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義》中曾多次提到《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萬曆十五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王小波曾經評價說這本書是「不新的《萬曆十五年》」，確實，萬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可以說發生了很多決定性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說這一年平淡無奇，甚至沒有任何可談之處，但它恰恰是中國封建王朝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

過去關於明史的敘述，幾乎都有「稅重民窮」的說法，但是黃仁宇認為，「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情況，到明代到達了極點，而他寫作《萬曆十五年》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

明朝萬曆年間的重臣，張居正、戚繼光、申時行、海瑞……無一不以悲劇收場。甚至萬曆自己，在這種文官集團體制之下，也只能無為而治。由此可以看到一種強大體制慣性所帶來的悲哀。他們每個人都各有特點，亮光閃閃，也試圖做出改革，但最終失敗，大部分人還落得個革職、入獄、自殺的下場。一群文官為了整個集團的平衡，國家的武備、科技的革新、商業的發展都陷於停滯。文官集團的統治讓他們對這個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場不幸的開始，文官與宦官集團的奪權更是使大明王朝殘破不堪。

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只是這一年裡明朝廷上發生了若干歷史學家容易忽視的事件，而這些事件看來雖似末段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它們之間的關係因果，恰恰是歷史的重點。《萬曆十五年》中通過對明朝幾個關鍵性人物的描述，看到了這個沒落王朝的悲劇命運，歷史，最終讓這些帝王將相所泯滅。

雖然對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里已經批評得很透徹——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他認為，明朝的特徵在於「依靠意識形態作為統治手段；意識形態充斥了帝國的各個方面，無論從強度還是廣度來說，都是空前未有的。

萬曆十五年，那一刻開始，中國和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了！西方的帝國正在崛起，東方的帝國開始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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