的有關信息，即所謂「讀其文可以參稽其事迹，想見其性情，非僅文辭麗藻供學者摹仿已也」。所以，尺牘是人物研究最直接的史料，因為「私信……屬於自傳的範疇」。是了解傳主在特定階段真實經歷和隱秘心理的最佳佐證，在傳記、年譜的寫作中，書信的運用深受關注。尺牘為考察歷史大事件也提供了重要細節。2013年張佩綸曾孫張恭慶等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其曾祖往來尺牘、日記手稿等珍貴文獻，從中可看到晚清政治秘辛，特別是一系列重大運作的內幕，對認識清末海軍建設有重要史料價值。檔案是保存書信最多的文獻體系，檔案中的書信因其歸屬的特徵而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使之與獨立的書信相比，更具有文獻的相關性，有其互補性的史料價值。在上海圖書館已公布的近16萬件盛宣懷檔案中，信函數量達90345件，其中李鴻章致盛宣懷55件，鄭觀應致盛宣懷900件，張之洞致盛宣懷10件。其中涉及眾多歷史隱秘，保留了一些難得的告密信，如盛宣懷從陶湘的題為「齊東野語」的密信中，獲得了紫禁城內外的機密信息，「因為事關內幕，實在見不得人，已被盛宣懷燒毀。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部分，它仍然是難得的歷史見證。」 因此，隨著密藏書信的陸續公開，以此作為史料已成為常態，在史料學中具有重要地位。
尺牘的藝術價值來自於尺牘的書法藝術性和箋紙的雕版刻印技藝。據《漢書·陳遵傳》謂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為榮」，可見尺牘的收藏源於它的書法之美，自漢以來它的藝術價值已為人所重，以至模刻入帖，供賞案頭，或藏之篋函，展玩品味。歷代書論均有詳述，其書法的藝術價值自不待言。尺牘箋紙，正如明末清初的李漁《閑情偶寄》中說「箋簡之制，由古及今，不知幾千萬變」，這種娛情的藝術「自人物器玩，以迨花鳥昆蟲，無一不肖其形，無日不新其式」，具有極富藝趣的工藝之美，上海圖書館的梁穎先生對此在《說箋》中作了全面考察，茲不再述。總之，在中國文獻史上，尺牘是最具有藝術形式與內涵的文獻類別之一。
尺牘文獻的社會價值是由它的功能所承載的社會應用性、禮儀性所決定的。有學者研究認為：「對中國古代文人來說，有兩種文體幾乎無人不寫：一為詩，一為書信。」 其實，書信的寫作具有更大的廣泛性，是我國最有社會性的文字寫作，即使目不識丁也會請人代書。因此，致受雙方的身份與事由的不同，形成了文體形式的多樣性，其各種專稱展現了複雜的人際網路關係，折射了社會等級的現實。作為人際交往的應用文，尺牘承載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各種情景，其社會內涵是其他文獻不可比擬的。如《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中所列尺牘涉及的情景有敘候、慶弔、勸慰、請託、辭謝、索借、允諾、戲謔、邀請、自述、頌讚、寄贈、慶賀、敘別、思望、介紹、欣羨、規勸等。有人從這兩部尺牘暢銷書中，解析了紹興師爺網路的人文現象， 其社會史價值由此可見一斑。尺牘文體的禮儀性也使之具有獨特的社會價值，古代「書儀」之書，不僅是對尺牘書寫形式的規範，也是社會等級和禮儀在文獻中投影的固化。在歷史上，書信往來是社會各界人士信息傳播的主要形式，為此而建立的古代郵驛與現代郵政，構築了一種維護社會交流的機制。尺牘是編織人際網路與感情的「梭子」，具有深刻的社會學意義。一紙飛鴻，承載了無數人間的情感，古代詩詞中的魚雁音塵，牽動了多少人的情懷！尺牘也是社會變遷的風向標，近30年來，電子郵件與手機簡訊的流行，使書信雁逝魚沉，改變了人際互動的方式。因此，尺牘的社會價值更加受到了人們的懷念和珍視。
六
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清至當代尺牘原件達13萬餘通，名列國內各大圖書館前茅。其來源一為捐贈，如張元濟、李宜龔、陳植、葉景葵、葉恭綽、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和茅盾之子韋滔等人的收藏；二為採購，如歷年購自上海、蘇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古舊書店；三為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的徵集品。近年來，本館所展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積極開拓手稿文獻的徵集，當代文化名人的書信收藏取得了重要的收穫。
上海圖書館自1952年建立以來，不斷搜集、整理和研究尺牘，以多種形式揭示館藏尺牘。在1961年春節，上海圖書館曾舉行了「清代學者書簡展覽」，此展共「陳列了120個清代著名學者的書簡180多封，有千言長信，有短簡小札，都是沒有發表過的」。是一次影響很大的學術性尺牘專題展。近十餘年，館藏尺牘整理研究持之以恆，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人尺牘，其珍稀性為世人所寶，經系統整理考訂，出版了原件影印與標點排印合璧的《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8卷，公布明代尺牘586通，涉及作者341人。清康熙時曲阜顏光敏未信堂所藏《顏氏家藏尺牘》，凡284家，790通，列為國家一級文物，這部尺牘名作也出版了原件影印與標點排印合刊的整理本8巨冊。在《上海圖書館歷代手稿精品選刊》出版系列中，推出了翁同龢、俞樾的尺牘各二卷。其他還有汪康年師友、郁達夫、柳亞子、茅盾等人的書信均專書出版，並為《李鴻章全集》等眾多名人文集的編纂出版提供了大量尺牘底本。
《歷史文獻》年刊是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主編的文獻性學術叢刊，自創刊以來，整理刊布了本館3900餘通尺牘，如王國維致劉承干、曾國藩致張運蘭、陳寶箴友朋書札、胡樸安友朋書札、李鴻章致李瀚章、李鴻章致張佩綸、沈曾植的「海日樓家書」、葉恭綽的「遐庵書札」等尺牘，持續連載刊印，公布了一大批原始資料。本館同仁還以尺牘箋紙為對象，開拓性地推出研究專著《說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山東美術出版社)。本館珍藏的宋拓《十七帖》(上海古籍出版社)、《郁孤台法帖》(上海書店出版社)也驚艷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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